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12月6日文章，原题：全球对疫苗犹疑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自从在南非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以来，倡议团体、世卫组织和全球卫生专家都说，新变异毒株是疫苗不平等的可预见后果。他们说，富裕国家囤积疫苗，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不足。而实际上，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所遭受的不仅仅是不公平。
不是不够是不想
南非收到疫苗的时间确实太晚了，部分原因是富裕国家没有捐赠足够的剂次，制药公司也拒绝分享技术。有一段时间，南非甚至不得不出口在国内生产的强生疫苗，以遵守与该公司签订的合同。然而，南非目前的疫苗供应量足够使用150天左右。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与许多国家一样，那就是很多人不愿打疫苗。南非卫生部副总干事尼古拉斯·克里斯普表示，“我们有足够的疫苗和产能，但犹豫不决是一个挑战”。
南非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反疫苗情绪如何在最糟糕的时候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根据11月一项针对15个国家的调查，近25%的俄罗斯人、18%的美国人以及约10%的德国人、加拿大人和法国人“不愿”接种疫苗。南非今年春天的一项研究发现，22%的南非人不愿打新冠疫苗，而埃塞俄比亚只有4%。
疫苗犹疑是一个紧迫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要有人不接种疫苗，就会出现新的变异。一些调查表明，富裕国家对疫苗的犹疑程度实际上高于贫穷国家，因此病毒同样可能在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体内进化成某种可怕的新形式。
和民粹主义有相似驱动
如果政策制定者想限制奥密克戎和未来变异毒株的侵害，那就必须更好地了解人们为什么拒绝疫苗。像疫苗犹疑这样复杂的事情必然有多种原因，但研究表明，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信任。要想让人们克服犹疑心理，就必须恢复他们对科学、对领导人的信任，而且很可能还有对彼此的信任。疫苗犹疑的危机和体制信任危机是同一回事。
在世界各地，人们感到被欺骗，被忽视，没人理睬。他们不再信任本国领导人，猛烈抨击政府和卫生官员，有时候通过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形式表现出来。民粹主义是这种不信任的政治表现，与疫苗犹疑高度相关。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的社会学家乔纳森·肯尼迪发现，在一个国家内，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的人与认为疫苗不重要或无效的人存在明显关联。肯尼迪写道：“疫苗犹疑和政治民粹主义是由类似的动力驱动，即对精英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在政治上，民粹主义表现为支持主流以外的政党和人物，如特朗普或英国独立党。“在公共卫生领域，人们对医生和制药公司的不信任和愤怒日益增加。医学上的民粹主义是无脑怀疑主义。”肯尼迪表示。
许多因素导致对政府和科学信任的减弱，但肯尼迪特别强调了一个因素。由于战后的乐观和进步叙事未能帮助一些人获得成功，他们变得多疑和愤怒。肯尼迪说：“有大量人口在经济上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许多人感到越来越被政治剥夺了权利，他们觉得主流政客很冷漠。”这样看来，民粹主义和反疫苗情绪“似乎是对这种文明进步叙事的反对……有点像一种无助的呐喊”。
不能拥有，干脆就不要
恢复对体制的信任并不容易。各国政府可以立即采取的最简单措施是让人们更容易获得疫苗和了解疫苗。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缺钱搞疫苗推广活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疫苗专家诺尼·麦克唐纳说：“如何让人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疫苗信息，如何让人更容易获得疫苗，这对疫苗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响。”
当一些低收入国家在等待疫苗，而其他国家却在疫苗中“游泳”，这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疫苗的怀疑。耶鲁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萨阿德·奥莫尔说：“如果你不能拥有应该拥有的东西，有时你会干脆说不需要它。”
但大多数情况下，恢复对医学和疫苗的信任，归根结底是为公共卫生提供适当的资金。有时，如果公共卫生系统强大，甚至可以克服政治民粹主义。比如，在巴西，尽管有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但人们对该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信任度很高，免疫接种记录很好。巴西人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公共卫生系统，所以也相信该系统给他们打的疫苗。（作者奥尔加·卡赞，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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