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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吴晓波频道，口述吴晓波，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不同的时代会给身处其中的人提出不同的课题。这些课题有些带有原创性，更多的带有继承性。
11月26日，任正非发文正式送别荣耀。忍痛割爱的原因想必已经很清楚了。从2019年至今，美国对华为进行过三次制裁：从操作系统、芯片ARM架构授权，到高端芯片代工，再到购买第三方芯片进行全面封堵。
任正非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这是想打死我们。同时他对剥离的荣耀寄予厚望，希望荣耀“超越华为，甚至可以喊打到华为”。
这几句话让人感触良多，也让很多人思考一个问题：今天中国和美国在科研水平上到底存在多大差距？这些差距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缩短，然后实现赶超？
01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用美国人费正清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突然碰撞上一个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随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受到全面冲击，然后怀抱耻辱，自我变革。
在这个颇有“欧洲中心论”味道的理论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有鲜明的追赶特征。
鸦片战争后，我们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提出了“赶英超美”；改革开放后，我们“拿市场换技术”。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是名副其实的后发国家。
后发有后发优势，同时也有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的特征是“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制度照本抄录，然后在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进行商业变现，这样不仅避免颇多创新陷阱，同时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用市场经验迭代产品和商业模式。
中国商界和科技界因此流行着一句话：模仿是最好的创新。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彼得·德鲁克提出过“创造性模仿”（Creative Imitation）；三星前掌门李健熙说：“如果付出一亿韩元就能以一周的时间获得技术，硬要投入十亿韩元，还必须经过三到五年的研发，那是一种浪费。”
长期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把这套思维奉为圭臬。
比如，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他们率先接触了国外前沿的科技和商业模式，共同开创了“BAT时代”。如今，字节跳动代替了百度的江湖地位，它的CEO张一鸣也表示“模仿是对创新者最好的致敬”。
什么是创新？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观点，科学发明不是创新，当企业家把发明创造用于建立一个新的商业组合，才能叫创新。
什么是企业家？一个人在创新的时候就是企业家，而企业家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获得利润。
不知不觉，我们对“模仿即创新”上瘾，大力宣扬企业家精神，并形成了一套几乎全民的共识：凡是无法在中短期内进行快速商业变现的研发投入，都认为是次要的、无效的。
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缺的技术可以从其他国家买回来，而且别人一定会卖给我们，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
这套逻辑看上去行得通，但也造成了一种天然的后发劣势，就是我们漠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02中国高铁被誉为“新四大发明”之一。
确实，中国目前高铁系统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但是，高铁并不是中国发明的。组成中国高铁系统的关键技术最早从阿尔斯通、西门子等公司引进，我们只是在此基础上研发升级。
起初，中国仅仅掌握了转向架的核心技术。其它一些核心技术，比如牵引系统、制动系统、网络控制系统，仍然依赖于西门子、ABB、克诺尔等公司，随着“复兴号”诞生，我们才有了全面自主知识产权。
说到底，中国高铁的完全自主研发，还是建立在“模仿-创新”的机制上。
还有改变中国人支付习惯的二维码，它的发明者是日本人腾弘原，我们拿它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还有中国的手机，即使操作系统开发到没有一丝卡顿，它依然建立在由谷歌研发的安卓系统之上。
中国是被互联网改造得最彻底的试验场，但是我们熟知的万维网（WWW）却脱胎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它被发明出来最初是帮助来自世界各地学者运行复杂的粒子加速器。
记得在2015年，我带了一批中国的企业家到德国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通过德国工商总会和德国几百名企业家进行了一次交流。
当时，我看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很多德国的科研公司、大学甚至“隐形冠军”，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甚至公司卖给中国人。
但仅仅两年后，当我再一次去德国的时候，情况变了。德国从政府到企业，再到科研机构都开始警惕热情洋溢的中国资本。特别是美的收购库卡机器人之后，德国舆论界掀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
2016年，德国经济部出台了一项政策：凡是非欧盟国家对德国的核心公司进行并购，必须得到经济部的许可。又过了两年，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人一纸禁令“断供”华为，用小小的芯片卡住中国巨人的脖子。
所以到今天，我们试图用资本和广袤市场去购买和换取西方核心技术的路径似乎已经中断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痛定思痛，开始认真讨论中国科技的原创能力。
03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有三种。
第一种是“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包括了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型研究。
第二种是“从1到壹”，即在某个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从门槛处走到无人区，逐渐形成定价权和制定标准的能力。
第三种则是“从1到N”：找准模仿对象，并从另一条赛道追赶直到超越他，即“模仿是最好的创新”。
如果说过去的40多年，我们痴迷于“从1到N”，开始探索“从1到壹”，那么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则需要培养从“0到1”的能力，模仿将不再是最好的创新。
做法也很简单，不过是疯狂向科研人才砸钱并保持极大的耐心。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好多年了，不过还是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两年前，曾经有一篇《FAST验收在即，已启动新一轮招聘，“中国天眼”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的报道点燃了社会舆论。许多人指责科研人员忘记了初心，他们应该安贫乐道、甘于寂寞。
但很多人发现，这篇报道其实从侧面“揭露”了一个更赤裸的现实：10万年薪似乎是基层科研人员的待遇天花板。更何况还要与世隔绝，常年驻扎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的喀斯特洼坑中，甚至24小时三班倒。
在我看来，10万年薪根本撑不起安贫乐道者们的尊严。
这些基层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更值得关注，因为是他们支撑起中国科技的基本盘。当这个严峻的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企业家仅仅只能承担一小部分社会责任，比如高薪雇佣几位某领域的专家精英，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真正的痛点可能在体制内部。
或许，我们需要重构中国的教育体制，重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官场体制，我们需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我们应该让企业深度参与到基础科学的研究中去，我们更应该抛开幻想、自力更生，因为西方人绝不可能转让真正的核心技术。
这一切，恐怕都不是在3年、5年的时间里可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面对西方的科研创新能力的羸弱，并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课题，而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难题。
在这个难题面前，对一群改变世界者而言，安贫乐道或许是最大的嘲讽，他们更需要尊严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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