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8日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上，拥有29名运动员的难民代表团没有一枚奖牌进账。闭幕式上，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冲着国际奥委会直播镜头展示着金银铜牌。不过，难民代表团仍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说，跆拳道选手基米娅和马拉松选手加布里耶索斯都挺进了半决赛，还有5位选手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难民代表团是2016年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东京的参赛难民选手从10人增加到29人。其中24人在比赛中都是“一轮游”出局，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直播特写镜头。得到最多关注的是詹姆斯·钱杰克，因为他在男子800米预赛时不幸摔倒，被甩在最后。到达终点时，他的眼泪落到了跑道上，“这是我人生中最失望的时刻”。
“但下次我会做得更好。”这是钱杰克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他希望还有第三次。他小时候就能跑，钻进一个个灌木丛，只是为了躲避被抓去做童子军。在南苏丹，钱杰克的父亲死在军队里，他们想让他代替父亲参战。他逃到了肯尼亚，在难民营被发掘成为中长跑运动员。
东京奥运会入场时，难民代表团打的是五环旗。旗杆上是两双肤色不同的手。加布里耶索斯的手曾陷入滚烫的沙砾，他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徒步穿越非洲沙漠。马尔迪尼的双手曾被海水泡肿，她在爱琴海里游了3个半小时，扶着满载20人的小船到达希腊。
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都提到了难民代表团。“你们用才能和精神证明了难民对社会的意义。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们，为你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家园。欢迎来到奥林匹克社区。”
29名难民运动员来自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等11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每个人的经历都关乎死亡和离别。
游泳运动员马尔迪尼参加过里约奥运会。她仍记得，当摄像机从他们身边掠过，马拉卡纳体育场爆发出的欢呼声。她觉得，自己代表着“为了没有炸弹的生活而冒险穿过大海的叙利亚人”。
东京奥运会，泳池对面的看台上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支持者。马尔迪尼孤独地站在出发台上，像5年前一样，提醒自己专注于泳池。她再次无缘半决赛，但比2016年的自己快了3秒。
5年前，马尔迪尼的100米蝶泳最好成绩，离里约奥运会的资格标准还差9秒。德国奥林匹克团结组织联系到了马尔迪尼所在的俱乐部，她获得了参赛资格。难民运动员不需要达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定的资格标准，由国际奥委会根据平时训练成绩、个人经历、是否拥有联合国确认的难民身份等综合决定参赛名单。
但马尔迪尼当初本能地想拒绝以难民身份参赛，“那意味着炸弹、大海、边境、铁丝网和羞辱”。她在从叙利亚逃往德国的途中，曾被塞进过湿热发霉的马车，在穿越匈牙利边界时“像逃犯一样”蹲在玉米地里。
恐怖的回忆包括那段让她出名的故事：穿越爱琴海时，船只出现故障，她跳进水中扶住小船，直到到达希腊的莱斯博斯岛。她不喜欢媒体称自己为“英雄”。“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想未来还能游泳。”上岸后，死里逃生的喜悦只持续了几秒。在她们浑身发抖时，商店里的人像赶走流浪猫一样把她们赶走，拒绝卖给她们食品和水。
她害怕难民身份带来争议，想凭实力赢得比赛资格，但教练问她，“你的梦想不就是参加奥运会吗？无论是代表叙利亚、德国还是难民，你都在游泳，不是吗？”
奥运会是她早已被战火模糊的梦想。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和北非。在叙利亚，人们不得不在白天关上百叶窗，打开电视，看着屏幕下方滚动更新的死亡人数。马尔迪尼一家人不断在慌乱中搬家。他们的房子被摧毁了，“所有的记忆都被埋在瓦砾中”。她没来得及抢救出心爱的照片和玩偶。
那时，马尔迪尼带着对未来的不安跳进泳池，幻想着未来能够代表叙利亚参加国际比赛，直到炸弹呼啸着落入泳池，或者打在她训练回家的路上。她和姐姐千辛万苦来到德国，难民庇护所的一名翻译帮她联系到了游泳俱乐部。
成为难民代表团候选人之一后，她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信，其中一个年轻人就在叙利亚。他的母亲在战争中丧生。“食物太贵了，我几乎不吃。”他写道，“我的生活很艰难，但你激励我继续前进。”
马尔迪尼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她决定去参赛。
对很多人来说，参赛就是胜利。加布里耶索斯即便拥有联合国难民署认证的难民身份，也曾两次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国际比赛。由于跨境旅行受限，他无法参加其他世界级运动员经常参加的比赛。
“参加奥运会就像‘复活’。”难民团的一位举重运动员说，他已经7年没参加过国际比赛了。
马尔迪尼的同胞、里约奥运会游泳选手阿尼斯曾在土耳其待了4年，由于没有土耳其国籍，他被禁止在该国参加游泳比赛。“这就像一个人在学习，学习，学习，却不能参加考试。”阿尼斯说。
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柔道男女混合队由6名成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叙利亚、刚果、阿富汗和伊朗。一起训练的2个月里，不同的语言文化给他们的交流造成不少障碍，但他们很快建立起信任。其中一位运动员说：“团队训练开始时，我有点担心。但我发现我们都有相似的故事。”
虽然第一轮对阵德国队时就败下阵来，但下场时，6人大笑着拥抱着，“我们会变得更强，然后再次回来。”
联合国难民署一位发言人说：“运动是与人互动、与人见面、学习和获得新技能的过程，不仅有助于这些难民适应新环境，而且有助于他们走向未来。”
奔跑对女子800米选手洛孔尼来说，意味着自由。在南苏丹，女性不允许运动，当地流传着运动会让女性无法生育的传言。就连她的父亲也阻止她。“但我必须跑！”她在接受采访时举起右手，敲打着左手手心，“任何人都有权通过体育改变自己的生活。”
从南苏丹跑到肯尼亚的她，最初对“奥运会”都很陌生。当她被选拔为里约奥运会候选人时，她以为“巴西就在肯尼亚”。
“我这辈子从没跑过步”，田径选手穆罕默德在苏丹的家里只会踢球，球是用袜子和破T恤揉在一起做的。他8岁时，民兵横扫他们的村庄，杀害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97个村民。2013年，他花了72小时徒步穿越6万平方公里的西奈沙漠，逃往以色列。
刚到以色列，因为教育水平低，穆罕默德只能在工地上砌墙，和另外7个人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里。一次和难民朋友踢球，朋友发现他耐力很好，建议他加入当地的跑步俱乐部。“刚开始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后来他爱上跑步时能“做自己”的快乐。但他无法达到专业运动员一样的训练强度，同时要打好几份工。2017年，他获得了国际奥委会难民运动员奖学金，辞去工作，进行全日制训练。
2016年，国际奥委会设立了奥林匹克难民运动员奖学金，促使各国奥组委发掘生活在该国、有运动潜力和天赋的难民运动员。根据2020年的报告，已有13个国家的56名难民运动员获得该项目支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29人正是从中选出。国际奥委会已提供300万美元，每月支付每位运动员1500美元。
奥运会结束后，这笔资助仍会继续。难民运动员将回到庇护国继续运动生涯。钱杰克、洛孔尼等4位田径选手将回到肯尼亚的洛鲁佩训练营，为争取下一届奥运会的参赛名额而努力，“这里没人把你当成靶子”。这个训练营是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团长洛鲁佩创立的。
“在奥运会之前，没有人愿意接近我们。”洛鲁佩说，“他们过去常常说我们的坏话，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运动员。人们害怕会发生点什么。”
过去5年，马尔迪尼作为国际泳联独立运动员队的一员不断参加国际比赛，还成为畅销书作家、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她在训练之余去难民营与难民交谈，在国际场合演讲，提醒大家难民危机的存在。
“没人选择成为难民，难民只是给我和我的处境起的一个名字，它不代表我的个性和我正在取得的成就。”她说。
她也像所有爱美的姑娘一样，在社交软件上晒出和闺蜜的自拍。有网民说她“不像个难民”，她反驳说，“我是难民，不代表我要一直哭泣”。只有她自己知道，夜晚的噩梦时常将她带回年少时的恐怖经历。去匈牙利参加比赛时，她会远离火车站，她曾在逃亡途中在那里碰上了警察，差点被抓进监狱。
不过，奥运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复杂的政治因素仍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在以色列暂居的穆罕默德，参加其他比赛时代表以色列，但由于两国关系紧张，他总担心苏丹的家人会受到影响。苏丹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后，他又时刻生活在被驱逐回苏丹的恐惧中。
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斯蒂芬·帕蒂森说，奥运会后，难民运动员们急需获得更多机会，无论是比赛还是赚钱。
从里约到东京，难民代表团的人数增加了，他们所代表的难民数量也从6000多万增加到8000万。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160多个国家关闭了边境。2018年至2020年，有近100万名儿童出生即成为难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仍是难民。
国际奥委会决定，2024年巴黎奥运会仍将继续组建难民代表团，“向世界传递希望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