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詩人梅堯臣寫過一首《啄木》詩，一篇《靈烏賦》，寫的是兩種鳥類：啄木鳥和烏鴉。
寫完了，他把這兩首奇怪的詩文寄給范仲淹。
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剛剛被貶謫，從帝都開封貶到了鄱陽湖畔的饒州。境遇十分悽苦，據説一路經過十幾個州，都沒人出來接待他。
在《啄木》詩中，梅堯臣勸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鳥一樣，啄了林中蟲，卻招來殺身之禍，面對貪官污吏不要過於耿直。
在《靈烏賦》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勸他應學報喜之鳥，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邑閭”，希望他從此拴緊舌頭，鎖住嘴唇，除了隨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讀到梅堯臣的文字，范仲淹內心暖暖的，但對他的勸告卻不以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題的《靈烏賦》給梅堯臣，在賦中，他斬釘截鐵地説，不管人們如何厭惡烏鴉的啞啞之聲，我將始終堅持一生的信條：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勇氣，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他的一生，都被體內一股熱氣推着往前走，不管刀山火海，寧死都不回頭。
27歲中進士之後，范仲淹有十幾年時間在地方上任小官，積攢口碑。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實事，但視野並不侷限於一縣一州，時常就全國性的時政問題發表觀點。
他對當時的國家政策深感不滿。絕大部分人，縱然心有不滿，私底下發發牢騷就算了，公開場合還是配合着稱頌大宋威武。
范仲淹是個另類，他不會私下妄議朝政，有問題直接公開討論。在母喪丁憂期間，他向朝廷上了萬言書，奏請改革吏治，裁汰冗員，安撫將帥。
朝中兩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萬言書針砭時弊，字字見血，於是極力向宋仁宗推薦這個奇人。
不過，從范仲淹後來惹禍，晏殊急於與之切割的做法來看，這些朝中大佬推舉范仲淹，可能並非出於真心讚賞，而是想利用這個“愣頭青”向皇上勸諫。他們身居高位，看到的問題肯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刻，但他們不説，反而稱讚一個久在地方的小官抓問題抓得準，為什麼？
官場油膩，缺乏勇氣唄。
范仲淹隨後應詔入京，任秘閣校理，大概相當於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的一個閒職。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從此多了一個“刺頭”：專挑敏感問題，職業怒懟大人物，誰有實權就懟誰。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敏鋭地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應該還大權於皇帝。
沒有勇氣打底，誰敢提這種問題？實權人物劉太后有沒有做武則天第二的野心，沒人知道，但還不還政的問題一旦公開化，就相當於把太后放到權力的火爐上烤。
劉太后怒不可遏，一個字：貶！
劉太后死後，宋仁宗親政，懷念范仲淹當初為自己“仗義執言”，覺得他是自己人，遂下詔調他回京。
然而，皇帝想錯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誰的人，在他的字典裏，沒有“站隊”，只有“站對”，站在對的一邊。
這一次，宋仁宗要廢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來上疏反對，皇后沒什麼大錯，為什麼説廢就廢呢？
然後，他又得到了一個字：貶！
三年後，范仲淹又回來了，知開封府，相當於官至首都市長。這一次，他怒懟權勢的矛頭，對準了宰相呂夷簡。他向宋仁宗進獻百官圖，指名道姓，直斥呂夷簡任人唯私，升遷不公。
呂夷簡老謀深算：要讓范仲淹消停，除非讓他消失。
於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從帝都消失，來到了鄱陽湖畔的饒州。
一個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間，竟遭三次貶逐，沒有堅定的信仰是堅持不下來的。
所以，面對梅堯臣的勸慰，他説出了他的人生信條：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帝國的絕大部分讀書人，初入官場總有一股鋭不可當的勇氣，以及一顆輔佐君王的事業心，但在漸漸熟悉官場規則後，就會慢慢磨平了稜角，變得圓滑世故。
范仲淹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官場沉浮數十載，逆境多於順境，貶謫蓋過升遷，但他始終保持初心，保持鋭氣，保持勇氣。
即便隨着年齡增長，他也未曾變得油膩世故。40歲的他，仍然有20歲的勇氣；50歲的他，同樣如此；60歲的他，還是如此。
人會老，勇氣不曾衰竭。
後來，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讓他主動跟呂夷簡道歉，消除隔閡。他説：“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我懟人向來對公不對私，沒有錯，不道歉。
就是這麼霸氣外露，就是這麼鋒芒畢露，連皇帝都沒轍。
范仲淹曾説，做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用現在的話説，政治上必須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上級和皇帝，不怕受罪，而個人操守，則務求清白，決不能貪贓枉法，授人把柄。
做到這兩點，俯仰無愧，勇氣自然就來了。
范仲淹劇照
理想，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無論身處迷茫、黑暗與痛苦，他都能保持前行的姿態，因為他留了最大的一張底牌。
范仲淹的命並不好。用時髦的話來説，命運給了他一手爛牌，他卻打得比所有人都好。
他兩歲喪父，母親帶着他改嫁山東朱家。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舉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説。
某次，他勸朱家兄弟不要揮霍浪費，結果人家懟了他：我自用朱家錢，關你什麼事？
他一臉驚愕，終於瞭解到自己本籍蘇州，而不是山東。
他發奮讀書，想通過科舉改變命運。
而歷史也給了他這樣的貧寒儒生一個機會。宋代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階層限制，不再由貴族把持。有一句詩描寫當時的現實，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讀書，給了庶民向上流動的機遇，這種光榮與夢想，也不斷刺激着他們的進取之心。
范仲淹搬到寺廟中苦讀，後來又到應天府求學。這期間，許多人從他身上，看到了顏回的影子。
他生活清苦，卻不改其樂。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後，用刀劃成四塊，早晚伴着醃菜，各吃兩塊，就算填飽肚子了。他晝夜苦讀，夜裏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厲害，於是用冷水洗臉，提神，接着讀。
當地官員聽説了他的事蹟，特地派人給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勵。范仲淹一概謝絕，説今天嚐到美食，以後對着白粥醃菜就吃不下了。
貧窮並未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規劃時，早早就敲定了兩條路子：
第一志願當良相，第二志願做良醫。
這兩種人生設想，都是以憂國憂民為出發點。不是治國家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
據説宋真宗有一次路過應天府，觀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為所動，繼續躲在書院裏看書。有一個同學很八卦地問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這輩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麼不去呢？
范仲淹頭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後見皇帝的機會多着呢！
別人説這話，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説這話，是真牛。26歲那年，他考中進士，在殿試環節，見到了皇帝。
富貴觸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運。多少人走到這一步，難免沾沾自喜，開始收割勝利果實，拼命斂財謀位，瘋狂補貼年輕時的苦命付出。
但是，范仲淹卻感覺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樂，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個帝國在范仲淹眼裏，病得不輕。內有官僚階層利益板結，因循守舊，人人在做好好先生；外有邊境政權厲兵秣馬，不時寇邊侵擾，而朝廷只會花錢買平安。
這樣的國家，讓他擔憂，無時不在想着如何改革圖強。儘管他只是帝國官僚體系中，一個小小的地方官，但從未撲滅他心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光輝理想。
他執着地上疏，針砭時弊，力陳改革。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貶黜，一次比一次慘。
對理想的執着，在現實中碰壁，哪怕頭破血流，至死不曾後悔。就是這樣一個人，政敵多於朋友，朋友多於知己，卻在日復一日的自我砥礪中，贏得了歷史的尊重。
有理想的人自帶光芒。《宋史》評價范仲淹，説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一個能影響時代風氣的人，儘管在當時失敗了，但在後人眼裏，又何嘗不是成功了？
能力，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氣。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范仲淹不是俠客，但終其一生，都在踐行這句話。
范仲淹早年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給人的印象是踏實內向。沒有人會料到，步入仕途後，他的人生完全轉向，動不動就懟人，成了帝國最出名的“話癆”。
如果僅僅是一個只會提出問題不會解決問題的“話癆”，那麼，范仲淹被貶一兩次，就沒有機會東山再起了。
連皇帝都知道範仲淹“嘴欠”，但禁不住要不時重新起用他，為什麼？
能力太強，無可替代唄。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問這樣評價范仲淹：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
無論什麼身份職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極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
康定元年前後，西夏進犯北宋邊境，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宋仁宗無奈，遂起用眾望所歸的范仲淹，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一起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范仲淹到位後，兼任延州一把手，軍政打理得相當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見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説“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範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范仲淹，大範指鎮守延州的前任、吃了敗仗的範雍。
范仲淹在防守邊塞的戰爭中，“號令明白，愛撫士卒”，採取正確的策略，經常取勝，軍威大振，連宋仁宗都不得不稱讚説：“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
對手認可，老闆認可，能力擺在那裏，政敵無話可説。
史學家評論歷史人物，許多時候會表現得很刻薄。比如一個人平時好議論軍事，打打嘴炮，到了戰場卻不堪一擊，落荒而逃，這樣的人會被史學家譏諷為“帶汁諸葛亮”。
然而，迄今似乎還沒有哪一個史學家敢否認范仲淹作為一個傑出軍事家的地位。
慶曆三年，宋仁宗決心改革，第一個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調回中央，授官參知政事。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適的改革領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擔當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實現。他抓住機遇，提出了十項改革方針。拿既得利益者開刀，澄清吏治，首當其衝。
此時，范仲淹的周圍聚攏了一批牛人，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等，史稱“同官盡才俊”。范仲淹則是由這些才俊之士組成的政治集團領袖。
范仲淹對貪污腐敗、尸位素餐的官員，毫不客氣，每次看到針對這些官員的調查報告，大筆一揮，就把這個官員拿下。
富弼説，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嗎？范仲淹毫不心軟，回答説，一家哭總比一路哭要好。
一旦動真格，重新分配利益，稱范仲淹為聖人的人就越來越少，這就是人性。
結果，相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權貴暗中開始串通，組織力量策劃剷除范仲淹。
“慶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
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鬱悶的時刻。
改革失敗後兩年，慶曆六年，58歲的范仲淹在貶所鄧州，寫下聞名天下的《岳陽樓記》，表達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畢生追求。這篇奇文，寫紅了一座樓，千年來盡人皆知，只是很少人知道，寫下此文的范仲淹內心多麼鬱悶，多麼孤獨。
然而，自始至終，沒有人因為改革失敗，而質疑范仲淹的能力。人們只是惋惜，如果“慶曆新政”成功了，就不會有後來的“靖康之恥”，可惜啊！
朱熹説，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這一評價，代表了歷代對范仲淹能力的肯定。范仲淹稱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改革家。
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線。他追求功業，追求政績，追求名聲，但是，凡是需要出賣道德做交易的成功，他一概不取。
一個改革者，特別是一個失敗了的改革者，在他生前身後，非議肯定少不了。因為，歷史上的改革者，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就是在改革的同時為個人攬權斂財。
范仲淹卻是極其罕見的例外。
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等人身後譭譽參半，而范仲淹則是“名節無疵”，堪稱完人，為什麼？
范仲淹的搭檔韓琦，對他的評價很能説明問題：“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
是的，范仲淹不僅是一個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個燭照古今的賢者、聖人。他的政敵，即便想詆譭他，也不知道從何下手。
在“慶曆新政”推進期間，政敵們聯手説，范仲淹在朝中結黨。
這一指責不得了，直接觸碰到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宋太祖趙匡胤以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為鑑，曾下詔書説：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
宋代最高統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員搞貪污、不作為，而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
宋仁宗也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的一條家法，一道底線。
朋黨的指控，用心之險惡，可見一斑。
連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給范仲淹一個澄清和解釋的機會，他想聽范仲淹怎麼説，就故意問：“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
面對這個問題，精明的改革者，為了改革事業繼續推進，抑或為了保住個人的權位，肯定會斬釘截鐵地回答“君子不黨”。
那麼，范仲淹是怎麼回答的？
他回答説：“我在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的人也自為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
沒錯，范仲淹心胸坦蕩到這種程度，竟然當着皇帝的面，承認了結黨的事實。
他的道德感，強烈到寧可死，也不願説謊。
代價當然是慘重的。范仲淹結黨，成了壓垮改革的那根稻草。
他沒辦法，但也從未想過以突破道德底線的手段，去挽救這一切。難怪朱熹説，范仲淹是天地間的一股浩然正氣，是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曾説，“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聖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終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後，家裏生活依然如貧賤時一般儉樸，史書説他的家人“不識富貴之樂”。
但對他人急難，卻竭盡全力給予幫助，從不考慮自己有無家用。他還在蘇州辦義莊，興義學，影響了宋代士大夫熱衷義莊、義學的風氣。
范仲淹將要退休時，他的門徒建議他在洛陽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
他聽後，語重心長地對弟子們説：“每晚就寢時，我都要合計自己一天的俸祿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當，就能夠打着鼾聲熟睡。如果不是這樣，心裏就不安，閉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補回來，使所作所為對得起朝廷的俸祿。”
他接着説：“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體衰，精力有限，能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對不起百姓，對不起俸祿。這時營造安樂窩，豈又能安樂？”
這番話，不是聖人説不出來。
道德，在許多人眼裏，是做人的標杆。有道德，説明我已經到了很高的境界；無道德，只要不觸碰法律，那也不要緊。
然而，我們要記住，道德，在范仲淹那裏，只是做人的底線。他一輩子都不會逾越底線，去做任何無德之事。
北宋皇祐四年，范仲淹帶着病軀，到潁州赴任，途中逝世，終年64歲。
范仲淹註定是孤獨的，但一個誕生出范仲淹的民族，是偉大的。任何時候，珍惜范仲淹，就是珍惜這個民族的過往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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