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田|三代人的“求學夢”
文|齊魯田
去年四月,21歲的女兒以優異的成績被南京一所重點高校錄取為碩士研究生。在替女兒高興之餘,我不禁回憶起父親、我本人和孩子三代人的漫漫求學之路。
父親出生於1948年,是成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我們家族信奉耕讀傳家的祖訓,渴望知識改變命運。祖父對父親的求學極為重視,加之父親從小勤奮好學,在本村唸了三年小學之後,轉入鎮上的高小就讀,高小畢業時以優異成績升入定陶縣一中初中部學習,之後進入定陶縣五中高中部學習。父親學習刻苦,成績優秀,但命運卻給成績優秀的父親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父親高中畢業,恰逢文革期間取消高考,成績優秀的父親考學無門,只好回村當了一名民辦教師,靠每月微薄的報酬和生產隊的勞動工分養家餬口。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但此時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無論經濟條件還是家庭條件,都已不允許自己重上考場,父親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後來,父親一直在本村和鎮上的教學點任教小學和初中,在教齡接近三十年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才終於盼來了民辦教師轉正的好機遇。現已年逾七旬的父親,每每談及自己的“大學夢”,至今仍充滿遺憾。
作為一名七零後,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恰與改革開放同步。我的小學生活是在魯西南一所典型的鄉村小學度過的,那時學校的教學條件極為簡陋。八十年代初期,我們行政村尚未通電,老師晚上備課要用燃煤油的罩子燈,我在家晚上做作業要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燈照明,坐在昏暗的煤油燈前學習,不一會兒連鼻孔都被燻得黑黑的。學校地處離家5華里的馬樓自然村北部的一片田野之中,每天從家到學校早中晚都要往返三次,步行穿過田間的泥濘小道,教室裏的所謂課桌還是典型的用土坯、磚頭砌成的土台子,“土台子,泥孩子”是那個時代農村教育狀況的形象概括。小學裏任課教師大多是民辦教師,老師下課後還要回家種地,學校每逢麥收和秋後收穫時節都要放農忙假。小學畢業後,我先是在鎮上的中心小學教學點讀了兩年初中,在上初三時,正逢全鎮初中教學點整合,原來的定陶七中高中部被撤銷,以此為校址,成立了定陶縣陳集鎮中學。在1986年,由於我們所處的陳集鎮鄉鎮企業較為發達,同周邊鄉鎮相比經濟基礎相對較好,鎮中學率先在全縣鄉鎮中學中建起了第一座教學樓,開始時僅有四個初三教學班,學校的教學主力仍是從各個初中教學點抽調來的民辦教師,他們拿着極低的工資,忘我工作,愛崗敬業,創造出了全縣一流的教學業績,陳集鎮中學自創立之初,曾連續多年升學率位居全縣榜首,被譽為菏澤地區農村中學的一面旗幟。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定陶縣第二中學度過的,三年的高中生活緊張而充實,但在那個“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的時代,同學中最終能升入大學者仍然寥寥無幾,我先參加了上世紀九十年初的高考,最終以偏科嚴重、數學成績較差而與大學失之交臂。高中畢業後,我到在鎮中學校辦農場當了一名臨時工,在1992年底,恰逢縣委宣傳部公開招聘專職新聞幹事,我以優異成績入選,曾先後被原菏澤地委宣傳部、定陶縣委宣傳部評為“先進新聞工作者”,被《菏澤日報》、《大眾日報》聘為通訊員,被當時農業部《中國鄉鎮企業報》聘為特邀記者。對我來説,仍然對未能實現的“大學夢”耿耿於懷,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自1999年以來,我先後參加山東輕工業學院、山東財經大學、菏澤市委黨校等高校組織的專業學習,藉以慰藉自己的“大學夢”。
教育不僅承載着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一個家庭的“希望工程”。1997年和2004年,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我和妻子高度重視兩個孩子的教育問題,力爭當一名與時俱進的合格家長。他們生逢其時,恰逢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隨着國家和地方對教育投入的不斷增加,學校軟硬件建設大大改善,師資力量不斷增強,他們接受教育的條件大大改善,與上兩代人相比,辦學條件已不可同日而語,隨着素質教育的深入開展,他們的知識水平、綜合素質均有了大幅提升。女兒初中畢業後以優異成績升入菏澤一中學習,三年後考入一所省重點大學。大學期間,她品學兼優,2018年11月,先後獲得“第九屆山東省大學生數學競賽一等獎”和“第十屆全國大學生競賽一等獎”,以優異的成績實現了自己的考研夢。16歲的兒子現正在城區一所省級重點高中宏志班就讀,成績優秀的他對自己的學習生活和未來的“大學夢”充滿信心和憧憬!
三代人不同的“求學夢”,折射出時代的發展和背景,凝結着個人的追求和夢幻,滲透着濃濃的家國情懷。人生有夢,珍惜現在,行在當下!
作者簡介 :齊魯田,男,中共黨員,系中國詩詞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菏澤市作家協會會員,菏澤市中華文化暨齊魯文化促進會理事、漢源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菏澤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定陶區作家協會理事,區中華文化促進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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