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構的“B面”一個軟弱皇帝,如何完成宋朝第二次“釋兵權”
故事要從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時説起,《續資治通鑑》記載,一日,宋太祖找到趙普,詢問國家長久之計,他説:“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混亂,光皇帝就換了8個姓,到了宋朝,又該如何做到長治久安呢?
趙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趙普一語中的,五代亂世的頑疾在於“君弱臣強”,而解決之道便是實行“強幹弱枝”。
公元962年七月初九晚,宋太祖宴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大將。第二天,參加酒宴的將軍們紛紛請求辭職,主動交出兵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是趙匡胤後來滅南唐時的名言,也是此時他收奪武將們兵權的內心真實寫照。有宋一朝,對武將羣體的控制登峯造極,中央牢牢把持軍權,使藩鎮割據再無可能。
可是,到了北宋滅亡,南宋初建時,形勢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北宋曾多達百萬的禁軍已經消亡,南宋境內金兵、潰兵、賊兵橫行,就是沒有一支直屬於宋高宗趙構的正規軍。
不過,就是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趙構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宋朝歷史上第二次“釋兵權”。
在歷史上一直給人以“軟弱”、“逃跑皇帝”印象的宋高宗,是如何完成如此艱鉅任務的呢?他與宋太祖的初心雖然相似,但做法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們有必要透過這一歷史事件,還原一下宋高宗的“B面”。
一、北宋正規軍的消亡
北宋正規軍的消亡,主要發生在聯金滅遼和金國兩次南下的過程中。
1、北宋聯金滅遼。為收復燕雲十六州,宋曾與金簽訂了“海上之盟”,聯金滅遼。為配合金的攻勢,宋徵調了其在西北、河北地區的主力邊防部隊,雖然他們號稱當時北宋王朝的精鋭,但還是未能在與契丹人的戰爭中佔得便宜。相反,被遼軍打得潰不成軍、損失大半的宋軍,還要從金軍手中購買燕雲十六州。
2、金軍兩次南下。金滅遼後,繼續對孱弱的北宋發動攻勢,其兩次南下,就讓宋朝在河北僅存的主力軍隊損失殆盡。而在後來宋軍救援太原的戰鬥中,剩下的大宋西軍也幾乎全軍覆沒。
金兵第二次兵圍開封時,由於宋欽宗在戰與和之間左右搖擺,致使各路勤王之師始終無法形成合力。所以,最後在守城宋軍僅有區區萬餘人的情況下,“靖康之難”的悲劇也就無法避免了。
二、“中興四將”的崛起
既然北宋滅亡時,其主力軍已經損失殆盡,那麼,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趙構手中“牌”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據記載,趙構在相州豎起大旗之時,手中僅有由潰兵、民兵、匪盜組成的8萬人馬而已,而放眼此時的北方,局勢已經是混亂不堪:由於金國缺乏治理能力,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在廣大的中原,金兵、潰兵與匪盜橫行,甚至原來的勤王之師也順勢倒戈、割據稱王,不再受南宋節制。
面對這種困境,一些堅持抗金的宋將開始招降納叛,擴充自己的實力。在這些將領中,尤其以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實力最強,成為當時的三大帥,而之後岳飛也憑藉其天才的軍事才能脱穎而出,後來居上。
因為金兵不斷南下,加之境內匪盜橫行,趙構極力扶持這些將領們抗金、剿匪,在戰爭中擴充各自的勢力。岳飛、張俊、劉光世、韓世忠也因為戰功赫赫而被後世合稱為“中興四將”。
這四將在世時都被加封為兩鎮(或三鎮)節度使,在生前或身後也都被獲封王爵。作為武將獲得這種待遇,在整個宋朝都是鳳毛麟角的。
然而,在一片混亂的建炎(宋高宗早期年號)年間,有兩大隱憂讓宋高宗寢食難安,除了咄咄逼人的金軍,就是內部的驕兵悍將們了:南宋的兵權日益集中於嶽、張、劉、韓等少數將領手中,而宋高宗本人卻對這些軍隊並無直接指揮權。這一點,從當時“張家軍”、“韓家軍”、“劉家軍”等稱謂中,就可見一斑。
特別是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發生了宋朝歷史上少有的成功了的兵變——“苗劉兵變”,苗傅、劉正彥兩員大將脅迫宋高宗趙構退位,立其3歲的太子即位。
儘管這場兵變很快就被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等人平息,但這足以給宋高宗造成了嚴重的心理陰影,誰又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第二個“苗劉”呢?而他的祖先宋太祖當年在陳橋驛黃袍加身的得意身影,彷彿也還在眼前!
三、宋高宗如何釋兵權?
重文輕武是宋朝的祖宗家法,為了預防武將因兵權在身而覬覦皇位,即便是宋朝剛剛重建、正是用人之際,宋高宗也不能放鬆對武將的警惕,特別是在“苗劉兵變”之後。
趙構雖然不如趙匡胤般雄才大略,但一旦外部形勢允許,他就決心效仿之,再來一次“杯酒釋兵權”。
紹興六年,“主戰派”宰相張浚向宋高宗提出了具體方案。劉光世由於本身怯懦無能,甚至屢屢在與“偽齊軍”的作戰中一潰千里,因而成為首先被宋高宗裁撤的對象。
張浚曾上奏説:
“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第二年,張浚再次對劉光世發難:“(劉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續資治通鑑》)
不過,雖然劉光世在“中興四將”中最為無能,但他在軍中資歷頗深,也曾在“淮西兵變”中救駕之功,若要動他,沒有宋高宗的授意,張浚幾無可能。
於是,在宋高宗與張浚緊鑼密鼓的配合下,劉光世被解兵權,但他也被封為榮國公,2年後又進封雍國公,獲得了大量賞賜。本就已經厭戰的劉光世本就樂得如此,回家頤養天年。
劉光世被解除兵權後,宋高宗版的“釋兵權”初戰告捷。
這時,宋高宗本擬將劉光世的部隊交予岳飛指揮,卻遭到了張浚和秦檜的反對,理由不言自明:怕“岳家軍”繼續做大。
然而,張浚最後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對劉光世部將處置不利,導致又發生了“淮西兵變”,張浚因而引咎辭相,同時“主戰派”的趙鼎接任。
紹興八年,還沒能發揮本事的趙鼎被秦檜誣陷而辭相,秦檜接任,成為接下來“釋兵權”的主謀。
紹興十年,宋高宗接受秦檜的建議,詔令張俊、岳飛、韓世忠三人入朝,讓他們分別擔任樞密使和樞密副使。同時,宋高宗還撤銷了由三將所主持的宣撫司,由他們的副帥各自統領,自成一軍。
雖然張俊、岳飛、韓世忠已經成為宋朝的最高武官——樞密使,看很顯然,他們已被進行“無害化處理”。
接着,秦檜先將矛頭對準了韓世忠,他逮捕了韓世忠的部下胡訪,並且逼迫胡訪誣告韓世忠謀反。相傳,岳飛得到消息,密信以告韓世忠。韓世忠連忙入宮向宋高宗哭訴。而宋高宗念他當年救駕有功,將其赦免。
韓世忠從此閉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事。後來他被封為潭國公,次年進封為鹹安郡王,於紹興二十一年壽終正寢。
韓世忠被解除節度使之職,發生在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一個月後,在宋高宗的指使或默許之下,岳飛被秦檜害死於風波亭。
韓、嶽之後,曾經依附於秦檜、陷害岳飛的張俊,也成為最後一個被“釋兵權”的對象。
紹興十二年,秦檜在宋高宗的授意下,毫不客氣的指使御史將張俊彈劾。不過,作為補償,張俊進封清河郡王,最後也落得個壽終正寢。
至此,以“中興四將”為代表的手握重兵的武將們,除了遠在四川的吳玠之外,幾乎都被削奪兵權,宋朝的第二次“釋兵權”正式完成,重新回到了重文輕武的“正軌”之中。
四、宋高宗“釋兵權”=“岳飛必死”嗎?
宋太祖趙匡胤當年杯酒釋兵權,用温和的手段解決了歷史上經常出現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悲劇,被後世傳為美談。
而反觀宋高宗趙構版的“釋兵權”,則一直被人們所詬病。
不過,筆者認為,就初心而言,宋太祖和宋高宗其實沒有本質之別,他們都是為了強化軍權,弱化將權。
只不過,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宋高宗屈辱的紹興和議和岳飛的不幸冤死,讓人們對其“釋兵權”的初心不太重視,反而是悲憤於趙構、秦檜沆瀣一氣、陷害忠良的卑劣行徑。
其實,我們大膽假設一下,如果在宋高宗削奪武將兵權時,秦檜並沒有得勢,而是張浚、趙鼎這些主戰派為主謀。或許,在岳飛、韓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權的一刻,南宋版的“釋兵權”就已經可以劃上休止符了。那麼,岳飛被害的千古悲劇,或許就不會上演。
但是,歷史不可能假設,正因為有了宋高宗、秦檜共同促成的屈辱的紹興和議,才讓本來可以光明一些的“宋朝第二次釋兵權”,充滿了晦暗的顏色。
宋高宗、秦檜通過岳飛之死,讓紹興和議“板上釘釘”,這種做法,本來就已經超出了南宋版“釋兵權”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