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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從立國319年的悠悠兩宋（960年—1279年）各選出一個知名度最高的歷史人物，北宋的青天名臣包拯（999年－1062年） 和南宋抗金名將岳飛（1103年—1142年），絕對是會高居榜首的人物。兩人一文一武，一內一外，包拯鐵面無私，秉公執法，是北宋官場上高懸的一片明鏡，岳飛所向披靡，攻堅克敵，是南宋對抗金國的一把神劍。同樣的忠君為國，功勳卓著，為何包拯得以善終，而岳飛則在奸臣的口舌中含冤而死呢？
面對強敵來犯而殺掉大將的宋朝之所以這麼做，原因就是下面這句話：
“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宋太祖趙匡穎
翻譯：五代時期，各政權殘忍暴虐，使得百姓深受其害。為防止在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趙匡胤）選拔出精明幹練的儒學文臣代替武將作為地方的最高長官來治理天下，因為即使這些文官都是貪官，也比一個手握重兵的武將興兵作亂要好。
作為中華歷史上唯一沒有經過大規模的全國戰爭，而僅靠一場軍變改朝換代而建立的國家，宋太祖趙匡胤在被黃袍加身登基稱帝以後，深深的感受到了，擁戴自己稱帝的武將們對一個國家政權所構成的巨大威脅。在被迫做皇帝的趙匡胤看來，手握重兵的武將們既然可以擁立自己為帝，自然也可以擁立另外一個人為帝。説白了，自己只是坐在皇位上的傀儡。那麼，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通過“和平”方式當上皇帝的趙匡胤解決方式也相當“和平”——在酒桌上直接告訴擁戴自己的武將們自己的想法。這樣坦誠的君臣對話乍聽之下確實不可思議，但愛好“和平”的宋太祖卻真就是這麼做的。也許是在經歷了五代戰亂之後的武將們此時也對天下太平充滿了渴望的緣故，這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們竟然毫無異議的接受了，紛紛卸下自己的盔甲，拿上趙匡胤賞賜的財寶回到了趙匡胤賞賜的田地上，過起了土豪的生活。
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法，宋朝成功的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在任命新的軍事領導時，又確定了文官為最高軍事領導的軍隊體制。也就是説，不管是尋常練兵還是戰時行軍，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都是文官擔任的，甚至有些是由身在宮中的文官遠程遙控的。因此就不難理解，在面對崛起於北方的遼、金時為何兩宋會吃那麼多敗仗，而處於下風了。
在注重“按祖先意識行事”的中國古代，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一旦確定，基本上是無法更改的（這也是為何歷朝歷代改革多失敗的原因）。所以，時間久了，宋朝就形成了文官全面領先武將的局面，從而造成了一批批“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團。整個官場也不出宋太祖趙匡胤所料，貪污橫行。雖然貪污受賄不如興兵作亂那樣激烈迅猛，但這就像一根根稻草飄落在北宋這頭駱駝身上，遲早會把它壓垮。趙匡胤的後人——北宋的皇帝們當然也意識到了這點。但是負責監查的官員也是文官，他們也同流合污，怎麼辦呢？就在此時，鐵面無私、執法如山的包拯出現了，其剛正不阿的態度和為官清廉的作風，就像秋風掃落葉一般，吹走了學多壓在北宋這頭駱駝身上的稻草。對北宋的統治者而言，支持包拯是一種幾完美的做法，一來不會動搖文官為主，武將為輔的政治體制，二來又能很好的遏制文官貪墨給國家造成的損害。何樂而不為呢？
但可惜的是，包拯是有限的，就一個，貪官污吏確實成千上萬，並且還有許許多多拼命讀書想要通過科考加入其中的後來人。所以，包拯曇花一現後，在“一百個文官貪污也比不上一個武將造反”的思想指導下的宋朝又開始了狂奔，並且出現了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組成的“北宋六賊”這樣知名的組合。甚至由於文官出任軍隊最高指揮官的原因，北宋節節敗退，出現了“靖康之恥”這樣丟進國家顏面的事。宋朝失去了秦淮以北的大量國土，只能藉助長江天塹，偏安嶺南，史稱南宋。
雖然宋朝崇文輕武，但是兔子急了還會咬人，更不要説一個曾經強大的帝國了。在扮演“咬人的兔子”的諸多武將中，岳飛可謂是一枝獨秀，才不過三十歲，便被對手金人冠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堪比戰神的美譽。在與金人的對抗中，得勝連連，收復了許多失地。但這依然改變不了南宋朝野中文官領導武將的局面。
岳飛當然也明白，如果繼續如此，岳家軍只能是文官手中的“兔子”，需要的時候放出來咬金人一口，但如果想要收復全部的失地，光復宋朝，卻是永遠不可能的。於是，岳飛試着想要改變這種格局。但在“法先祖”的強大思維慣之下和取得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團的阻撓下，積重難返的南宋還是未能走上強兵尚武的道路。而戰功赫赫的岳飛在此之後也被宋高宗冠以干政之名而極為反感，並深深的感受到了來自這位手握重兵、戰無不勝的武將對自己手中的權利的威脅。
終於，在1141年，在十一道金牌召岳飛回京無果，直到發出第十二道金牌發出，岳飛才班師的局面下，宋神宗對這位自稱“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跋扈武將的忍耐到達了極限。以“莫須有”之名，處死了一代名將。
同樣的忠君為國，功勳卓著，只因宋太祖趙匡胤一句“一百個文官貪污也比不上一個武將造反”，造就了包拯和岳飛兩人截然不同的命運，不得不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