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想“歧視”問題時，自然而然地想到普通人對所謂“弱勢羣體”的認知和行為，思考我們對這些少數族羣所形成的認知是否準確，我們在行為上是否又對他們足夠公正。然而不僅弱勢者是少數，強勢者也是少數，億萬富翁、地方黨政機關一把手、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羣本身，也都是少數呢。如果一個社會中以所謂“底層勞工”或者南北戰爭之前的“黑奴”為絕大多數，而統治階級只是寥寥幾人(比如幾百年前一些非洲、南美洲殖民地的社會構架)，那麼處在較高社會階層的人，是否也是需要被體諒、被寬容的少數呢?
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從多數、少數的情況來看，主要癥結在各族羣所處的社會階層，尤其是強勢、弱勢的相對關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受教育程度是否會影響人對階層的判斷、以及影響人們對不同階層的認知和行為?
迴歸到社會認知的根本上。簡單來説，決定一個人對另一個陌生人的態度的關鍵因素，在於兩點：友善度和能力。友善度，就是他對我是否是友好的，是朋友還是敵人;能力，就是他實現他的想法、願望、態度的能力。而只有對方有能力，他的友善 / 敵意才可能影響到我，因此，能力其實是人初次見面對對方判斷的重中之重(比如説，當 ISIS 很弱小的時候，沒有人搭理他們，儘管他們是不友善的;後來鬧大了，才成為所謂“中東毒瘤”)。能力高的人和族羣受到尊敬、羨慕、以及嫉妒，而能力低的人和族羣受到蔑視、冷落、嘲諷、甚至奴役。這是非常簡單、普遍、顯而易見的社會規律，你當然可以舉出反例，但這個世界大體上是如此運行的。
那麼受教育程度對這個過程有什麼影響呢?
1. 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各階層、各族羣、各類社會分工等社會分層方式瞭解得更多，對各種區分方式導致的人羣差異瞭解得更細緻。如果受到社科教育更多，則會更深入地瞭解各種差異形成的原因，以及這些差異的變化趨勢。
2. 受教育程度越高，本身能力也越強(我有個北大的朋友曾戲言，北大本科畢業生是社會底層中最有知識的)，佔有稀缺的教育資源後其本身也進入了某些代表高能力值的少數族羣範疇，從客觀上講，與低能力值的社會階層距離更遠，差異更大。(這個在“民主和平等”的美國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如果説這位總統出自某所“常春藤”學校，那就説明是來自精英階層受到貴族教育的，距離底層選民遠，容易丟選票，所以每次總統競選都會在教育背景上互相攻伐大做文章)
3.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相信或越信奉“任人唯賢”和“專業精神”，或者更延伸一些，更認可精英管理制度，認為專業的事兒應該由專業的人來做。
4. 受教育程度越高，更認可人的境遇與個人選擇和努力的相關性。3、4 兩點連着説，如果“正面”地解釋，就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認為，社會資源應當按照能力和努力來分配;而如果“反着”來説，就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傾向於認可現階段的社會分層和等級分層，認為處在較低社會層級的人有他們自身的原因。
5.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受到現代文明和禮儀的薰陶，更能尊重差異(無害的)，壓制住自己的不文明行為。但禮儀本身不改變認知。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羣體往往在社交禮儀上更靠近上層(畢竟教育資源是上層制定並向下灌輸的)，更能與上層產生友善與共鳴，也更能與友善無害的少數羣體產生友善或消除敵意，但與不遵循社會秩序的少數羣體則可能產生更大不和。
那麼可以看到的是，受教育程度變高，個人會在認知上有較多提升，對各族羣之間的差異會有較多瞭解，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認知上的擴展會加深他們的區別對待行為(如果走運的話，只加深正面區別對待行為)，為這些區別對待行為提供理論基礎。也就是説，豐富的社會、生活以及學術經驗會讓一個人更加明白如何趨利避害。對強勢的少數羣體，如富豪和大官，該巴結要巴結，該忍讓要忍讓;而對於弱勢的少數羣體，則沒有主動接觸的動力，當然也會產生更多處於人道主義的幫助。而如果一個少數羣體對社會主流沒有利害關係，或者説這個少數羣體在能力和友善度上沒有明顯差異，那麼包容與否，主要看個人選擇。
説到人道主義幫助，其實這也是分情況的。對於人類整體而言(不區分教育程度)，我們對於那些運氣不好的底層人羣更友善(比如遭遇天災失去家產、或者天生病變殘疾等)，而對於那些不努力、不進取、或者因為個人“離經叛道”的選擇而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羣更冷漠。人道主義更多地是對於弱小、友善、而且和本羣體更相近的人實施的，並不是對所有少數弱勢羣體一視同仁。比如目前中東難民的話題，一旦歐洲人民知道里面混有恐怖分子，他們的歡迎程度就大打折扣。相反，很努力地去做一件好事但因為能力不足回天乏術報國無門的故事，一般來説可以感動中國。
所以總的來説，少數族羣受到的待遇，跟周遭人民的教育程度關係不大，跟自身的能力和意願關係更大。周遭人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對佔據更多社會資源的少數族羣(強勢族羣)越有利，但不一定對弱勢族羣更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