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先後在江西廬山舉行，史稱“廬山會議”。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次十分重大且意義深刻的轉折點會議，同時也是影響了彭德懷一生的關鍵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罕見遭受嚴厲政治批判，之後被徹底認定成了“右傾分子”，也正是從這次會議開始，一股“左傾”浪潮開始在新中國席捲開來，經過7年的發展終於得到了大爆發（文革）。
所以，想要研究彭德懷就繞不過這場廬山會議，想要研究中國當代史也繞不過這次廬山會議，接下來作者就重點説一説這次會議。
前面也説過，廬山會議之所以叫廬山會議，只是因為它是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含義，因為每年的7～8月都是處暑時節，這次會議一開就是一兩個月，所以選址非常重要，廬山不僅風景優美而且還能避暑，各項配套設施也十分完備，所以江西廬山成為了最終選擇。
在歷史上，江西廬山被稱作中國的政治名山，在民國時期，它更是被視為國民政府的“夏都”（夏季的首都），廬山上的“美廬”別墅也湊巧成為了毛主席和蔣介石唯一共同居住過的地方。
但誰都沒想到的是，本以為是一場極其正常的例行會議，中途卻突然演變成了一場火藥味十足的政治批鬥會，這樣巨大的轉變既包含了一種偶然性，其實也暗含了一種必然性。
偶然性指的是，引爆這次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意料之外的一封“萬言書”，作者是彭德懷，寫作時間是1959年7月14日深夜，即廬山會議開始12天后。
必然性指的是，導致這次事件持續發酵的，不僅僅是因為一封“萬言書”，還與當時新中國所處的複雜國內外形勢密切相關。
總的來説，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對這次事件進行闡釋：1、“萬言書”的內容；2、中蘇交惡；3、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4、傳統中國封建社會根源。
其一，先説説這封“萬言書”，核心內容是嚴厲指出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
原文大概有3200字，網上有原文http://www.huaxia.com/js/jsgc/00156381.html，內容引自於《彭德懷自述》。
這封信寫於1959年7月14日深夜，毛主席收到信件仔細讀完後，默默地將它放在書桌上，直到兩天後才突然決定將這封信公開傳閲，這顯然出乎了彭德懷的意料。
因為他寫這封信的初衷是“提意見”，提“大躍進”的意見，提“左傾”的意見，他在廬山會議前已經下鄉調研過了，“大躍進”造成的亂象已經非常嚴重，所以他才趁此機會私下寫信向毛主席提意見，希望能大力度“糾正左傾錯誤”。
但是彭德懷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是，這封信竟然會成為廬山會議的公開討論材料，不僅彭德懷沒有料到，參會許多人都對這封信感到十分意外且震驚。
一方面，這封信説出了許多人想説而不敢説的心裏話，但另一方面，這封信又是明顯非常不理智的，“信裏有些提法和用詞也不太妥當”。
比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政治性”等字眼，在當時如此敏感的政治背景下，顯得有些過於激烈且不留情面，本來是為了糾左、是好意，結果用力過猛反而讓自己變成了外界眼中的“右派分子”，這恐怕是彭德懷一開始沒有料到的。
從客觀上來説，這封“萬言書”中講述的“浮誇風”“共產風”“高指標”等現象，是非常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確實有不少省份，為了達到上級要求盲目虛報糧食產量，罔顧客觀自然規律，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信號。
但問題是，彭德懷跟所有人都不一樣的特點就是，他性子直、心裏藏不住事，有不滿就必須要説出來，雖然嚴格來説這並不是他職責所在。
事後他的夫人浦安修曾抱怨説，
“老頭子你就是個國防部長，你是個軍人，是個大元帥，你談這個建設幹什麼？你談大躍進幹什麼？你這不是找麻煩嗎？”
彭德懷的回答是，
“不是，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對整個國家的發展負有責任，而且我是一個農民，我不能説瞎話”。
他曾經親自去問公社書記糧食打得怎麼樣，然後他被告知紅薯畝產8萬斤，第二年目標是24萬斤，對此農民出身的彭德懷非常憤怒，
“你這不是瞎吹牛嗎？8萬斤就是這紅薯完全鋪滿了這一畝地，而且有兩寸多厚，你見過這麼大塊的紅薯嗎？”
他問公社書記，你是共產黨人，你怎麼能説瞎話，後來才知道這書記也是沒辦法，這都是逼出來的，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所以彭德懷想要將這些亂象講出來，這既是他的性格導致，同時也是他的黨性決定。
其二，從當時的國際背景來看，中蘇關係持續惡化，彭德懷不幸被捲入其中，這也是導致廬山會議事件持續發酵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1958年年初的長波電台事件，到年中的聯合艦隊事件，到下半年的金門炮擊戰以及“響尾蛇導彈”事件，毛主席和赫魯曉夫在國際政治和軍事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這也導致中蘇關係幾乎是肉眼可見地持續惡化，新中國面臨着極其嚴峻的國際危機。
這幾件事簡單來説就是，蘇聯向中國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軍事訴求，本以為中國會“知趣”地滿口答應，沒曾想遭到了毛主席的嚴厲拒絕，中蘇關係遇冷，其中負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也不免受到影響。
但是中蘇交惡的背景下，為什麼彭德懷會成為眾矢之的，還被扣上了“裏通外國（編者注：指蘇聯）”的帽子呢？
首先，就在廬山會議開始前12天，彭德懷恰巧剛結束了出國訪問，其中也包含了莫斯科一站。令人意外的是，莫斯科方面對外大肆宣稱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雙邊會談，並對彭德懷進行了高度評價。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彭德懷剛剛回國幾天後，赫魯曉夫卻突然“變臉”，於1959年6月20日宣佈向我國斷供原子彈樣品和相關技術資料，還美名曰是迫於國際無核化的壓力。
對此，毛主席、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人感到非常憤怒和無奈，這是非常公然的違約行為，在當時毛主席等人心裏，這就是變相對新中國進行惡意打壓，是故意踩壓中國來巴結歐美。
赫魯曉夫的出爾反爾，讓彭德懷處於十分尷尬且進退兩難的境地，再加上彭德懷一直以來同蘇聯都有緊密聯繫（建國後中蘇也是度過了一段蜜月時期），所以就讓本來十分正常的出國訪問突然“變了味道”，這也是導致彭德懷廬山會議被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從當時國內形勢來看，如火如荼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現在看來十分離譜，但放在當時情境下，還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所以也不能完全“一杆子打死”。
1958年的時候，中央為什麼會提出要“趕英超美”？為什麼中央敢於提出這個看似不可能的目標，真的是“自不量力”嗎？其實並不是的。
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背景需要了解，毛主席等黨中央領導人在過去20年完成了太多太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
且不説遠的，就説較近的幾年。
解放戰爭本以為要打15年，結果打着打着就勝利了，前後才花了三年多時間；抗美援朝面對美帝，本以為是一場艱難的持久戰，結果也是打了兩三年就贏了，這其中還包括了兩年的停戰談判，真正軍事戰爭只有前大半年；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看似千難萬難，但是一窮二白的新中國竟然也都順利完成了......
以上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最後都超預期做成了，所以在第一代中國領導人眼裏，只要自己想做並且付出努力，相信並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完成的。
注：抗美援朝結束後，中央預估將會有15年左右的和平建設時間，所以在這15年內，我們唯一的使命就是抓緊時間進行經濟建設。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1957年），於當年末首次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並於1958年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
應該説這不僅僅是一場個人英雄主義的大躍進，而是包含了上層領導要百姓儘快過好日子的殷切期盼。
之所以後來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諸多亂象，究其本質還是因為新中國缺乏經濟建設經驗，雖然初衷是好的，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偏離了預定的方針和政策。
應該説在1959年廬山會議前，包括毛主席等人在內，對於“大躍進”造成的左傾已經有所反應，廬山會議最開始的任務就是“糾左”，後來之所以發生重大變化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其四，在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長期影響下，當時中國社會依然比較容易形成“家長制”和“一言堂”的局面，應該説這也是導致廬山會議事件持續發酵的一方面原因。
從以上四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1959年廬山會議事件，表面上看是源於一封“萬言書”，但實際上卻是許許多多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有國際因素，有國內因素，有個人因素，同時也有民族根源的因素。
1959年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衞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等文件。
從此之後全黨開始了一場大範圍、高強度的反右傾鬥爭，彭德懷因此遭受空前罕見的政治打壓。
彭德懷徹底變成了一個閒人，雖然還掛着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但心裏充滿了委屈，就連1959年國慶活動都沒有應邀出席。
他躲在北京郊區的一座破敗的花園裏，送走中央配給他的護士、廚師後，帶着警衞員乾脆當起了農民，在院子裏挖池塘種藕養魚，這也算是了卻了他一直想要回歸農業的心願。
蟄伏了6、7年之後，彭德懷終於出山被派到成都從事三線建設，但是誰都沒想到的是，僅僅一年之後文革突然爆發，之後就是漫長的8年牢獄之災直到1974年11月29日蒙冤離逝。
應該説從時間節點上來看，彭德懷晚年不幸的起點，是1959年的那場廬山會議，是1959年7月14日深夜的那封“萬言書”，但是彭德懷哪怕是在獄中，依然沒有後悔過那次“直言上書”，他始終堅持寫申述書，為自己申辯，為正義申辯，這是他的性格所決定的。
不論是説話做事，彭德懷從來都是不阿諛、不奉承、不矯揉造作，個性剛烈爽直、敢作敢為，不願意説任何花言巧語，雖然他因此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們應該承認的是，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才有了新中國的誕生，才有了新中國後來波瀾壯闊的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