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3日，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又译鲁西迪）在纽约遇刺的消息引发了中外文化圈的强烈关注。尽管作家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但他持久遭遇的刺杀阴影依然不容忽视。1988年，拉什迪出版了耗费五年时间写就的作品《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该书描绘了一个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原型的人物，被指责对先知及《古兰经》不敬。1989年，当时伊朗什叶派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公开宣布杀死拉什迪可领重赏。
拉什迪遭遇的刺杀阴影，在某种程度上是笼罩在阿拉伯世界之上的历史阴影的一部分。这片古老的土地如今仍然在多个层面上经历着世俗化、现代化与神权政治之间的冲突。而公开宣扬刺杀拉什迪的霍梅尼，无疑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阿拉伯的梦想宫殿》一书中，著名的中东问题研究学者福阿德·阿贾米分析了霍梅尼大力推行的神权统治如何吸引了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又是如何让他们与信奉世俗原则的父母之间深深割裂的。
这种尖锐的冲突，十分典型地体现在书里描写的一位声名显赫的阿拉伯诗人哈利勒·哈维（Khalil Hawi）身上。1982年，这位黎巴嫩爱国者在以色列军队入侵之际自杀。而在他死后不久，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里再次发生悲剧：来自美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时任校长马尔科姆·科尔（Malcom Kerr）遭遇枪击遇难。马尔科姆有一个可能比他自己在大众中出名得多的儿子——目前在NBA勇士队担任主教练的斯蒂夫·科尔。在两年前由网飞（Netflix）推出的纪录片《最后一舞》中，这位芝加哥公牛队的功勋射手曾艰难地谈论这段往事，仿佛相较于他的父辈遭遇的一切，球场上的所有剧烈冲突都显得如此风轻云淡。
马尔科姆出生于贝鲁特，在赴任贝鲁特美国大学前，马尔科姆已经是美国阿拉伯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本没有必要回到家乡，但最终，黎凡特地区那个迷人的过去依然强烈召唤着他。阿贾米记录了马尔科姆遇刺的经历，并为马尔科姆作了人物速记。尽管冲突频仍，但从各个方面来说阿拉伯地区都依然不是今天世界关心的重点。以美国为首的大国伸出的“援手”，看起来也漫不经心甚至带来的更多是麻烦。马尔科姆执意返乡，并真诚地希望改变现况，尽管对于如今发生的一切，这些成长于旧日的知识分子已经无能为力。他遇刺的经历，也可以说是阿拉伯世界如今境遇的缩影。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福阿德·阿贾米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民族主义、世俗化与现代中东的困境》，[美]福阿德·阿贾米 著，钟鹰翔 译，当代世界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
一次“致命”的任职
哈利勒·哈维故去18个月之后，死亡的阴影又一次笼罩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这一次的逝者是马尔科姆·科尔（Malcom Kerr），是位来自美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当时还担任着这所大学的校长。1984年1月18日，他遭遇枪击，失去了生命，凶手身份不明。他们在他上班的路上截住了他，朝着他的头部连开数枪。
科尔不是外来的普通美国人，更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匆匆过客。他于1931年出生在贝鲁特，他呱呱坠地的医院后来成了他陈尸的地方。他是一个熟悉贝鲁特的外人，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他的父亲斯坦利·科尔（Stanley Kerr）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生物化学教授，母亲艾尔莎·科尔（Elsa Kerr）则是学校女性事务的负责人，两人在黎巴嫩一待就是近40年。也正是在黎巴嫩，马尔科姆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安·茨维克尔（Ann Zwicker）。安出生在加利福尼亚，1954年来到贝鲁特的时候，她还只是学生。天真的她满怀憧憬，在这个国度开始了大学二年级的课业。
马尔科姆·科尔出身长老会信徒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校长，无疑是他的人生梦想。而他的梦想成真于1982年，可谓是他的宿命：当年夏天，巴以双方正在黎巴嫩激烈交战。这个国家已在战乱的血泊中挣扎了七年。他上任的时候，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势力已经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美国所犯的错在于它在1982年对以军侵入黎巴嫩的行动大开绿灯，然后又派出自己的军队执行所谓的“维和任务”。
这是一次仓促的决定，为的是再一次证明“美国在国际争端中的无辜地位”（American innocence abroad）。1982年9月，由美、英、法、意四方组成的多国部队奔赴黎巴嫩，部队规模仅有5,000人。一到当地，这个远在天边的超级大国就参与到黎巴嫩的宗派战争之中，加入了叙利亚、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争端。美国的入场很快造成了苦果。1983年4月，位于西贝鲁特的美国驻黎大使馆遭遇炸弹袭击。同年10月，更是发生了一起叫人难以忘怀的惨剧：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卡车一头冲进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爆炸声响起，240多名美国人丢了性命。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刚刚就任校长的阿拉伯主义者马尔科姆·科尔就此陷入了一场他们完全无力掌控的巨大困境中。
其实，马尔科姆·科尔本不需要接下这份差事: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业生涯相当顺利。从教以来，他一路晋升、顺畅无碍，已经在美国奠定了阿拉伯学领军人物的地位。1979-1981年，他曾在开罗生活，在开罗美国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但是，他并不喜欢开罗，对于开罗美国大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情感。相较之下，还是黎巴嫩口音的阿拉伯语更得他的喜爱，能够唤起他的回应欲望。
贝鲁特这座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山乡谷地寄托着他的回忆与思念，那个国家和那里纷纷扰扰的人群与教派都深得他的眷恋，这份眷恋来自他的父母：1919年，马尔科姆·科尔的父亲、临床生物化学专家斯坦利放弃了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医院的工作，来到黎凡特为近东救济会提供志愿服务。近东救济会成立于1915年，是美国公理会差会下属的人道救援机构。
斯坦利·科尔的志愿者生涯始于阿勒颇，他为当地的亚美尼亚难民四处奔忙，什么工作都做。他当过摄影记者，解救过被强行掳掠到库尔德和土库曼人家里的亚美尼亚小难民，负责过救济会的医疗与卫生工作，进过实验室。他积极防治在难民之间流行的疟疾和热病，自己试饮水源，准备静脉注射所需的无菌溶液。内心惊惧的难民朝着土耳其方向逃去，其中的亚美尼亚儿童经常遭到游牧部落与村民的拐卖。无所畏惧、古道热肠的斯坦利·科尔总爱挺身而出，帮助这些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黎巴嫩：
科尔父子的精神原乡
1919年秋天，斯坦利·科尔转而来到土耳其东南部的马拉什（Marash）。
这里曾是亚美尼亚民族的聚集地，人口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80,000人。及至1923年，马拉什历经世界大战，又深受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一战之后土耳其边境频发冲突的蹂躏，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不是惨遭屠戮就是流落异地。正是在这片地域，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年轻志愿者斯坦利·科尔开启了自己与亚美尼亚民族的一生之缘。
他投入救援难民的事务，与土耳其官方磋商沟通。他坚守此地，直到随着最后一批亚美尼亚孤儿坐上大篷车前往贝鲁特（他与自己未来的妻子、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女子艾尔莎就相识于贝鲁特）。这段美好的际遇被他写进了著作《马拉什群狮》（The Lions of Marash）当中。与亚美尼亚人的友情让斯坦利·科尔难以忘怀，奔赴贝鲁特的浪漫之旅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曾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此与黎巴嫩分别三年。毕业后，他立即赶回贝鲁特，投身当地学界，并于1960年在这里退休。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科尔继承了他对黎巴嫩的感情。
虽然马尔科姆·科尔写过埃及和泛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但黎巴嫩这片小小天地的历史才是他真正的牵挂。他着迷于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喜欢这里的菜肴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丈夫过世十年之后，安·茨维克尔推出了一本名为《和我一起从黎巴嫩而来》（Come with Me from Lebanon）的回忆录。她记得马尔科姆·科尔的一句戏言：“我有25%的可能性横死黎巴嫩，而且死期一定会早早来临。”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召唤叫他无法回绝。他去了，就会在学校的历史上留名。他还能重游地中海岸边的那处“伊甸园”，住进蓝花楹与松柏掩映下的“马奎德之家”（Marquand House，即校长官邸），成为学校大厅校长办公室的主人。这里就是他的圣地：前辈先贤曾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他对这些教士与教师的人生和遗产无不耳熟能详。
马尔科姆·科尔知道，这份差事有风险：1982年7月，他的前任戴维·道奇（David Dodge）—此人的父亲也曾掌管这所大学，学校创办人丹尼尔·布利斯还是他的母系先辈—在校园中遭到绑架。戴维·道奇是马尔科姆·科尔的童年玩伴。其后他的际遇广为人知：劫匪取道叙利亚，将他带到了伊朗。
在那里，戴维·道奇在囚牢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马尔科姆·科尔幼年印象中那个美好的贝鲁特和阿拉伯世界早已烟消云散。他很熟悉美国干涉黎巴嫩事务以来的历史痕迹。1983年，他曾撰写悼词吊唁一位来自约旦的往日好友。文中，他语带伤感，讲起了那个一去不返的单纯年代。那时候，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圣经—乔治·安东尼乌斯所著的《阿拉伯的觉醒》刚刚写就，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物，英雄也好，歹徒也罢，无不个性鲜明、颇为传奇。
如今时过境迁，马尔科姆·科尔写道，过去那“一小部分英雄与歹徒终被一大帮新近出现、千人一面的参与者挤下了文学与政治的舞台。新人众多，但缺乏固定的组织，没人能够掌控他们，让他们为任何事情负担责任。大众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就此到来”。他哀叹，精英传统的地位不再安全、被人疏远，阿拉伯世界与美国再一次相遇，却无法相互理解。他出身上流社会，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研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人。可是，“新近造访阿拉伯世界的那些（西方）人和以前截然不同，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远比以前多。”他在追悼约旦朋友时写道:“他们并无兴趣了解这个国度和这里的人民，无意在此长期驻留，一心只想迅速发财。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来自工人家庭，不知道也不在乎伊斯兰教关于女德和禁酒的传统。他们与当地人民的相遇，与其说是融洽接触，不如说是严重冲突。”
早在1981年，马尔科姆·科尔就在《阿拉伯统治秩序的富与贫》（“Rich and Poor in the Arab Order”）一文中提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绝望和崩溃。这篇文章也许是他最富洞见的名篇。在文中，他收敛了过去的讥诮与诙谐，谈论了那个时期阿拉伯世界现实的沉重。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两处合资投机活动”（“two joint ventures”）：在波斯湾沿岸“挥霍的数十亿美元”，在黎巴嫩的“无尽破坏与杀戮”。这些活动也都有外来势力的参与，“所谓的‘新阿拉伯秩序’的合伙建设者”。
阿拉伯人曾认为黎巴嫩是一片乐土、一处便利的“理智避难所”，如今，他们却把这里化作“一片保留地，专供宣泄恶意与疯狂。他们不再宽容、互利，这两种精神反倒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继承了下来。”据说，马尔科姆·科尔发表这篇文章时，校方正在考虑让他担任校长，有人担心，考虑到贝鲁特美国大学正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写这样的文章会降低他筹募资助的可能。最终，他并未因非议而却步，仍然踏上了赴任的行程。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我与马尔科姆·科尔打过交道，但谈不上特别亲密友好，与他之间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在开罗见过他一两次，到了华盛顿和纽约以后，也曾有过交集。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开始撰文讲述阿拉伯世界的当代政治。我研究的主题正是他一手开拓的学术领域，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外人，他对阿拉伯世界里的种种蠢行怪状更能耐心相待；而我来自那个世界，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从未深入讨论这种分歧，因为我们相互并不了解，没有互相挞伐的道理。
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83年11月中旬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那是在他的人生走到终点的两个月前。那一次，酒店特意举行宴会欢迎他的到来，欢迎活动得到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协助操办，我陪一位来自贝卡山谷的黎巴嫩政客出席了那场宴会。这位政客是出身什叶派的上流贤达，与我的家族结过姻亲。马尔科姆·科尔当然知道这人的大名。不过，那次是他们初次相见。两人拥有不少共同点：他们的儿子同样就读大学一年级，而且同是亚利桑那大学的校友。两人都表示，回到贝鲁特后仍会保持联络。
这个政客说，马尔科姆·科尔非常乐意倾听和了解什叶派的心声。马尔科姆·科尔年轻的时候，什叶派信众在黎巴嫩是贫穷的边缘群体，可到了80年代初期，他们已是黎巴嫩境内人数最多的族群。他认识的人都属于巴勒斯坦的资产阶级、贝鲁特的豪门大族，以及逊尼派穆斯林和各种基督徒，这些群体当时在当地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什叶派就是他所说的“一大帮新近出现、千人一面的参与者”，他眼看着他熟悉的世界成了他们的天下。
华尔道夫的这场浮华宴会也逃不过贝鲁特政坛诡事的叨扰，躲不开什叶派武装力量的阴云笼罩。当时，马尔科姆·科尔的前任戴维·道奇刚从伊朗脱身不久，也是宴会的嘉宾之一。主办方专门介绍了他的到来，全体宾客都起立致敬。对此，道奇只是聊做回应，随后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原来，他曾在伊朗做过一笔交易：他只有对羁押期间的遭遇避而不谈，才有可能重获自由。道奇答应了这一条件，所以只能一个人承受自己经历过的种种折磨。
贝鲁特难以寻回的过去
1984年1月，马尔科姆·科尔遇刺。凶手的身份无从缉查。
当时，黎巴嫩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大家都在猜想主谋到底是哪些人，却总难找到准确的答案。曾有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会”（al-Jihad al-Islami）的组织主动揽下谋杀马尔科姆·科尔的“功劳”——可是，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圣战会”是否真实存在。
马尔科姆·科尔去世后的转天，一位名叫瓦利德·朱布拉特（Walid Junblatt）的德鲁兹派青年领袖将矛头指向了右翼的黎巴嫩长枪党（Phalange Party）。朱布拉特觉得，马尔科姆·科尔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学人不幸身亡，是因为“他一心捍卫学校的学术自由，拒绝向长枪党分子的统治卑躬屈膝”。朱布拉特的父亲在1977年被枪杀，他所代表的群体一直与马龙派势力及其军事武装长枪党浴血斗争。自然，朱布拉特非常乐意将马尔科姆·科尔的死怪罪到政敌的头上。
也许，谋害马尔科姆·科尔的那些人是想借此向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势力示威，果真如此，他们倒确实达到了目的。黎巴嫩的局势早已让美国失去耐心：虽然美国官员一再宣称坚守到底，甚至立下誓言“绝不容许极端势力横行霸道”，可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遇袭的那一刻，美方就已下定决心撤走。马尔科姆·科尔之死更是加快了美军撤离的速度。他的死表明，美国干涉黎巴嫩局势的作为实属愚蠢，贝鲁特已经身陷血腥的乱局。
马尔科姆·科尔的一位黎巴嫩友人曾经表示：那个年代的黎巴嫩不值得马尔科姆·科尔坚守下去。友人的看法不无道理，却只说出了部分事实。曾经吸引马尔科姆·科尔父母那一代人来到黎凡特的潮流催生了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被现代性与变革之风吹得无影无踪。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有史料指出，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与普莱尼·菲斯克（Pliny Fisk）这两位安多弗神学院的毕业生，是第一批来到贝鲁特的开路前驱。两人的目的地是圣地巴勒斯坦。1819年11月，帕森斯与菲斯克自波士顿码头启程，准备“为伟大天使奉献青春/引领人类走上正途”。经过努力，帕森斯等人在耶路撒冷组建了传教团体，他后来坦言，想要把福音带给这些“活在基督诞生之地但冷漠浑噩的人民”相当困难。
后来，这里又出现了其他传教团体的足迹，比如阿默斯特与耶鲁两座学府的青年人。某些时候，传教人群当中还有来自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年轻女士。从英国来的传教士大多落脚在耶路撒冷，贝鲁特则是美国人钟爱的聚居地。那个时候，这里不过是一座小小的港口，没人记得它的历史。港口四周围着城墙，每到晚上都要宵禁，城墙外围有一排岗哨，还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人家。来自马萨诸塞州坦普尔顿（Templeton）的传教士威廉·古德尔（William Goodell）曾在1824年的一封家书中描绘了那个年代的贝鲁特。他写道：
上苍为我等提供的容身之地非常宜人，就位于一处大湾的西岸。南面是一片广阔的美丽原野，以及覆满橄榄树、棕榈树、橙子树、柠檬树、松树与桑树的群山。从居住的露台望出去，我们的视线能够跨越城墙的阻碍。村舍星星点点，少说也有200多所，分散于桑田之间。
想要了解更为完整的贝鲁特风貌，可以参阅W.M.汤姆森（W.M.Thomson）写下的《此地与此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身处黎凡特的传教士留下的著作数量繁多，而1872年出版的这本书无疑最精彩、最广为人知。
汤姆森的家乡位于辽阔的美国中西部，其本人“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传教长达30年”。他的这部著作详尽收录了不少当地动植物的插图，“介绍这片圣地的人文风俗，是一份描绘风景地貌的指南”。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有时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有时又显得高高在上，有时熟知此地文化的许多细节，有时又对这里的人民不大耐烦。汤姆森自陈，他有感于前人在《圣经》研究中“对《圣经》诞生地的大量描述并不准确，而且流于肤浅”，所以才着手撰写《此地与此书》。他告诉读者，在动笔写作的多数时间里，他都“身处室外的原野—在海边或圣湖湖畔，在山麓山巅，在橄榄树、橡树或者巨岩下：在这里生活和思考，感受与写作。毫无疑问，这里的地域环境为这本书赋予了独特的色彩与性格”。
汤姆森的话并不夸张。这片“美丽之地”给了他激情，助他写出了一部杰作。在书中，这里的土地、人民、各类地名的渊源和风景都有着鲜活的细节。我在汤姆森的作品中还找到了祖籍小村附近那座宏伟的博福尔要塞，他的描述让我仿佛身临其境。“看吧，现在，目光越过利塔尼河高耸的峡谷，古老优美、悬居崖边一侧的要塞就可以映入眼帘。我常常造访那里，还曾在堡垒附近宽阔的壕沟里扎营过夜。身处要塞，风景实在妙绝。河谷幽深直通水面，巍然而可怖。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要像小孩一样拾起石块，顺着城堡边缘抛下山崖，盯着石子坠落的长长轨迹，直至它们掉进丛林失去踪影，或是没入山下的河流。”汤姆森的文字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我小时候住在博福尔要塞俯瞰的祖籍小村时，往山下扔石子就是我和伙伴们消磨夏日时光最为刺激的游戏。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汤姆森笔下的贝鲁特正处于变革之秋：人口的膨胀与时代的变迁改变了过去的习俗。
在那之前，贝鲁特会在黄昏时分关闭城门，整个夜晚城池都封闭不开，街头一片黑暗，巡逻队监视着过往的路人，确保大家手里都提着灯笼。“四下伸手不见五指，卫兵静悄悄地往来巡逻，不带灯火上街乱走的人马上就会遭到他们的逮捕。晚间出门的规矩，大家都请记住啦！要不然，就去班房那种不太舒适的地方过夜吧。虽然贝鲁特的某些习俗已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仍然留有很多在别处能看到的规矩，除了大马士革。”汤姆森如是说。
《此地与此书》写就之时，贝鲁特的城区已然扩张到了城墙之外。汤姆森认为:“在叙利亚乃至整个土耳其帝国，没有哪座城市的扩张速度能够赶上贝鲁特。这个地方注定还会兴旺发展下去......这就是贝鲁特，荣耀的地中海环绕着它，各国各式的优美船只在此经停。远道而来的您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将是美丽且壮阔的。”
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无人问津
正在贝鲁特摆脱城墙约束、大举扩张的当口，来自佛蒙特州尚普兰山谷（Champlain Valley）的传教士丹尼尔·布利斯也开始在这里办学，他创建的学校正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前身。
这座学府于1866年开始招生授课，第一批学子仅有16人，由布利斯和其他两位传道人员教导，另有一位黎巴嫩本地教员负责数学课程。马尔科姆·科尔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学校的一切都是他继承的文化遗产。1954年，他未来的妻子安·茨维克尔来到贝鲁特。她从纽约出发，跟着一艘荷兰货轮航行了17天。映入她眼帘的这个地方仍然保持着殖民时代的小城风貌：一所所房舍藏在围栏后面，显得杂乱无章;漫出墙体的九重葛到处疯长，花园草木繁茂，巷弄狭窄逼仄。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马尔科姆·科尔向她大献殷勤，带她参观城中的古迹美景，为她充当向导。
当时的马尔科姆·科尔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黎巴嫩，另一条路则连着他所代表的那座美国学府。那一定是个奇迹的时代。
每到夏天，斯坦利和艾尔莎都会前往山间某座寂静小镇里，住进一栋石头小屋。小屋身处茂密的松林中，视野极好，可以一览附近的群山和深谷。在他们附近，就在那座山的山顶，还住着另外四位美国教授。心灵手巧的生物化学教授斯坦利·科尔的果园也在此处，他在那里从事实验，培育新型的葡萄与水果。
严格来说，黎巴嫩这个世界的政治与阶级其实和马尔科姆·科尔毫无瓜葛，但他投身其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寄望甚高，深深信任着主持民族主义运动的那个阶层。他那些阿拉伯同龄人必然遭遇的命运与纠缠，也会找上后来成为校长的马尔科姆。他曾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妻子，校长的职位好似“庄园之主”。可他没想到，这座“庄园”已经起火了。
纪录片《最后的舞动》（2020）画面。
马尔科姆·科尔遇害之后的那几年，我仍会不时想起他和他的父亲斯坦利，唤醒我回忆的是他的儿子史蒂夫·科尔（Steve Kerr）。早在1983年，我就听过他的名字，当时这孩子还在亚利桑那大学上一年级。后来他投身篮坛，通过选秀进入NBA，先后在克利夫兰骑士队和芝加哥公牛队效力。
我对NBA所知不多，但却一直关心着史蒂夫·科尔的动态。我总会在比赛场上寻觅他的身影，时时注意个人技术统计栏里他的各种数据。我了解到，他是一位神射手，若论在三分线外投篮得分的功力，他堪称联盟最佳之一。我还知道，他的梦想在1997年的那个赛季变成了现实。在季后赛总决赛中，他们碰上了犹他爵士队，比赛打到第六场，史蒂夫·科尔接到队友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传球，投中了制胜的两分绝杀；在第四场的时候，他失手过一次，当时他身边无人防守，传球的人还是乔丹。他为此沮丧万分。
史蒂夫·科尔失手之后的转天，我在ESPN频道的访谈节目里见到了他。
节目录制地点位于盐湖城，持续时间很长。访谈结尾，记者谈到了史蒂夫·科尔父亲遇害的事。不难发现，记者的言语让一头金发、满脸稚气的史蒂夫·科尔想到了某些不愿再次触及的回忆。
他说，没错，他很思念父亲，每天他都会想到他。他还说，如若父亲还在人世，一定会为他的NBA生涯深感自豪。说完这些，他转移话题谈起了轻松一些的事情，也就是那次他在空位下的失手。几天之后的芝加哥，他迎来了决定冠军归属的一场比赛，再次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投篮。他没再失手，球队获得了冠军。
芝加哥公牛队曾爆出新闻：有一次史蒂夫·科尔和乔丹大打出手。面对“飞人陛下”，他居然一点儿退缩之意也没有。他的勇气让体育记者大感惊异。记者可能不大清楚：他的祖父斯坦利曾在阿勒颇与马拉什的群山中孤身奔走，解救落难的亚美尼亚儿童，只带着一把手枪，就敢护送这些孩子坐着篷车前往贝鲁特；对于有这样一位父亲、经历过丧父之痛的史蒂夫·科尔而言，NBA赛场里的风波与冲突实在有点无足轻重。
过去的人生已然过去，东方的世界和它的人民不再与他相关。1965年出生于贝鲁特的芝加哥公牛队神投手史蒂夫·科尔生活的这个国度早就没了传教的狂热。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被淹没在往事之中，没人记得起，也没人愿意投入新的热情。
文/福阿德·阿贾米
摘编/刘亚光
编辑/申璐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