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醜諷諫與汪直專權
明代宦官權勢極盛,而且出現過幾次“專權”“亂政”的禍害。在明朝歷史上,除了正統時期的王振、正德時期的劉謹、天啓時期的魏忠賢這三個名聲最壞的宦官,排第四位的非成化時期的汪直莫屬了,因為汪直是一個謀取政治權力的“權閹”。
《明史》記載“汪直者,大藤峽瑤種也。初給事萬貴妃於昭德宮,遷御馬監太監。”。也就是説,汪直是瑤民的後代(今廣西桂平大藤峽),生卒年月不詳。其入宮原因據《罪惟錄∙汪直傳》記載,是在明成化元年(1465 年),明將趙輔、韓雍率兵十六萬平定廣西大藤瑤民起義,年幼的汪直“以叛被籍”押至京師。後經宮刑入禁中,最初為昭德宮內使,侍候明憲宗朱見深寵妃萬氏。
可以看出,汪直的發跡是因為得到了明憲宗寵妃萬貴妃的喜歡,就做了御馬監太監。
這御馬監是什麼來頭呢?明代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其中的《內監∙內官定製》篇中介紹“御馬監雖最後設,然所掌乃御廄兵符等項,與兵部相關,近日內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馬中丞,亦僭擬甚矣。”
不過,方誌遠教授在1997年第2期《中國史研究》上刊發的《明代的御馬監》一文中,分析認為沈德符“這段話雖有失實處,卻反映了明代中後期人們的普遍看法:司禮監代皇帝審批閣票,與內閣對柄機要,實為“內相”,御馬監與兵部及督撫共執兵柄,實為內廷“樞府”。其實,御馬監還管理草場和皇莊、經營皇店,與户部分理財政,為明廷的“內管家”;兩度設置的西廠,也由御馬監提督,與司禮監提督的東廠分庭抗禮。”並且認為“御馬監是明代宦官機構中設置較早的一個”(上述觀點,有網友感興趣者,可以跟貼討論)。
汪直不僅在後宮有後台,而且辦事能力頗強。當時,京城裏接連出了幾件怪事,《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記載“成化丙申年(1476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麾並樂官俱凍死,此祝枝山祖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之也。”這件事情現在看來可能是寒潮,不過只是來得過於突然,在明朝人看來這卻是不祥之兆,因此議論紛紛。
後來還發生了妖徒李子龍困謀不軌事件,事發後,讓明憲宗非常不安。《明史·汪直傳》記載“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宮中,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鋭欲知外事。直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據《明憲宗實錄》157卷記載,本名侯得權,保定易州人,自稱精通法術,到處招搖撞騙,宮中內使鮑石、崔宏等都為其所騙,對他頂禮膜拜,稱為“上師”,使其常常潛入大內圖謀不軌。幸虧錦衣衞及時發現,將之一網打盡,李子龍等人或被斬首,或被充軍。
怪事一件接一件,明憲宗開始對負責從事偵緝活動的錦衣衞和東廠的能力產生了懷疑。因為汪直比較善於察言觀色,明憲宗朱見深就經常讓汪直帶一兩校尉,着布衣小帽喬裝出宮,刺探軍民隱事,這樣獲得到了不少消息,讓明憲宗對其是大為讚賞。
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明憲宗命御馬監太監汪直領錦衣衞官校百餘人,在靈濟宮旁灰廠拘訊人犯。靈濟宮在皇城之西,也為了有別於司禮監提督的東廠。因此,汪直拘訊人犯處被稱為“西廠”。雖然西廠設置時間不長,成化時期總共存在了6年,但在成化時期的宦官二十四衙門中,御馬監地位是呈現逐步提高和權勢擴張的,而其競爭對手則是司禮監。
作為西廠提督太監的汪直也不負明憲宗所望,一上台就辦了幾件大案。《明史》記載,當時,西廠勢力大於東廠,汪直經常帶領特務外出偵察。彼時,建寧建寧衞指揮楊曄(宣德、正統時期“三楊”之一的楊榮之曾孫)和他的父親楊泰被仇家所告,逃到京城,藏匿在姐夫中書舍人董璵家中,被西廠校尉抓捕施以酷刑,屈打成招,説把錢寄放在了任兵部主事的叔父楊士偉那裏。“直不復奏請,捕士偉下獄,並掠其妻孥。”結果是楊曄死獄中,楊泰論斬,楊士偉等皆謫官,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皆無故被收案。
明憲宗設立西廠的目的很明確,即所謂“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就是廣泛瞭解各地大事小情並對各級官吏進行監督,加強皇權以確保自身的安全。
這時的西廠是權勢遮天,不論是各藩王府、邊鎮還是南北河道,到處都是西廠的校尉,對百姓以至三品之職的朝臣任意栽贓陷害,枉殺無辜,連民間糾紛、雞毛蒜皮等瑣事,都會被人為製造事端,動輒以重法處置,弄得天下雞犬不寧。此時的汪直是“每出,隨從甚眾,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不僅讓大臣公卿給汪直避讓,西廠人馬到達某地,地方官還要到百里之外跪在馬前迎接,“勢振天下”“權焰出東廠上”。
南京鎮守太監覃力朋借進貢之機用上百艘船隻偷販私鹽,並且沿途“騷擾州縣”,射殺武城縣官府人員,汪直得知後趕忙向憲宗稟告,將覃力朋逮到京師問罪。
西廠辦事的高效率,汪直雷厲風行的作風,深得明憲宗賞識,連當時的左都御史李賓對此都很讚賞,認為汪直打擊了一些宦官利用運河、官船的走私活動,“深切時弊”。
西廠的一切行為,卻無人監督,汪直和西廠人馬依仗手中權勢,屢興大獄,多位大臣因事下獄,甚至枉殺。而且西廠抓人並沒有任何法律程序,也沒有憑藉事實依據,就對被捕的大臣施以酷刑,此舉引發了文臣們大為不滿。
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上奏明憲宗,歷數西廠罪狀,認為明憲宗寵信汪直,導致“人心洶洶,各懷疑慮”,要求廢除西廠。沒想到明憲宗大怒,讓司禮太監懷恩和覃吉、黃高等厲色傳旨,問這是誰出的主意,首輔商輅作為三朝元老,義正嚴辭,列數汪直罪責,而當時司禮監懷恩也對汪直不滿,據實嚮明憲宗彙報。
迫於外朝和司禮監的壓力,明憲宗只好暫時妥協,廢除西廠,但是其隱憂末了,因此,“直雖不視廠事,寵幸如故,”明憲宗是表面一套背後一套,表現上讓汪直還職御馬監,但實際上仍繼續率領校尉在南、北兩京繼續偵緝異己,時刻想恢復西廠。結果到了六月中,明憲宗就以監察御史戴縉為汪直上書歌功頌德之際,又順勢恢復西廠,汪直又重新復出,並開始報復文官集團。一個月之內,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為民,大學士商輅、户部尚書薛遠等數十人相繼被迫致仕。尤其是首輔商輅的辭職後,一時間所有參與奏罷西廠的朝官或免官或除名。這場以西廠興廢問題為焦點的朝臣和權閹間的鬥爭,最終於以汪直的大獲全勝而告一段落。朝中百官對汪直不得不曲意逢迎,以苟且供職。黨黨的吏部尚書尹旻和都御史王越、陳鉞,都對汪直屈膝附阿。民間甚至發生了“假汪直”行騙之事,史載:時人“只知汪太監,不知有天子”。
汪直好大喜功,喜歡參與軍事。成化十四年(1478年〉,汪直巡遼東,沿途各邊都御史無不戎裝迎謁,供帳百里外。成化十五年(1479年〉,從黨羽陳鉞説,巡視要邊大同、宣府,圖立邊功自固。成化十六年(1480年),韃靼部進擾靖虜營(今甘肅靖遠),江立和王越挑選二萬精兵,奇襲告捷,論功立增祿三百石,王越封威寧伯。成化十七年(1481年),汪直監軍三度抗擊入寇大同、宣府的亦思馬因部,取得黑石崖大捷,穩定了邊境。成化十八年(1482年)二月,受命總鎮大同、宣府,專鎮大同。
這時的汪直雖然掌握了邊鎮兵權,監督京師十二團營,但由於長時間戍邊,導致在朝中勢力的日趨削弱,外朝和內廷一些跟他關係不睦的大臣、中官趁機舉報他的罪責,一些邊將也向明憲宗告發他在邊疆釁邊邀功,和王越、陳鉞等人擁兵交結。
明憲宗喜愛戲劇藝術,這期間,一個名叫阿醜的中官,估計是受其他大宦官的指使,在明憲宗面前導演了一齣戲劇,引起了明憲宗對汪直的疑慮。《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中記載:阿醜故意在明憲宗到來之前做局,引起明憲宗對其模仿懼怕汪直表演的關注,“一日於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意指王越、陳鉞)趨帝前。”
明憲宗對阿醜的表演最初感覺挺有趣,但回頭一想,汪直與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交好,不免心生疑竇。這時提掌東廠太監尚銘也趁機發難,把汪直泄露皇宮內機密的行為一一告發,使汪直遭到明憲宗嫌忌,受寵日衰。
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文臣們一看皇帝對汪直開始疏遠,就趁機密謀倒汪,先是上書要求廢除西廠,起初,明憲宗還是猶豫不決。這時的內閣首輔萬安牆頭草一般,他見汪直失勢,也連忙上疏請罷西廠,這樣他既可以討好明憲宗,又能在士大夫面前博取聲譽。而正是他的上疏,堅定了明憲宗再廢西廠的決心,成為壓垮汪直勢力的最後一根稻草。
成化十八年(1482年)六月,亦思馬因部又進擾延綏(今陝西榆林),汪直和王越調兵擊敗,但未獲詔賞。這是大同撫巡郭鏜彈劾汪直與總兵許寧不和,貽誤邊事。於是,當汪直奏請來師回朝時,明憲宗便乘機詔還所有京師將士,架空王越和汪直手中的兵權,又為隔離汪直和王越,不讓二人同時返京,讓王越留守延綏,卻調汪直去南京御馬監。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徐鏞彈劾汪直,明憲宗下詔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會審,再貶汪直為南京奉御,並將其之前王越、陳鉞、尚銘等黨羽一一斥逐。
後來,日暮途窮的汪直再次遭到右都御史李裕和副都御史屠滽的彈劾,結果被罷職奪俸,貶為閒人,不知所終。
對汪直專權,從成化十三年到十八年的恃勢橫恣、誣陷仇殺、屢興大獄和荼毒人民是其作為宦官專權的事實,在皇權專制制度下,這種宦官干政、專權的作用毫無疑問是消極的。明憲宗雖然最後懲治了誤國害民的宦官和姦臣,但在腐朽的皇權統治思想下,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和社會危機並沒有隨着汪直的倒台而消除,明憲宗也在奢侈腐化中渡過了一生。
但也有學者研究認為,清人所修《明史》等史料對汪直的認識和評價還不夠全面,在當時的背景下,汪直與和王振、劉瑾、魏忠賢的用事也並不相同,雖然其在成化年間專權六年,但實際上汪直在西廠設置一年後就長期戍邊,後五年在宮廷的勢力相對減弱。汪直的誣陷仇殺是嚴重的,但不至於同劉瑾、魏忠賢那樣,絕對不容忍異己。從汪直巡邊幾年的所作所為看,是釁邊之事少,平邊之事多。在客觀上對明帝國當時邊地秩序的相對穩定,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表明了汪直有一定的軍事才能,並非像其他邊將彈劾的那樣,是由於汪直擅開邊釁,才導致的邊疆局勢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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