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的何彩蘭記不清這是第幾次參加“手機課”了。
4月22日，她報名參加了紹興市上虞區老年大學崧廈分校的智能手機課程，每週上一次課，每次兩小時。但早在2018年，她就參加過上虞區老年大學開設的智能手機課程以及相關的多次短期培訓。
“太容易忘記了。”何彩蘭説，“我不懂手機的邏輯，課堂上學會的，下了課可能就想不起來了。”比如課堂上反覆教過移動支付，她路過超市或路邊小店時，有時想去試試，但猶豫再三，還是用現金付了款。
類似的猶豫背後，是一個羣體的共同煩惱。
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手機網民規模達9.86億，其中60歲及以上網民羣體總數達到1.1億。此外，還有4.16億規模的非網民，60歲及以上非網民羣體佔非網民總體比例為46.0%，人數約1.89億。2020年11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直指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
近些年，長三角各地興起老年人智能手機培訓的熱潮，由不同部門和社會組織牽頭舉辦一系列“手機課”，試圖幫助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有些地方還定下了“一年1000場”“一年5萬人”等具體指標。實效如何？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在南京、杭州、紹興等地，陪着老人們聽了幾堂“手機課”。
4月22日，紹興市上虞區老年大學崧廈分校智能手機課程開講。朱凌君攝
需求
在各種“手機課”的普及和推進過程中，“需求”一詞總是被反覆強調。
“不僅是對數字化和使用智能手機的需求，更是對相應的課程和培訓的需求。”紹興市上虞區老年大學工作人員吳海炎説。在他的印象中，這樣的需求是在2016年左右出現的。“此前，電腦課是我們老年大學最熱門的課程，長期一座難求。但到了2016年秋季報名時，電腦課卻突然不吃香了，40個名額竟然連一半都報不滿。”吳海炎有些奇怪，多方打聽之後才知道，“大家都轉去用手機了。”
何彩蘭也是在2016年開始接觸智能手機的。她並不覺得智能手機能派上什麼新用場，只覺得看起來時髦，但打電話還不如老式手機實用。2017年9月，上虞區老年大學第一次開設智能手機課程，有朋友想拉何彩蘭一起去報名，她無動於衷，一頭扎進了戲曲課和經絡課裏。
不過很快，何彩蘭就後悔了。在戲曲課的圈子裏，不時有同學和何彩蘭説：“我加你個微信吧。”她愣住了，“我當時都不知道微信是啥。後來兒子幫我註冊了，但我不太會用。教了好多次總是記不住，還出了洋相。”何彩蘭回憶説，當時總覺得心裏不是滋味。2018年，她報了老年大學的“手機課”，打算“系統性學習”。為此，她還特意買了當時最新款的手機。
何彩蘭當過老師，又曾長期在社區工作，講話中氣十足，辦事風風火火。聽課時，她總坐在前排，筆記本、中性筆和保温杯在桌上擺得很整齊。老師在講操作時，她會飛速地在本子上按照要點，把操作一步步記下來，並且不時發問，聽漏了的內容也一點不肯放過。
4月22日，紹興市上虞區老年大學崧廈分校智能手機課上，人們聽得很認真。朱凌君攝
在同學中，“好學生”何彩蘭可能是學得最快的，但學得快，忘記得更快，一不小心“好學生”就變成了“差生”。何彩蘭抱怨：“主要是不懂智能手機的邏輯。即使一下子學會了，如果不經常練習使用，下次還是不知道怎麼打開。”
為此，何彩蘭不停地上“手機課”，有的是短期培訓，有的是長期課程。最近，新開班的“手機課”上，何彩蘭看到了不少熟面孔，既有長期教授“手機課”的老師李亮，也有曾經一同上課的“老同學”。她們圍在一起開玩笑，“原來這些‘手機課’都是被我們這些‘差生’佔滿了名額。”
第二次上課時，原本僅能安排40人的課堂，擠了60多人，其中不乏來“補課”的“旁聽生”。
4月22日，紹興市上虞區老年大學崧廈分校智能手機課程開講。朱凌君攝
埋怨
對一些社區或老年大學而言，“手機課”也許是任務，開了課就行，但不少學生顯然不滿意。
4月29日上午，66歲的董福炘專程去參加南京市棲霞街道五福家園社區的智能手機培訓，結果令他大失所望。主講老師沉浸在自己的教學節奏裏，1小時內，演示了智能手機的基礎操作，以及微信、打車、掛號等多個App的使用方法，講課速度讓自認為熟悉手機操作的董福炘聽起來，都有些吃力，更別提一些基礎差的老年人了。
這是南京市民政局牽頭組織的“我來教您用手機”培訓中的一場活動。在2021年南京市民生實事項目中，明確提出開展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免費培訓5萬人次。培訓是為了“智能手機掃盲”，但董福炘並不認為自己需要被“掃盲”。
在五福家園社區，董福炘是個時髦的人，他自認為手機玩得很溜，會拍抖音，還會修照片。董福炘還想繼續進步，想學手機攝影，卻不知道從何學起，“看到別人拍照好看就羨慕”。聽完培訓課，他依舊迷茫。
據記者觀察估算，課堂上約50名老年人中，將近一半人並沒有功能較為齊全的智能手機，他們一邊聽課，一邊捧着手裏的老年機（只具備簡單功能的手機），一臉茫然。
南京棲霞區棲霞街道五福家園社區，牆上貼着“手機課”海報。朱凌君攝
培訓中，會發放《百問百答手冊》，但準備的數量不足，有些人拿不到手冊，不悦的神情都寫在臉上，有的撇嘴拂袖而去。即便聽完培訓全程的人，也有不高興的，“老師把我們晾在一邊。”“這樣的活動，佔用了我們原本看電視聊天的活動場地。”有老人要求，“以後不要讓他們（培訓人員）再過來了”。
面對埋怨，五福家園社區黨委書記錢文法有些無奈。他告訴記者，五福家園社區是動遷社區，老年人數量多，老人們活動範圍也小，可能確實沒有智能手機的學習和使用需求。
社區工作人員李玉霞覺得還是欣慰的，仍有人在培訓結束後饒有興趣地向她打聽情況，並表達學習興趣，這位老人一直獨居，在此之前她都不知道手機有這麼多功能，手裏最新款的智能手機平時也僅用於打電話。
有時，何彩蘭會自嘲：“我當過民辦教師，好歹也算半個知識分子，哪承想到老了，成了連手機都用不明白的現代文盲。”
“手機課”教室裏，有她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根據杭州市西湖區科學技術協會對古蕩街道“手機課”參與情況的分析，很多積極來上課的老年人，都曾是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工作者，擁有較高的學歷。西湖區科協科普科科長沈小剛分析，針對老年人的數字智能設備普及，正在激發老知識分子的學習原動力。
“生源”的強大，有時讓授課老師虞曉慶有些驚訝：“上課前，我預計來聽課的老年人可能對新鮮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較低。”但她很快發現，學生中不乏名牌大學畢業生，在智能手機這件事情上受挫，多少讓這些學生有種從“學霸”變成“學渣”的心理落差。有些人憋着一股勁兒，學會用好手機，似乎是為了證明些什麼。
今年4月，杭州西湖區科協牽頭推出了“長者智能手機培訓計劃”，虞曉慶正為老年人們講課。朱凌君攝
虞曉慶教得很用心，也很仔細，她提醒記者注意課程名稱：長者智能手機培訓計劃。淡化“老年人”，更不可能出現所謂“掃盲”的提法。培訓先在古蕩街道的10個社區開展，每個社區每期培訓班5次課，採取2+X模式，除2次基礎課固定外，其他3次課由參加培訓的老人點單生成，內容包括手機拍攝技巧、手機地圖使用基礎等12個類別，還增設了預防電信詐騙科普宣傳。
杭州西湖區科協組織的“手機課”，結業證書和合影很有老年人看重的“儀式感”。朱凌君 攝
補課
西湖區的“手機課”採取集章贏獎的方式，每次課集一個章，集滿5次可獲得小禮品，結課時還會為全勤學員頒發結業證書，大多數人都能全勤。
4月30日，古蕩街道益樂社區的第一期第5次“手機課”結束，上完課的老人們歡笑着依次上台，領取證書。但5分鐘之後，一位剛領取了結業證書的阿姨向記者詢問：“請問我在微信裏要建立羣聊要怎麼操作？上課講過的，但我又忘記了。”
“手機課”最被詬病的問題在於授課和後續答疑的銜接缺位。
記者在南京、杭州、紹興等地聽課後發現，一些“手機課”的後續學習都被放到了線上，但顯然不是所有老年人在上了一兩次課之後，就能熟練“上網衝浪”。每次培訓後，老師會建相應的微信羣，用來溝通交流，這幾乎是各地“手機課”的“標配”，微信羣的使用效率卻不一定高，有些羣聊可能只是“一次性的”。
為保證後續的培訓效果，舉辦者並不是沒有動腦筋，有地方的科協錄製許多針對老年人的短視頻、教學視頻、科普讀本視頻，同時上線網站、客户端和微信公眾號等多個平台，但記者查閲了推送的公眾號文章，閲讀量最高的推文只有44次的瀏覽量。
結束後的合影幾乎是“手機課”的標配。朱凌君攝
“集中教學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模式，無法形成長效機制，最根本的還是需要家庭成員形成責任意識。”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周裕瓊説，她也曾組織和參與過類似的“手機課”。在她看來，家庭是解決老人“數字之困”的重要一環。
周裕瓊提出，社區課堂的推廣值得鼓勵，但是集中聽課的形式脱離了老年人使用手機的具體情境，只有在老人日常使用遇到困難並及時得到解答，才能達成持續有效的“教學”。迴歸家庭，可能是解決老年人“數字鴻溝”的最好方式。
許多老年人對於智能手機和數字化的直接需求就來自家庭——
在上虞，75歲的李小紅積極學習用智能手機，是因為孫子出國留學，她希望能多跟孫子視頻聊天。直到現在，她會的手機功能不算多，但是視頻聊天用起來嫺熟得很。不過，偶爾也會出點小問題。有一次，她跟女兒視頻聊天時不小心誤觸，前後攝像頭切換了，在屏幕上看不到自己，急得直跺腳，直到學會後才鬆了口氣。81歲的單雲花，用手機就為了看新聞和追電視劇，雖然操作起來仍有些磕磕絆絆，但也算成了“時髦的人”。
4月22日，李小紅與單雲花結伴去旁聽了老年大學的“手機課”，但去了一次便不打算去了。“很多內容我都懂，只是偶爾碰到細節性的問題，老師也不一定會講。”單雲花這樣解釋。她更在意的是，上課時志願者幫忙清理手機內存，不慎刪掉了她經常用的視頻播放軟件。課後回到家，她第一時間就讓兒子重新安裝了軟件。
上過不少“手機課”之後，何彩蘭一直想嘗試移動支付。有一次，她在小攤上買菜時鼓起勇氣，用手機支付9.8元，可她忘了按小數點，打成了98元，所幸輸錯密碼，沒有支付成功。她恍然大悟：原來還有這麼多容易出錯的小環節，可老師上課不一定會講這麼細緻。還有一次，她興沖沖地開通了刷臉支付功能，購物使用時卻不知為何連續刷臉兩次，導致重複付款。於是，她默默關閉了刷臉支付。
老人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煩惱：向家人求教，遭到冷遇是常態。
“我讓兒子幫我搞，他直接就弄好遞過手機給我，也不教的，下次我還是不會。”何彩蘭説。目前看來，“跨越數字鴻溝”不能只依靠“手機課”，而更要依賴於形成一個完善的政府、社會、家庭聯動的長效機制。
培訓之外，關愛與耐心更重要。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
作者：朱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