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足坛大佬范志毅曾说过：用不懈的斗志，成为城市的楷模。他还记得，1995年申花队为上海夺得全国冠军后，足球顿时成了整个城市快乐的源泉。
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3月苏宁撤资江苏足球，且没有做好过渡交接工作，球队迎来实质解散后，大量江苏球迷为之黯然神伤。
近年来，中国职业足球迎来了一轮又一轮洗牌，有的高调进场，有的黯然退出。这背后，无不折射出职业足球之于城市的象征意义，以及各个城市对于职业足球不同的理解和思考。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总体来看，职业足球依然是属于那些经济发达城市的优先选项，中超球队依然大量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
但今年以来，随着中国足球新政的出台，新一轮洗牌过后，河南洛阳、河北沧州等二三线城市也得以入局，迎来了通过足球提升城市形象、打出城市名片的机会。
江苏憾失“江苏队”
江苏队，戛然而止。
2月28日，江苏足球俱乐部发出一纸公告，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要素叠加，俱乐部无法保障继续征战赛场，即日起停止运营。
到了3月下旬，中国足协正式公布的新赛季准入名单中没有江苏队，这意味着，这支发轫于1958年，起步于1994年的中国老牌职业俱乐部走向了实质性解散。
公开资料显示，江苏足球俱乐部此前由江苏国企国信集团投资运营，2015年转手民企苏宁集团。球迷们指责称，苏宁此番在没有找好接盘者的情况下停运俱乐部，这是对江苏队和江苏球迷的不负责任。
苏宁甩手引发的震荡甚至“出圈”了。
4月4日晚，著名主持人孟非在微博上晒出和球员周云以及主持人黄健翔的合照，称“两个江苏球迷请江苏足球的英雄周云吃饭，三十岁就退役，这酒喝得不是滋味。”
周云系江苏本土球员，此前在江苏队效力十余年。江苏队停止运营后，周云心灰意冷中选择了退役，尽管他还处在球员的黄金年龄。
前央视名嘴黄健翔是江苏人，孟非虽出生地是重庆，但也是长期在江苏工作生活的“新江苏人”。不难发现，球迷对于俱乐部的感情往往是一种基于地域性的自发行为。
江苏队去年首次夺得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冠军之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也向俱乐部发出贺信，称赞俱乐部“为江苏人民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
江苏队早年徘徊于低谷时，就像家里孩子成绩总上不去一样，也是备受江苏人民牵挂。据扬子晚报网报道，2007年底，时任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到新华日报和扬子晚报视察时，提出了一个令江苏球迷非常关注的话题：江苏足球为什么迟迟冲不上中超联赛？报道称，省委领导的关心，令人大受鼓舞。
但如今，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大省江苏将暂别“江苏队”这一招牌。
据《体坛周报》报道，江苏俱乐部停止运营后，由于俱乐部负债累累，尽管有企业愿意出手相救，但最终还是因债务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职业足球俱乐部，经济发达城市优先配置
事实上，江苏队沦落至斯，除了感慨于夺冠后三个月就停运，也觉得不可思议：江苏这个经济大省，似乎不该养不起一支足球队。
毕竟，高水平职业足球俱乐部往往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专属”。尤其是前几年，各路资本纷纷入局足球，各家俱乐部开启“军备竞赛”。
就比如苏宁，2016年初，作为江苏本土民企的佼佼者，苏宁入主江苏队后仅两个月，便豪掷超7亿元引进大牌球星。巴西前锋特谢拉转会费5亿元左右，将中国足坛转会费纪录大幅刷新。
此外，广州队的投资方恒大集团，河北队的投资方华夏幸福等等，过去几年也都在不遗余力地砸钱引进大牌球员。
如此“烧钱”，对于缺乏一定财力和巨头企业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往往只能望而却步。
数据显示，2016赛季中超联赛的16支队伍中，有8支，也就是半数，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
到了“军备竞赛”达到顶峰的2019赛季，三大城市群的球队有多达11支，剩下的5支也要么来自省会城市，要么来自副省级城市（大连）。
与之相对应的是，来自东北、贵州等地的球队，由于投资方财力相对有限，引援力度跟不上那些疯狂“烧钱”的球队，纷纷从中超联赛中降级。
英国体育经济学家西蒙•库珀在《足球经济学》一书中写道，欧洲足球之所以强大，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一直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有供养职业足球的经济基础，也有生长职业足球的社区土壤。
这一理论在中国不断得到印证。2018年底，“最强县级市”江苏昆山入局职业足球，成立了由昆山国资控股的昆山足球俱乐部。
数据显示，尽管是县级市，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元。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昆山开始关注公共服务品的建设以及城市品牌的塑造。昆山俱乐部目前依然是国内少有的县级市职业俱乐部。
中性名+限薪，二三线城市迎来机会
不过，随着中国足协“限薪令”和中性名政策的施行，中国足坛迎来了又一次洗牌，这让二三线城市看到了机会。
所谓限薪，即对俱乐部球员的年薪划定了上限，这能够有效制止各俱乐部以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价格高价引进外援，搞“军备竞赛”，引导俱乐部理性投资。
“中性名”政策，则是强制要求各个俱乐部的名称中不得带有投资方企业的名字，而是更加突出城市文化和特色，以符合国际惯例。比如天津泰达更名为天津津门虎，云南昆陆更名为昆明郑和船工，等等。
这无疑给试图通过投资俱乐部直接产生广告效应的企业，泼了一盆冷水。但同时，也为有意通过足球俱乐部宣传城市形象的地方政府提供了机会。
一方面，企业投资足球的动力在“中性名”政策下多少有所降低，于是更欢迎新的投资方加入，减少投资压力。另一方面，限薪政策又显著降低了俱乐部的投资成本，也减少了非理性投资带来的风险，这让地方政府开始变得有兴趣起来，而且也不再局限于那些财政收入超强的经济发达城市。
比如河南“第二城”洛阳。
中国足球新政出台后，河南建业俱乐部面临更名，需去除企业名“建业”二字，建业集团也有意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缓解集团的投资压力。随后，洛阳市政府及时入局，最终促成河南俱乐部主场落户洛阳，球队一度也更名为洛阳龙门，后由于河南球迷强烈反对，改为河南嵩山龙门。虽不再有洛阳二字，但还是融入了洛阳地标景点龙门石窟的元素。
据洛阳网报道，洛阳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打好足球这张牌，对于宣传和展示洛阳城市形象，意义重大。
还有河北“第四城”沧州，将原石家庄永昌俱乐部运作至沧州落户，并更名为沧州雄狮（沧州别称“狮城”）。
据沧州市政府官网，今年1月30日，沧州建投与永昌地产集团正式签约，沧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双双出席签约仪式。
报道称，双方正式合作后，将共同以足球名片提升沧州城市形象，充实民众文化生活，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以体育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经济发展，增强沧州竞争力与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