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家何在，清初的明代宗室的生存處境是怎樣
1644年，這一年是甲申年，是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大順永昌元年，更是大西大順三年。對於當時身處於滿目瘡痍國破家亡的明朝宗室來説，他們的喪鐘被李自成、張獻忠、多爾袞接力賽一般，用屠刀不斷的敲擊。
上圖_ 1644年，明末形勢圖
温水煮青蛙的招撫政策
在清軍農曆五月初二日趕走李自成，由多爾袞率軍進入北京之後，第二天就發佈了昭告天下的諭令，為了穩定局勢，同時籠絡前朝宗室，多爾袞在這第一道的諭令中明確提到：“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到了五月二十三日，多爾袞再次重申：“朱氏諸王，又來歸順者，亦當照舊恩養，不加改削”。
這樣的政策和號召，對於當時惶惶不可終日的明室宗親來説，不啻於天籟，再加上清軍入關打的是為了崇禎皇帝報仇的旗號，所以很多明朝宗室懸着的心就放了下來。但殊不知命運的絞索也就此牢牢套在他們的脖子上，逐漸收緊，直到康熙三十八年，倖存的前明主要宗室在北京被屠戮一空，明朝遺宗的悲慘歷史就此才徹底翻過了這一頁。
為什麼清朝統治者對待明朝宗室的政策從最初的“照舊恩養，不加改削”，變成了屠戮一空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當時的政治環境。
上圖_ 《滿洲實錄》中清軍入關圖
打敗對手 清除主人
順治元年五月，江南的福王已經在馬士英、劉孔昭等人的擁立下成立了南明弘光政權、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也依舊在江北流竄、張獻忠的大西政權也在四川觀望局勢，所以此時的清朝統治階層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摟草打兔子，將北京及其周圍劫掠一空，退回關外。再一個就是與其他政權逐鹿中原問鼎神器。很明顯以多爾袞為首的統治階層已經決定參與到這場王朝爭奪戰中來了。
由於明朝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在江南地區不容小覷的勢力，為了儘快穩定局勢所以多爾袞暫時藏起了屠刀，遞出了橄欖枝給這些朱明宗室。順治元年七月，多爾袞致信給南明大學士史可法，請他轉告福王，如果福王能夠率眾投降，將會保證他位在宗室“諸王之上”。當然只要不是傻子，都會拒絕這個空頭支票。
十月份不甘心的多爾袞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進軍江南，向河南、南京、浙江、廣東等地的前明文武官員宣告，凡是主動投誠的，不分官職大小，一律加升一級。至於對福王的態度也變成了“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國諸王一體優待”。
從福王“位在諸王”之上，到與明國諸王一體優待的轉變上可以看出，隨着招攬籌碼的不斷下降，也表明清軍逐漸站穩了腳跟。
上圖_ 李自成敗亡路線
時局變了政策也要變了
隨着順治二年五月李自成慘死九宮山、南明弘光朝廷覆滅，順治三年張獻忠兵敗死在鳳凰山、鄭芝龍率部投降清軍，這一系列的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也讓清朝統治者開始收緊了那些已經投降的前明宗室脖子上的繩索。
順治四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欽差巡撫山東登州、萊州等處的朱國柱，在當年八月二十四日《捉獲明宗室朱充鮭》的奏本中，側面反映出順治元年時對明朝遺宗的重點關注是要求明朝藩王親子、親孫入京。到了順治二年又以“皇恩浩蕩”開始准許“疏遠散宗···準為太平良民”為理由，對普通宗室進行統計。
在順治六年，户部尚書巴哈納請示，是否按照之前皇帝批示的：“明朝遺宗，除原賜予田產清查入官外，其無名封散宗，革去宗室名色，自置地土房屋，準其照舊為業，與庶民一律當差”的政策推進。”在這封奏摺後面，皇父攝政王批紅：依議。
按照官方的説法，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實際上在執行過程中，卻滿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早在順治四年，前明宗室在皇帝的硃批中已經逐漸變成了“朱賊”。
上圖_ 愛新覺羅·福臨（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順治皇帝
逐漸收緊的命運絞索
以被抓獲的朱充鮭為例，順治四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得知山東蓬萊縣內，有山西逃亡宗室朱充鮭藏匿在推官陳良才宅內一事，立即下旨嚴查。
批文道：“潛躲陳推官宅內，有何情蔽？作何事業？向日有無往來山西信息？縣官何以知之？推官緣何不報？原籍有無產業？”這一連串的反問不僅表現出了統治者的緊張、更表現出了他們的憤怒。那麼朱充鮭是何許人也呢？經審查，他不過是明朝隰川王后裔而已，所謂而隰川王也只是分封在山西晉城的郡王，並未有太大的政治能量。
這位被朱國柱捕獲，化名為梅雨的隰川王后裔朱充鮭，是以擅自離開山西逃亡山東藏匿的罪名定罪的。如果真的可以就地為民，連自己高祖的名字都不知道破落宗室朱充鮭為何要拋棄母親妻子，化名梅雨潛逃呢？
上圖_ (永曆七年)1653年南明與清的形勢圖
順治六年，總督江南江西河南等處地方軍務領兵部尚書銜的馬國柱又在江南捕獲了一位年齡七十有九名為朱華塘的明永安王的遺宗。據審，朱華塘在崇禎十六年也就是他七十二歲時才被襲封為鎮國將軍，屬於宗室中的末等，在崇禎十七年後出家為僧。並在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南下時，準備主動投誠，但由於年老體弱行動不便，行至在九華山時被道人劉顯如收留，就此定居。
不過朱華塘與崇陽王遺宗朱華堞有仇，所以被惡意舉報，並誣陷朱華塘藏匿有藩王印信、手持偽造詔書。在抓獲朱華塘後，馬國柱也據實奏報稱其，“衰病垂危，相隨徒弟兩人，乞食貧衲，實無別項情節，若夫木印一顆，實系道家鈐記···朱華塘數犯，俱可開一面也。”可以看出馬國柱對於老邁的朱華塘有憐憫之情的，但其確為明朝遺宗，馬國柱不敢私放，只能請示皇帝統候裁奪。
又經過江南按察使、江寧府知府審驗後，所得結果與馬國柱上奏情況無二。但皇父攝政王依舊批紅：朱華塘著就彼正法。
上圖_ 愛新覺羅·多爾袞（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就在國破之後，殘存的明朝高層藩王之間的傾軋也愈演愈烈。順治二年，明魯王要搶奪明益陽王的地盤，竟直接將益陽王屠戮，彼時只有六歲的益陽王之子朱秀麟被家人朱七老揹負逃亡。隨着朱七老被殺，朱秀麟這位曾經的郡王之子在趙侍轂、無名傭人、俞世祿、壽文岐多人手中躲藏輾轉，直至順治七年出家為僧。兩年後事發，朱秀麟在浙江諸暨被捕。
抓捕他的浙江巡撫蕭起元，在一封奏摺中真實的表露了當時統治階層和高級官僚對於明代宗室的態度：“深憶偽藩子姓，或有敗奔逃竄或有變姓潛藏，今若不早為淨除，恐將來釀患滋大，臣故一面宣播上傳德意，廣示招徠，一面通行搜查，剪除梗化。”
所謂的懷柔只不過是為了引蛇出洞，好以犁庭掃穴之勢剪除乾淨，因此上才會有朱充鮭潛藏、朱華塘出家等事發生，而這些明朝遺宗的行蹤被人層層遮掩，暗中保護的事情，也讓統治階層深深忌憚。
上圖_ 明朝銀元寶
明朝遺宗的黯然謝幕
正是因為太多朱華塘、朱秀麟這樣的遭遇，導致越來越多的明朝遺宗，不敢投誠、不敢與人接觸，只能隱姓埋名，或出家、或入道。其中最為出名的莫過於明代寧王朱權的九世孫朱耷，國破家亡之際削髮為僧，藉以藏身，並自號八大山人，以“八大山人”四字聯寫，取其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苦澀之意。
這些前代遺宗不僅失去了自由和姓名，他們遺留下的土地、房屋、財貨，也理所當然的或被清查收回、或被收繳發買。僅山東青州衡王府一處，就起獲十二萬七千兩窖藏的銀子，而從這些宗室身上所得的銀子也極大程度的緩解了清初國家財政的窘迫，重新洗牌了豪強勢力，鞏固了新王朝的統治根基。
站在遺宗和清朝的立場上，逃亡與絞殺這兩件事他們誰都不曾做錯，可改朝換代正如清場一般，需要把舊的特權階層清除後，迎接新的既得利益羣體登台。遭逢亂世的宗室子孫只能感嘆一聲：“鳳鳥偏從末世來”便就此謝幕，而新入場的權貴則需牢記“眼前有餘忘縮手，身後無路想回頭。”的殘酷教訓。
文：魏四維
參考資料：
[1]《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3輯》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
[2]《清代檔案史料叢編 第5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3]《清代八旗王公貴族興衰史》周遠廉 著
[4]《明史稿?諸王五卷》張廷玉 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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