公众对论文批判性结论的理解，应和现实道德拉开距离，回归到论文的论说语境中去。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的一篇题为《CEO自恋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以格力电器为例》的硕士学位论文引发热议。该论文指出，董明珠的自恋人格导致格力电器产生内部人控制。同时，文章分析了董明珠自恋人格对格力电器业绩的影响，其采取的冒险决策和固执己见的自恋人格表现，导致格力电器多元化失败。
论文的结论，在舆论场堪称“石破天惊”。由于董明珠个人的影响力，加之媒体扩散，学术议题很快便在公共空间发酵。董明珠的言行常常“霸气侧漏”，她直言豪语的公共形象，使得有些人认可她独有的自信，论文提及的“自恋”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这种感性认知。只是，论文将董明珠性格和格力经营联系在一起，使得讨论发生了转向。
有人将论文中的“自恋”和人们社交所反感的行为混同，认为论文在贬损董明珠；对董明珠个人持有异见的人来说，该论文已上升到人身攻击，成为了“批判的武器”；也有人认为该论文纸上谈兵，和复杂的商业行为相比，很多论断恐怕都站不住脚。
其实，需明确的是，学术论文是学理探讨，即便针对格力电器，展开个案研究，依然是经由案例分析，让理论落地开花。而人们对论文的了解大多来自报道，放观全篇论文，在整整近80页的正文中，不管是理论模型的选择，还是论证的过程依据，都富有动态的眼光，以此来看待董明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其结论也并非是情绪宣泄。尽管其结果颇有批判意味，但学术批判并非道德涉入。
公众对论文批判性结论的理解，也应和现实道德拉开距离，回归到论文的论说语境中去。比如，论文中的“自恋”，是组理论模型，有具体量化衡量方法，国内外更是有大量理论资源。为了概念准确，作者在文中还花费笔墨，厘清其和“过度自信”的关系，论文的这些学理化阐释和努力，应当被公众看到。同样，学界对待学术批评，往往持包容开放态度，不为学术研究划定禁区，让学术研究自由展开。这样的包容态度，也值得社会在理解论文结论时，有意识地调整视角和倾向。
对格力电器来说，该篇论文提到的有关问题，是否完全成立，仍然有待证实。论文只是给出“学术看法”，而且全部结论，仅仅是在CEO“自恋”的理论维度下作出的。正如论文结尾处作者写下的，案例研究法很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故而结论还有待大样本经验数据的进一步检验。并且，格力电器的信息数据获取，存在不可及的情形，结论或也因此存在偏差。
其实，在格力发展的过程中，董明珠无疑起到巨大作用。比如艰难时期采用非常手段，包括她雷厉风行的性格，都给企业经营留下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企业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定位愿景，对管理层也势必提出了新要求。如今舆论对董明珠所作所为有所质疑，却抹杀不了其对格力已有的贡献。人无完人，企业发展也非一帆风顺，面对这些朴素的道理，人们要宽容地看待董明珠，更要对企业发展始终葆有危机感。
有人说，董明珠女士可以论文结论不够准确，或有损个人名誉提起诉讼，但是否这样做，依旧要视董明珠本人意愿。即便如此，法律也才是定纷止争的最终力量。相反，如果这篇论文的有些说法，或真的戳中格力发展的痛点，那么它的学术价值就有所体现；而带有批判性的学理思考，也可为格力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白毅鹏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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