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裁判在CBA一场焦点战北京首钢对阵吉林男篮的比赛中。视觉中国供图
吉林球员钟诚压低重心，沉肩、发力，一个垫步，将防守他的北京球员李慕豪，顶出了底线，有空间投篮的钟诚刚想出手，裁判哨响了——裁判判罚李慕豪假摔，给了李慕豪一个技术犯规。
1月31日，北京首钢男篮和吉林男篮比赛中的这次判罚，赛后毫无意外地成为社交媒体热议的焦点。由于事发在第三节，关于这次判罚的准确性，外界并不会从裁判报告中得到答案，但显然，裁判问题仍然困扰着CBA联赛。
但这可能并不是CBA联赛所要面对的最严峻问题。就在前不久，CBA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从股东大会上传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消息，就是下赛季的球员“工资帽”将下调至国内球员4000万元人民币，外援500万美元。
2020年6月20日，CBA联赛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内第一个复赛的大型体育赛事，其示范意义以及鼓舞人心的作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随着2020-2021赛季的比赛在浙江省诸暨开战，CBA联赛继续发挥着上述作用，一些问题也开始逐渐发酵。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仍旧采取集中赛会制的比赛方式，让CBA各家俱乐部的利益、赞助商的权益，都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
有消息称，疫情之下联赛收入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CBA19家俱乐部的分红收益，预计将减少1500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算上票房等方面收入的损失，每家俱乐部将减少3000万元的收入，这对于一直是亏本运行的投资人来说，是不可忽略的损失。
“每家俱乐部的背景和实力都是不同的，所以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但大家都很清楚，收入下降是肯定的。”某俱乐部老总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CBA联赛从本赛季开始施行工资帽制度，目的就是想让联赛更加健康地发展，避免过度投入，而工资帽和联赛总营收挂钩，也可以让球员、俱乐部意识到，联赛这个蛋糕整体只有做大，个体利益才会有更好的保障。
但是疫情之下，“蛋糕”体量势必减少，俱乐部收入锐减，球员也难以幸免，单一国内球员最高基本工资限额也将由人民币800万元人民币下调至600万元人民币，而一家俱乐部外援工资总额也从之前的700万美元，下降至500万美元。
“现在国内外援大部分的税后薪水，都在100万-150万美元之间。”某球员经纪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下调至整体税前500万美元，各家俱乐部肯定会在外援选择上更加精打细算，那种税后200万美元、300万美元的超级外援，可能存在的空间就比较小了。至于国内球员，影响更加直接，那些可能在未来几年可以签顶薪合同的球员，收入会下降，而年轻球员的收入，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该经纪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名年轻球员在二队的收入一般是月薪3000元，上一队后的收入在月薪万元左右，之后随着能力提升，薪金也会不断提升，但并不是每个球员都可以成为顶薪球员，如果没有伤病打到35岁退役，20年的职业生涯，收入其实是可以估算出来的。
“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职业体育对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那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吃这碗青春饭，中国篮球的整体水平就越来越差，毕竟整个篮球生态最核心的，其实是球员。”该经纪人表示。
所以，从中国篮球长远的角度看，裁判问题只是疥癣之疾，如何生存才是更大的课题，降低工资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阵痛，但可能引发的负作用，却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何况，疫情之下，整个体育产业都举步维艰，CBA联赛整体收入减少的趋势短时间内尚无法改变，那么节流就不应该仅仅是针对俱乐部和球员。
事实上，CBA公司在某些工作中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人力资源成本居高不下，工作失误导致联赛收入下降，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俱乐部收入分配的减少，而这已经引发了不少俱乐部的不满。如何更加有效地服务于联赛，给联赛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是高高在上扮演联赛管理者的角色，也是CBA公司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报北京2月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屾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