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殺害外交使節是國際慣例，但對於突然爆發的戰爭，世界各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待大使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比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惱羞成怒扣押了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但沒有送進監獄，而是“軟禁”；日本隨即也同樣對待了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第二年雙方進行了交換遣返，都安全回國。
（曾任海軍大將的野村）
一般來説，兩國宣佈進入戰爭狀態後，也要分是否斷絕外交關係的兩種情況，局部戰爭也有可能繼續保持互相的使領館，這就沒有必要採取強硬措施，秘密監視即可；如果決定斷絕外交關係，那就會正式驅逐大使及外交人員，給予限期離境，通過中立國或第三國返回祖國，根據國際法，其實僑民也應該有這個待遇，但執行與否就看政府態度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有在美日裔都被關進了集中營，美國人怕他們做內應搞事情。
（駐日大使格魯）
保證對方大使館人員安全回國，這也是相互的，畢竟都要考慮已方外交使領館的人員安全。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和日本都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也挺奇葩的，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因此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駐日大使許世英仍然在日本公開活動，因為兩國還沒有斷絕外交關係。
直到1938年1月，中日戰爭已徹底擴大，德國調停失敗後，國民政府通知：准予回國，行期自定，許世英才於20日啓程，乘船回國。
日本人再無恥，也得保證安全和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畢竟還有為數不少的日本外交人員在沒有淪陷的重慶、成都等城市。另外，外交人員的事情國際關注度也比較高，輕易哪個國家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打仗歸打仗，國家面子總還是要的。
（國民政府駐日大使許世英）
但戰爭爆發後，駐外大使和大使館畢竟身處敵國，什麼意外情況都可能發生，所以必要的警惕性還是要有的。比如日本決定開戰後，最後一封密電就是通知野村銷燬外交密碼本，當然也是擔心美國人搞去，在自己的地盤上，對付使領館的變通辦法多的是。
其實純屬多餘，在整個日美談判期間，日本大使館與國內217封往來密電基本都被美國人破譯了，因此，這也成為了傳説中羅斯福“苦肉計”的證據之一，因為談判破裂的過程，美國人肚子裏已非常清楚。
（許世英在日本）
戰亂時期的所謂國際法也不是百分百管用，張作霖就是衝進了蘇聯領事館抓的李先生，“濟南慘案”時日本兵也殺害過國民政府的外交人員，因此戰爭時期，外交人員還是有一定風險的。
最尷尬的大使其實是1949年的司徒雷登，解放軍佔領南京後，司徒雷登沒有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並有前往北平“過生日”的打算，遭到美國國務院的反對，他也拒絕了繼續到廣州履職的命令，1949年8月經由日本回國，我方沒有進行任何干涉。
於是有了那篇《別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