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经济的前景越来越乐观，这是被许多信息反复论证过的“事实”。
最常被引用的数据来自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规划》统计了2015年到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表现，发现产业总规模从1.71万亿元跃升至2.9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4.6%。
这一量级的基础上，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些更加明确的数字——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要达到5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2.8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800万人。
疫情推动了加速，原本分散在5到8年间举办的所有大型国际赛事几乎全部被压缩到了一年以内，并且这些赛事几乎全部在亚洲，甚至绝大部分在中国。比如今年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将在成都举办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22年杭州亚运会、2022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1月在晋江市举办的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体育大年”扎堆出现，对应着体育产业漫长的红利期，整个体育文化的普及、体育设置的建设、体育消费的常态都将得到被动拉升。
成都在这个窗口期进行了“押注”，将体育产业列入新兴产业规划。2018年成都市体育产业实现收入632.16亿元，较2017年增长13.27%；实现增加值215.68亿元，增长13.62%。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成都市规划，2025年将培育3家以上本土体育上市企业，打造10个以上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单位、项目）和20个省级、50个市级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全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500亿元。”
大运会是兑现勃勃雄心的关键，也是开始。未来，成都还将举办（承办）2023年亚洲杯、2024年汤尤杯以及2025年世运会等重大赛事。
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片创业者新沃土。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我开始关注成都本土的创业团队，试图寻找一个带有“体育标签”的样本，然后在一通网页、论坛和公众号的“徜徉”中发现了“球生”。
简单理解，“球生”可以概括为一款体育物联网产品——只要球场安装了他们研发的设备，普通人就能对自己的比赛进行多角度“实况转播”，赛后还能得到视频分析——他们把成都作为基本盘，正在一个场馆接另一个场馆的推广，从“青训”到“健身娱乐”再到“社区公益”跨了好几个赛道。
成都的新经济创业圈不大，“球生”的创始人吕建锋囊括在了我的“六人法则”框架内。在3月的某一天，我临时成为了他们地推团队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发源于成都的创业团队，一群想要为中国篮球做出努力的人，关于体育经济的故事。如果一切顺利，这几个关键词将会产生更大的交集。
我和吕建锋的第一次见面，定在了晚上八点，一家咖啡馆。
这是他挤出来的时间。那天下午他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两站路距离的另一家咖啡馆里，他需要面谈两家服务商。于是一进店门口，他就径直去冰柜拿了瓶啤酒，“我要是再喝咖啡的话今晚应该真的不用睡了”。
“步履匆匆”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后来的接触里，那种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揉碎了拿来用的“着急”，总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作为新经济时代的体育产品，“球生”的特征非常典型，身上打满了当下最性感的创业标签：借助“物联网”设备记录与分析球场内的复杂运动变化，支持用户手动或自动剪辑记录自己的比赛片段，并通过互联网“直播”和分享，形成“兴趣社交网络”。
在刚刚成立的时候，“球生”还找不到可以对标的产品。
他们的愿景也很回应当下舆论热点，希望“球生”能帮助挖掘更多篮球人才，“最终，我们希望我们的设备可以免费投放在乡镇。更广泛一点说，我们希望篮球能够帮助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
不过最开始，让吕建锋萌生这个想法的，是更加直接也更“自我”的原因：他在某天成功做出了一个360度的扣篮动作，但没有照片或者视频可以证明，只能一次次地在野球场向朋友们强调“我真的做出来了！”
接着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了。
他先是寻找有没有可以为普通人（而不仅仅是职业球队）提供实时运动场景录像，并且提供录专业体育类视频剪辑的产品存在，结果发现“没有类似的东西存在，至少在中国是没有的”，有这个需求的人都使用手机或者go pro来将就着用。
那是2018年，吕建锋大三在读，在学校期间成功的创业经历激活了少年心性。“我也和别人一起卖过棉被，最多的时候一天赚了好几万。后来我拿着这个钱去做了公众号，也开过酒吧，办过篮球训练营。慢慢会觉得，（纯粹靠）体力就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不想做。”
9月，吕建锋拟定好了产品的初步框架。10月，吕建锋注册了一家公司，作为这家公司的唯一员工，他拿着自己挣来的40万找外包公司的技术人员做出了球生的1.0版本。
初代产品是试验版本，“做出来的成品完全用不了，看都不能看”，但好在不是一无所获，他在开发的过程中认识了杰哥和向哥，这两位“哥”后来成为了“球生”团队的技术支持。后来向哥回忆说，“我们走到一起，大概就是因为臭味相投吧。”
（他们把这个自私的创业原因，写成了产品slogan）
其实最开始他还有一个合伙人，一名专业老师主动找到吕建锋，希望能够一起做这个项目，“因为成都很多开球馆或是在球馆做管理工作的人都是成都体育学院（出身）的，当时他来和我说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想说之后打通球馆会更容易一点，后来公司的注册名也是取的我们各自名字的一个字。”
但老师后来退出了，可能是因为钱。那时候团队需要买新设备，吕建锋去和老师商量资金应该怎么解决，“他就很委婉地跟我说，他要退出。”
吕建锋很理解老师，只是之前由老师接洽的球馆，合作就开始变得不顺利，“（球馆）那边和我说，‘我们给你引流，还要我们给钱？我可以给你们打广告，一般要收一万的，给你们打个对折，五千。’我当时很生气，不知道之前他们是怎么对接的，随便找了个理由就走了。一出门就给另外一家球馆打电话说‘我免费给你们安装’。”
那是一家在成都小有名气的网红球馆，也是“球生”落地的第一家球馆。
但即使是免费，当时他们也差点被“赶”出去。
吕建锋和安装师傅刚到球馆，说明来意后得到的回复是“我们不需要这个设备，你们可以出去了。”僵持了一阵，吕建锋退到场边，联系了之前对接的另一位球馆负责人，“直到他来了，我们才进去安装设备”。也正是这套设备让他们在三天之后，拥有了第一个注册用户。
吕建锋不太记得那时的心情，唯一明确的心情是“那很重要”，是从0到1的跨越。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我就拿着PPT去彩印，然后一家一家球馆去跑，还带着身份证，证明我是不会跑路的。直到后来花了700块打印了十五份画册，才显得正规一点。”
我盘了盘他们现在的结构，其实也很难说“完全正规”。目前“球生”团队共有五个人，负责技术开发的杰哥和向哥，提供产品设计的小灰和负责运营的小石，吕建锋则包揽了所有需要线下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包括市场推广、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以及寻找投资。但所有人都是兼职，并且还没有实际收益，他们本身从事着程序员、金融服务和企业管理的工作，吕建锋甚至还是一名研三在读学生，他当年因为创业被保送读研究生，但也因为创业，他估计自己今年应该会申请延毕。
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我提议旁观一天吕建锋的日常。
按照计划，我跟队的那天他要帮助三个球馆更换设备安装的位置，因为球馆反馈说总有人把球砸上去，顺带把设备位置砸歪，录像和数据反馈就会受到影响，工作人员吐槽“看他们投篮没那么准，砸机器一砸一个准”。
（到场调试了后台数据，发现是球馆的路由器提供不了需要的流量）
除了售后维护，他还需要敲定一个合作，涉及两台设备的安装。“球馆购买我们的摄像头，可以有半场、全场、篮下、2K四个视角选择，按一台设备收费，之后的包括后台管理、设备维护都由我们负责。用户想要直播自己的比赛和片段截取则需要花费球币（一元人民币=一个球币）。”
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标准的工作时间，除了走向地铁站的半个小时，吕建锋的注意力几乎没有离开过手机。他的微信的置顶有103个，每天的数量都不一样，或多或少。“一个事情处理完了就取消一个，就像今天你要采访，我就把你也置顶了，见面再取消，不然我怕我会忘记。”
他总是拿起手机又放下，经常下意识地看着熄灭的屏幕。他总有很多人需要联系，APP的用户、团队同事、找他帮忙或者他找来帮忙的人……为此他的包里常备着两个充电宝。
“我有一个微信号加的都是球生的用户，有一个用户之前给我发消息说很感谢我们，他觉得这些影像资料非常有意义，老了之后拿来给朋友们吹吹牛，想想都很愉快。”吕建锋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直看着身后正在打球的人，他突然和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打球了，我每天在球场，但离我最远的好像也是篮球，其实挺手痒的，但又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还没来得及想出一句话来安慰，他接着就甩甩头，“但是······都是值得的。”我也不清楚他在对我解释，还是在和自己强调。
从后来他提供给我的一些市场数据来看，确实是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
在他们谈下了成都大概十家球馆的时候，就已经有球馆会主动找到他们谈合作，“球馆自身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包括打球的人也会有这方面的要求。”
客户画像也走出了成都市区，都江堰、彭州、广汉等远郊区域球馆也辗转找到他们，希望能进行合作。
目前，以成都为大本营，“球生”的在线地图标记已经覆盖到了包括乐山、绵阳、重庆、遵义等在内的70+家商业球馆。今年的状况要更好一些，“去年可能一个月也就一到两家球馆能达成合作，但今年一个月大概有六七家，并且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的。
（大成都范围内可以提供“球生”服务的场馆）
所有产业都在想方设法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这个命题在体育产业当中显得更加棘手：除了缺乏人才储备将直接影响到“国家队”在体育大赛里的最终成绩，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消费场景，和看电影、逛街、喝奶茶没有太大区别，是剧本杀、密室逃脱的“无法得到即时满足”“有参与门槛的”平替。
于是摆在中国体育产业人面前的共同问题，其实是如何放大“体育运动”有趣一面的同时，降低体育运动专业性的一面，让更多消费者有机会“玩”起来。
最近火起来的“飞盘”背后就是这样的逻辑，篮球在这方面也有先天优势，很多数据表明篮球在中国就是“全年龄段”的大众运动项目。
去年12月21日中国篮协发布的《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篮球人口约1.25亿（坚持3年以上、每次1-2小时、每周1-2次是篮球人口参与行为的主要特征），核心篮球人口约为7610万人，作为集体球类第一运动，74.9%的公众选择篮球作为主要体育技能。
聚焦到成都，结果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异，根据《2020年成都市居民体育消费调查报告》，成都市民经常性参与前五的运动中，篮球（22.6%）的参与度则仅次于运动门槛最低的跑步（58.9%）。
对场地有硬性要求的篮球，也很适合萌芽“体育新经济”。
按照《人民论坛》等主流媒体对体育新经济的定义——以体育为核心元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所形成的新型经济活动——篮球运动过程中可以“直观赋能”的地方非常多，例如场地预约系统、比赛计分系统、录像转播设备、数据监测设备、医疗保障设施。
“行业黑话”对此的描述是“互联网时代，体育场景的内涵已经从原有的场地、场所等线下运动生活的标志，逐步拓展为多维立体的‘在地、在场、在线’相融合的新空间”。
再次聚焦到成都，对应的就是一片市场空白。成都市篮协秘书长乐维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成都需要一批高档次高质量的篮球场馆，此类场馆既能承接国际国内高水平的篮球比赛，又能‘放下身段’满足广大民众健身娱乐的需要。”
而据《成都日报》报道，按照成都市篮协的首批统计结果，整个大成都范围内的篮球馆在一百家左右。这个“落后”的现状，就是“球生”的成长空间。
（“球生”在进行设备搭建）
唯一可能让投资人挠头的地方，大概就是“付费球馆”本身。本质上“球生”做的是“增值生意”，“增值生意”意味着并不直接影响消费场景本身的核心体验，意味着只有成为核心消费者才能洞察到的消费需求。因此如果“球生”仅仅服务于球馆，那么整体经济规模并不会很大。
小碗饭里分几颗米，那就是“做生意”，不是“创业”，更无从谈“产业”。更理想的方式，或许是和赛事经济绑定。
据统计，截止2018年成都已经有了100多支中小学篮球球队，参加篮球运动的青少年人口超过10万人。2021年，成都篮协注册球员8200余人（持续增长中），经常参与篮球健身的人数达120余万人。
在乐维川的回忆里，成都的篮球氛围一直非常火爆，早在1999年就举办过具备影响力的3X3篮球赛事。除了这些商业比赛外，成都市篮协也在市体育局的指导下开展了多项3X3的比赛，“每一次比赛都是几百支队伍报名，由于规模、服装等有限制，不少队伍都没能报名成功。”
乐维川曾在成都市体育中心工作，那里经常举办3X3篮球赛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这项运动在年轻人中确实拥有极强的号召力。”
参考北美四大体育联盟和欧洲五大联赛的经验，支撑体育经济火爆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打造火爆的职业联赛，用商品化（强调视觉、情绪的冲击等）的逻辑去包装体育项目。而商业化开发程度，决定了职业联赛繁荣程度的天花板。
吕建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很有信心：“去年有一场CUBA的比赛就用了我们的设备，这也是之后我们会关注的一个方向，可以在赛前、赛中、赛后为球队和球员提供完整的录像资料和数据分析。”
“因为这个市场完全是我们开拓出来的，我本身也是打篮球的，我很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儿。我们现在还没有做C端用户的引流和推广，仅仅依靠用户之间的口口相传，每天大概会有两三位数的增长。”
只是球生还没有实现盈利，他们依然在贴钱、贴精力做这件事。
吕建锋每天会准时收到服务器提供商给他发的短信，提醒他该续租了，“我之前非常坚决地和家里说我不会要一分钱的，结果确实要负担的太多了，回头找我妈求救，说要不然一个月还是给我一千块生活费。”
最难的那段时间，他白天跑市场谈合作，晚上就去送外卖，“跑到晚上两三点，车子没电了就回去，一晚上大概有80-120左右的收入。”
去年年初，为了争取更多球馆，吕建锋把“球生”的主要项目内容写成文件，装进信封，寄给了全国一百家球馆，没过多久，市场上出现了两个几乎和他们模式完全一样的产品。“因为他们资金比较雄厚，所以他们只花了两个月就做到了我们花两年时间才做到的规模。”他说，“我们没办法申请发明专利，虽然有知识产权法，但偶尔还是会感觉自己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但他们还是在积极面对。“即使是同类型产品，大家的变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转化为流量池，有些转化为带货。现在各家都在做自己的个性化功能，因为没人知道哪一点才能获得用户。”
今年年初，球生团队定下了一年的目标——做到100家球馆，累积20万用户，有300支球队入驻以及实现更可观营收。并且除了在线直播，他们接下来还想探索类似于篮球游戏的打球模式，以及在线约战的操作可能性，“把握时间节点很重要，在窗口期内我们是否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否则就又被抄袭了。”
“我们其实还想在大学、社区这些地方进行公益投放，但确实太难了。之前试着联系了一些大学，如果要进去的话还要倒给学校钱，社区也是一样，因为这件事短期看起来对他们的业绩没有帮助，根本就不会搭理。”吕建锋说，实现这件事的前提是他们能成功获得投资，有三次，他们差一些就成功了。
第一次，只剩签合同的环节，结果疫情暴发，双方见不了面；第二次，对方承诺的三十万并没有到账，而那时吕建锋已经租好了一间办公室、团队的人正准备从各自的公司辞职，最后吕建锋自己在那间办公室坐了三个月；第三次，一家球馆的负责人告诉他们体育局的领导要来视察，在重庆的产品经理小灰连夜赶过来，在遵义的吕建锋则搭火车往回赶，结果体育局的人没来，他们几个坐在小饭馆里面面相觑。“我们真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他们最需要的目标就变成了“让‘球生’形成影响力”。
“我们希望全国都能体验到这个产品，不只是一线城市，也不只是商业球馆。”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的一句“让每一个公厕都能有卫生纸”带给他们很大感触，。他们看来，成功就是“每一个乡镇都能有‘球生’”。
“我们可以投放，说明已经实现了盈利，或者是获得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并且代表球生已经在全国铺开了，而山里的孩子可以因为这个平台，被看见，先不论结果，至少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得到曝光。”
我跟随他们一起下班，在地铁口分开之前最后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或许会失败？”
得到的答复是，“其实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即使没有更好的进展，按照现在的业务模式也能维持基本的运转。总之，没有什么好悲观的，有钱就按照有钱的方式做，没钱就按照没钱的方式做”。
我也没办法给出什么好的建议，只是想起了一句歌词，“那成名在望，会有希望，或者是无知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