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間張作霖政治表現探析

辛亥革命期間張作霖政治表現探析

趙菊梅

本文首發於《關東學刊》2020年第1期

[摘 要]辛亥革命期間，張作霖依靠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調其進入奉天省城後形成的政治軍事優勢，利用革命黨人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優柔寡斷，擠走藍天蔚，暗殺張榕，平息各種兵變，替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穩定了奉天局勢。同時密切關注時局發展，積極向袁世凱靠攏，並大力招兵買馬，千萬百計擴充自己實力。這一切都為其職業生涯發生重大轉變贏得了豐厚的政治和軍事資本。文章以奉系原始檔案為基礎，並勾稽其他史料對張作霖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政治表現進行全面梳理，對了解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並探討張作霖的內心世界有所裨益。

[關鍵詞]張作霖；趙爾巽；辛亥革命；政治表現

辛亥革命時期，張作霖的政治表現是關係到他一生髮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這改變其一生命運的關鍵階段，張作霖通過一系列的政治行為，為其職業生涯發生重大轉變贏得了豐厚的政治和軍事資本，進而從清軍巡防營統領華麗轉身為中華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關於辛亥革命期間張作霖真實的政治表現，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專門的文章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本文擬以奉系原始檔案為基礎，並勾稽其他史料對張作霖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政治表現進行全面梳理，或對了解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並探討張作霖的內心世界有所裨益。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成功使東北各地的革命黨人精神大振。他們分途聚集於奉天省城，密謀積極響應。但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革命黨人不敢發動民眾，所以決定採取以“不流血的方式”謀取東三省的獨立。11月6日，奉天革命黨人張榕、徐鏡心、商震等人集合在新軍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的駐地——北大營進行密謀籌劃，決定先成立一個“奉天國民保安公會”，並推選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會長、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為副會長，然後逼迫趙爾巽宣佈東三省脱離清政府而獨立。

之後則計劃像湖北省那樣，成立軍政府和革命軍，推舉藍天蔚為關外革命軍“討虜大都督”，張榕為奉天省都督兼總司令，吳景濂為奉天省民政長。與此同時，藍天蔚還計劃新軍第二混成協以“奉命開往關內”為藉口，進入奉天城內，然後佔據東三省總督府及軍械庫。

然而，出乎藍天蔚預料的是，他們的計劃很快就被他的部下——第三標標統聶汝清和管帶李際春告發了。得知此消息，趙爾巽驚恐萬狀。他積極研究對策，四處調兵遣將，妄圖鎮壓革命黨人。可是，當時奉天的駐防陸軍已無兵可調。原來，辛亥革命前奉天駐紮的軍隊有新軍和省防軍兩大類，其中新軍屬於國家正規部隊，由中央統一指揮，地方無權調度，而省屬地方警備部隊為舊軍，也叫巡防營。當時，在奉天的新軍主要有張紹曾任統制(師長)的第二十鎮(師)駐紮在新民、錦州兩府，藍天蔚任協統(旅長)的第二混成協駐紮在奉天省城外的北大營。

奉天的舊軍巡防營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路共四十五營。其中前路巡防營駐洮南一帶，張作霖任統領；後路巡防營駐遼源、通遼一帶，吳俊升任統領；左路巡防營駐彰武、黑山地區，馮德麟任統領；右路巡防營駐東邊道，馬龍潭任統領；中路巡防營駐瀋陽、鐵嶺一帶，朱道堅任統領。就在辛亥革命前一個月，新軍第二十鎮被調往關內灤州一帶，參加秋操。這樣，駐防省城的陸軍就只剩下新軍第二混成協和中路巡防營了。但是，中路巡防營與第二混成協相比，力量相差懸殊，無力制止新軍的革命傾向。為牽制新軍動向，掌控省城局勢，駐守洮南的前路巡防營統領張作霖，被趙爾巽緊急調往了省城奉天。

11月8日，張作霖接到趙爾巽調他前往省城的急電後，親自把電報送交洮南知府孫葆瑨閲悉，並於當天晚上率領張景惠管帶的馬三營和孫烈臣管帶的馬四營出發，快馬加鞭、晝夜兼程，於11月11日到達了省城奉天。(1)趙菊梅：《張作霖入主奉天之謎》，《縱橫》2012年第11期。按照革命黨人的計劃，11月12日奉天諮議局就要正式召開“奉天國民保安公會”，他們試圖用和平的手段通過奉天省脱離清政府、宣佈獨立的決議。一到奉天，張作霖就趕往總督府和趙爾巽、袁金鎧等人商議，決定將計就計，先把“奉天國民保安公會”的領導權奪過來。

11月12日，在奉天國民保安公會的成立大會上，革命黨人要求響應武昌起義，宣佈東三省獨立，但遭到了趙爾巽的堅決反對。就在雙方各不相讓，堅持不下之時，張作霖及其手下掏出手槍，對在場的革命黨人説：“今日敢與總督異議者，請視此槍。總督能容忍，此槍不能容忍也！”(2)金毓黻：《張作霖別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吉林文史資料選輯(張作霖等奉系軍閥人物資料專輯)》第四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頁。當時，張作霖的武裝軍警早已暗中控制了會場內外，毫無思想準備的革命黨人一籌莫展。

在張作霖武力威脅和恫嚇下，趙爾巽等人利用革命黨人的軟弱和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弱點，強力扭曲了“奉天國民保安公會”的性質。在大部分革命黨人相繼退場以後，袁金鎧以諮議局副議長的身份主持會議，他宣讀了事先擬好的“保安公會”章程，並“公推”趙爾巽為國民保安公會會長，伍祥禎、吳景濂為副會長，袁金鎧為參議總長，蔣方震、張榕為參議副長。(3)《趙爾巽為成立奉天國民保安公會及通飭辦理保安分會事的札文(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11.13)》，遼寧省檔案館編：《辛亥革命在遼寧檔案史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遼出臨圖字(1981)第76號，第49頁。同時，反對革命的新軍軍官聶汝清和因“保駕”有功的張作霖分任軍政部正、副部長。

這樣，藍天蔚等人本來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來推翻清政府的統治，但在張作霖“土匪式”的恫嚇面前，革命黨人表現軟弱、退縮，最終導致了政權和平過渡的流產。而張作霖通過武力威脅革命黨，迅速穩住了奉天局勢，在鎮壓革命黨人中立了頭功，因此備受趙爾巽的賞識和信任。

11月12日當天，奉趙爾巽之命，張作霖續調前路巡防營張作相管帶的馬一營和依欽保管帶的步一營趕往奉天。12月初，趙爾巽更是下達了張作霖的前路巡防營和吳俊升的後路巡防營換防的札令，並決定將張作霖所部的前路巡防營全部調往省城。(4)趙菊梅：《張作霖入主奉天之謎》，《縱橫》2012年第11期。另外可參考《張作霖致孫葆瑨電稿(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香港：香港地平線出版社，1990年，第582—583頁；《吳俊升給孫葆瑨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594頁。

此後，為了更充分地發揮張作霖的作用，並壯大舊軍巡防營的聲勢，趙爾巽索性任命張作霖為奉天城防司令，並將原來駐防瀋陽、鐵嶺一帶的中路巡防九營人馬也交給了張作霖統一指揮。這樣，到1911年12月底，張作霖所部兵力從原來的七營，增加到了十六營，近3000人；再加上前路巡防營幫統李蓬瀛分帶的兩營，張作霖所統兵力達到18營，近3500人。此時此刻的張作霖，儼然已成為奉天省最大的地方軍事首領了。

張作霖照片

藍天蔚，字季豪，湖北黃陂人，早年曾就讀於湖北武備學堂，後進入日本士官學校深造並加入同盟會。1910年再赴日本，進入陸軍大學學習，回國後被任命為新軍第二混成協統領，駐防奉天。

辛亥革命期間，即1911年10月24日，藍天蔚與駐灤州附近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駐長春的第三鎮代理統制盧永祥以及駐保定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等聯名致電清政府，提出十二項條件，要求在本年內召集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規定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提出要“特赦擢用革命黨人”等。

這個電報名為“兵諫”，其實是一道最後通牒，它威脅清政府要把多年來拖延未辦的大事在兩個月內全部辦完，如果敢説半個不字，他們將馬上殺奔北京，絕無討價還價之餘地。為配合“兵諫”，吳祿貞還擅自阻截了清政府運往武昌前線的軍火。這一系列的行動逼迫清政府不得不頒佈“罪己詔”並公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進一步縮小了皇帝的權力，擴大了議會和總理的權力。不僅如此，藍天蔚、吳祿貞、張紹曾三人還準備聯合發動武裝起義，但因為消息外泄，吳祿貞不幸被暗殺於石家莊，起義未能照計劃進行。

摯友被難，藍天蔚只好在東北繼續展開鬥爭。如前所述，他與張榕等人策劃了“不流血的方式”，想通過和平的手段來推翻清政府的統治，結果以失敗告終。隨後，趙爾巽便開始着手削奪藍天蔚的兵權。他以商量事情的名義令藍天蔚到東三省總督府，結果剛到總督府轅門，藍天蔚就被張作霖的手下搜了身。見面之後，趙爾巽又“以其在駐地與革命黨舉行會議已被見責”為由，勸藍天蔚交出兵權。

沒等趙爾巽和藍天蔚説幾句話，侍立在側的張作霖便拉起藍天蔚的手，要求與他的部隊一決高下。趙爾巽和張作霖一文一武雙管齊下，逼迫藍天蔚就範。無奈之下，藍天蔚只好答應交出兵權。11月14日，趙爾巽給藍天蔚下了一個札令，説：“查有第二混成協藍統領天蔚，志趣正大，識見明敏，堪以派赴東南各省考察此次戰事之實情、公眾之意見，並傳佈奉省保安會宗旨，以謀國民之幸福。

為此，札委札到該協統，即便遵照，剋日前往妥辦，隨時報告。此札。”(5)《趙爾巽委派藍天蔚赴東南各省考察戰事並傳佈奉省保安工會宗旨的札文稿(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四日1911年11月14日)》，遼寧省檔案館編：《辛亥革命在遼寧檔案史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第105頁。被解除兵權的藍天蔚受到張作霖的嚴密監視，只好逃離奉天，遁跡大連。

張作霖幫助趙爾巽鎮服了新軍將領，擠走了藍天蔚，受到了趙爾巽的格外器重。軍事實力增強之後，繼續與革命力量對抗，鎮壓革命黨人也成了張作霖面臨的首要任務。以張榕為首的另一部分革命黨人，不願讓東三省獨立的計劃半途而廢，遂另行成立了一個名叫“聯合急進會”的組織，由張榕任會長，張根仁、柳大年、李德瑚等人任副會長，繼續展開了革命鬥爭。

張榕，原名煥榕，字蔭華，遼寧撫順人。祖上隨順治帝“從龍入關”，為八旗駐防官兵，後回到關外老家。張榕19歲時赴北京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習俄文，並逐漸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產生了要變革社會的想法。日俄戰爭期間，他棄學出關，毀家輸財，組織“關東獨立自衞軍”。自衞軍聲勢浩大，給東三省當局和外國侵略勢力造成了很大威脅，不久被清政府嚴令解散。後來張榕在北京結識了革命黨人吳樾，開始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1905年9月，張榕與吳樾在北京前門車站密謀炸死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的鎮國公載澤、户部左侍郎戴鴻慈、商部右丞紹英、兵部侍郎徐世昌和湖南巡撫端方等五大臣，曾經轟動一時。事敗張榕被捕入獄，1908年化妝越獄，逃往日本東京並加入同盟會。1911年10月下旬，張榕開始組織東北革命黨人共謀響應武昌起義大計，奔走於奉天新軍和革命黨人之間，策動東三省獨立，聲援武昌。

由於奉天城內趙爾巽、張作霖等反革命勢力過於強大，“聯合急進會”決定派人分赴莊河、鳳城、安東、遼陽、興城等地自下而上發動武裝起義，張榕等少數人則“居省調護，掌握中樞”。奉天省的革命局勢一天天好起來，力量一天天壯大起來。面對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鬥爭，趙爾巽除了派各路巡防營撲滅地方武裝起義的“星星之火”外，還與張榕約定：“東省事靜，俟國會解決，彼此毋復爭持”。張榕遵守了此停戰條約，“並以生靈為念，亦允於停戰期內不為強制之舉”，但趙爾巽卻“包藏禍心，實欲鋤之以便己”。

1912年1月23日夜，張榕“赴袁金鎧約，罷飲歸，偕行過平康里。趙密檄軍隊尾隨其後，突狙擊之，中數彈，猶大聲叱曰：‘咄！鼠輩胡無信至此，吾竟以守約死矣！’至死怒眥盡裂。露屍一晝夜，目未瞑也”。“趙復遣兵毀其室廬，掠其財物，並斃其塾師張振聲”。(6)

《趙恭寅為收到張榕等五名事實清冊並再補報一份事給城廂董事會的指令(三月二十五日)》之附文《張榕事略》，遼寧省檔案館編：《辛亥革命在遼寧檔案史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第145—148頁。同時被殺害的還有張榕的好友寶崑和“聯合急進會”秘書、急進會機關報——《國民報》編輯田亞贇。

此次行動皆系張作霖奉趙爾巽之命所為。《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中《張作霖為報告殺害革命黨急進會張榕寶崑田亞贇等經過給趙爾巽呈》對此有詳細的敍述：1月23日夜，張作霖“派偵探長於文甲帶同兵弁，跟蹤追緝，本擬將張榕捕獲後呈請訊辦。乃行至西關平康里路遇張榕上前詰問，該犯竟敢開槍拒捕，經於文甲還槍迎擊，即將該犯當場擊斃”。

隨即還派人抄了張榕及其胞兄張煥柏的家。次日，張作霖向趙爾巽呈文道：“查有省城大北關張榕，前經組織急進會，自稱會長，潛結亡命無賴多人，晝夜計議，並有暗殺黨名，伺職出入。職早有所聞，只以無據風傳，仍坦懷以待。近據密探報告，數日以來民軍北犯已抵煙台，風聲逾加緊急，連日該犯張榕糾集在會多人，大開秘密會議，與該軍機關部來往通函，約期起事”。呈文還説從“該犯住屋搜出民軍告示、委任狀多件，又急進會會長木印一顆，小戳一個及信，內有東洋文字者數封，內有大連來信，系近日發自機關部者，並匯有鉅款，即系約期急速起事之函，又內有速將雙木消化一語，‘雙木’蓋暗寓職名(指張作霖，筆者注)也。又有一日文信函，內有速將張某、馮某致死，則餘可無慮等語”。

據此，張作霖認定查抄出的兩封函件是張榕“謀叛暗殺之鐵證”，並説“聞該犯黨羽甚多，以滿洲人寶崑、田亞贇為死友，一切結會、通匪，多系寶崑之主謀，田亞贇輔之”。(7)《張作霖為報告殺害革命黨急進會長張榕寶崑田亞贇等經過情形給趙爾巽呈(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617頁。在此呈文中，張作霖還敍述了殺害寶崑和田亞贇的詳細經過。

1月29日，張作霖又向趙爾巽呈報説：“張榕家人李鴻順、劉貴山、楊順、高桐、尹國棟，已於前日同時捕獲，全系張榕羽翼爪牙，未便輕縱，擬請嚴刑法辦，以警兇頑”。(8)《張作霖為捕獲張榕家人李鴻順等送請核辦給趙爾巽呈(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619頁。此後接連數日，張作霖指揮部下在省城大肆搜查革命黨人，凡遇到形跡可疑或剪去髮辮的人，即行砍頭或關進監牢，省城上下人心惶惶，到處充滿了恐怖的陰霾。

與此同時，駐外埠的張作霖中、前兩路巡防營也參與了鎮壓革命黨人的行動。據1912年3月1日《袁世凱為藍天蔚電請停止張作霖等慘殺鐵嶺開原等地革命軍致趙爾巽電》稱：……開原軍民早與地方和平接洽，至初二日由紳商代表歡迎進城並無戰事。不意初三日(2月20日)，趙爾巽派張作霖軍隊圍殺，民軍進退無路，激成戰爭，張軍到處慘殺淫擄，現今鐵、開等處歡迎民軍各紳商代表仍行搜殺，共計在蔚處避禍者人計千數，被趙、張冤殺、暗殺者前後不計其數，家屬嗷嗷，慘不忍聞。”(9)《袁世凱為藍天蔚電請停止張作霖等慘殺鐵嶺開原等地革命軍致趙爾巽電(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641頁。另外，前路幫統孫烈臣所部則在瓦房店、蓋平、莊河等地鎮壓民軍。由於兵力單薄，趙爾巽還電飭管帶王永峯等帶領炮隊馳援，“以厚兵力，而期得手”。

對於張作霖鎮壓革命黨人的行為，趙爾巽十分滿意。他在張作霖呈文後批示道：“查張榕私結匪黨，圖謀不軌，本大臣久有所聞”，並盛讚張作霖説：“該統領不動聲色，連斃三兇，實足以快人心而彰顯戮，應侯出示曉諭，以明與眾共棄之義”。在給清政府的奏摺中，趙爾巽也多次為張作霖請功，説“張作霖驍勇善戰”，請政府“破格升賞，以資鼓勵”。清政府隨即任張作霖為“關外練兵大臣”，賞戴花翎，並將其所部改為第二十四鎮，由張作霖任統制，相當於師長，不久又兼任巡防營務處總辦。軍事實力的增強，使張作霖的腰桿硬了起來。

張作霖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入駐省城，使自己的軍事實力大大增強，成為了奉天省最具實力的軍事首領。但就全國而言，此時的張作霖尚處於人微言輕的狀態之中。在這樣一個舉國動盪，清朝政府搖搖欲墜的形勢下，如何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當權者的關注與重視呢？張作霖一直觀察着時局的發展。

辛亥革命發生後，清政府啓用袁世凱鎮壓武漢革命軍。袁世凱當然不想真正為清政府賣命，他的想法是既要利用革命軍以威脅清政府，又要暫時保存清政府以對付革命軍。(10)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91頁。而當革命軍提出只要他擁護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孫中山就讓出臨時大總統，推選他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時，袁世凱立即背叛了清王朝。

袁世凱重登政治舞台時的一切政治表現，身處東北的張作霖都看在眼裏，儘管張作霖對袁世凱各種行為背後的真實想法並不一定完全瞭然，但他知道，此時的中央政府，袁世凱是執牛耳者。自己要想獲得更大的發展，他必須造勢，發出響亮的聲音，引起袁世凱對他格外的關注才行。

為此，1911年12月31日，張作霖聯合奉天省的主要將領軍官聶汝清、馮麟閣、吳俊升、馬龍譚等人通電吉林、黑龍江兩省的軍政官員，號召組成一個聯合的東三省“勤王之師，以鐵血解決政體”。同日，張作霖等33人聯名致電直隸、河南、山東、黑龍江、徐州、石家莊、吉林等地督撫憲及軍隊，號召他們“除將本省防務佈置外，即由東省發起，就現有軍隊，編成勁旅，共任勤王，先發制勝。由齊、豫分兵南下，誓滅彼黨，非達君主立憲之目的不止”。

1912年1月1日，張作霖與北洋軍事將領48人聯名通電，聲稱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1月2日，張作霖與孟恩遠、馬龍潭等又致電段祺瑞，再次表示可以隨時“南下應援”，同時還致電北京各親王，表示“爭君主立憲以救危亡，非誓死決戰不可”，並提出“親貴大臣存放北京各國銀行現款三千萬，藉以供軍，大局尚可挽救，否則，軍心瓦解禍變立至。”(11)

《關於駐奉天軍隊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發起勤王之師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603—605頁。這組電文包括《潘矩楹張作霖等通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潘矩楹張作霖等致吉林黑龍江電(十二月三十一日)》《奉省各軍致吉林孟恩遠電(一月二日)》《潘矩楹張作霖等致段祺瑞電(一月二日)》《潘矩楹孟恩遠張作霖等致北京各親王電(一月二日)》。

當張作霖作出這些舉動的時候，其實他的內心非常清楚：袁世凱的新軍鎮壓武漢革命軍是不需要他們來幫忙的，這種政治手腕只不過是想讓袁世凱知道，我張作霖是站在你和朝廷這一邊的。張作霖希望袁世凱投桃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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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張作霖，感覺自己受到了袁世凱極大的忽視，既然得不到袁世凱的垂青，於是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積極發表言論，揚言袁世凱如果一定要依附共和，逼清帝退位，他將拒絕聽從共和政府的指揮，無路可走時，只好採取自由行動。他對日本駐奉天的落合謙太郎總領事説：“如果日本國對本人及東三省人民尚有關切之情，則本人率民歸依，並不是件難事。我們既然已經失去應為之效忠的皇帝，那麼依附同種的日本，也屬理所當然。”

他還説：“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在本人掌握之中，斷不容許革命黨之類南方人任意蹂躪，如北伐軍之類，何足掛齒！即袁總理，如有確實跡象證實其已附和共和，本人亦決不聽從其指揮，必將自率部隊，我行我素。日本國在滿洲擁有重大利權，與滿洲具有特殊關係，而為本人所熟知，亦為民眾知曉。日本國如能以德相召，則東三省民眾，必將人心趨向，有所依歸。本人認為與其將東三省委於南方人之手，勿寧讓與外人更為妥當。當此時刻，日本國如對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奮力效命”。(12)《洛合駐奉天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電》第51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72頁。

當時的張作霖，僅以第二十四鎮統制的身份頻頻向日本發出示好言論，謀求日本支持，並向日本表示東三省可以脱離中國本土而獨立，這在日本看來是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日本政府對此並沒有明確表態。當然，對張作霖而言，他的這些言論和行為，也並不是真的想讓日本有什麼實質性的回應，而只是想明確地向袁世凱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袁世凱不重視我，我不但會成為你的反對者，東三省也可能因此而動盪不安。你在前方忙着和革命黨人較量，我在後院就給你放火鬧事，讓你首尾不能兼顧，這樣你才能知道我張某人的分量。

張作霖這種無中生有的招法果然奏效，袁世凱再也不能無動於衷。東北問題本來就複雜，既有宗社黨在活動，又有世受皇恩的“保皇派”人物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更有日本對東北的虎視眈眈。張作霖作為東北的實力派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僅對東北局勢影響很大，而且會影響到北京的安全，直接關係到自己統治地位的穩定。南方的革命軍已經夠自己忙乎的了，如果東北再亂起來，腹背受敵的滋味可不好受。面對着張作霖的咄咄逼人之勢，袁世凱不得不接招。

為此，袁世凱給張作霖寫了一封密信，告以清王朝大勢已去，勸説張作霖放棄保皇主張，接受共和政體。在密信中，袁世凱還私下許願，一旦清帝退位，本人就任民國大總統，將“任卿為東三省防務督辦。”(13)[日]園田一龜：《怪傑張作霖》(內部參考資料)，胡毓崢譯，遼寧大學歷史系，1981年，第38頁。除此之外，袁世凱還以軍刀一柄及價值萬餘元的貴重物品贈與張作霖，以示拉攏。

收到密信的張作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共和制也好，君主立憲制也好，對我張作霖來講都無所謂，我要的是官位和利益。我張作霖如此動作，你袁世凱還不考慮我的利益，那就別怪我另起爐灶，再説你袁世凱也沒有理由和我死磕啊！

彷彿就像洞悉袁世凱內心的隱秘一樣，張作霖得到了袁世凱的承諾。於是，他立即改變以往的言辭，見風使舵，轉而開始説服趙爾巽等人並致電袁世凱稱：“東三省之事無足為憂。”至此，張作霖導演的一出政治好戲換來了袁世凱對他的重視。在清帝退位兩天之後，張作霖又和奉天的其他官僚一起，致電向袁世凱表示祝賀，表示：“國體既定，臨時共和政府已建立，竊維推選袁世凱為大總統，實屬至當”。(14)[日]園田一龜：《怪傑張作霖》(內部參考資料)，胡毓崢譯，第39頁。同時，張作霖還從奉天城內四平街的一家藥店裏，買得價值1200餘元的人蔘和一套價值8850元的純銀餐具回贈袁世凱，以示巴結。

緊接着，在袁世凱反對南下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問題上，作為北洋外系，張作霖更是替袁世凱振臂。聽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要將臨時政府設在南京，要求袁世凱南下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張作霖立即給袁世凱致電説：“大總統已公選全權，為天下人之賀。惟蒞寧一節，軍界不甚允協，仍以北京為妥，如必蒞寧，恐有他變”。(15)

《奉天張作霖致袁大總統電》，《盛京時報》1912年2月27日。當袁世凱讓手下人在北京製造騷亂以找藉口不去南京赴任時，張作霖又推波逐浪，發表通電威脅説：“東三省逼處強鄰，土匪每藉以肆虐，極力保全尚虞危險。幸以北京尚安，人心稍固，猶可維持。倘總統離京，恐匪徒乘機破壞，釀成交涉，至為可危。如果本省不保，全局立壞”。(16)《奉天專電二則》，《盛京時報》1912年3月6日。

曾發誓要以生命捍衞君主立憲制的張作霖，在得到袁世凱足夠的重視後，立刻搖身一變，變成了他一度拼命反對的民國的擁護者。張作霖的變臉可謂神速，由此他也得到了袁世凱的青睞。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下令將“東三省總督”改為“東三省都督”，但同時又規定“惟官名雖改，職權仍舊，所有各省文武屬官照舊供職，官制、營制概不更動，其應行之政務、應司之職掌仍當繼續進行”。(17)

《袁世凱為更改地方職官名稱令(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趙煥林主編，遼寧省檔案館編：《民國奉系軍閥檔案(一九二二年卷)》(1)，北京：線裝書局，2016年，第40頁。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使趙爾巽由清朝的東三省總督變成了民國的東三省都督，並在張作霖等舊軍巡防營力量的支持下，繼續維持着東北的統治秩序。

當時，奉天各地軍隊的情況很不平靜，山海關、朝陽、阜新、柳河、開原、安東等地都先後發生了駐軍或警兵的“兵變”，駐奉天北大營的陸軍第二混成協“兵變”則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兵變發生後，駐守省城的張作霖所部再次參與了平息北大營新軍兵變的全過程。

駐奉天北大營的第二混成協，是一支掌握先進武器、受過新式訓練的新軍。它原來的協統是領導奉天革命運動的核心人物、同盟會會員藍天蔚。因此，革命思潮在該協當中廣為流傳，很有影響。但自從藍天蔚被趙爾巽和張作霖逼走之後，第二混成協的官兵們就開始憤憤不平，蓄勢待發，加上繼任的協統聶汝清剋扣軍餉，又聽説上面要遣散兵丁，軍營中頓時怨聲載道，革命的情緒在官兵們的心中就更加強烈了。

1912年6月19日，正值端午節，軍隊放假一天，官兵在營內過節。這天一直在下雨，到了晚上“點燈後，忽見柴草垛火起，各營兵等齊往撲救，第二營各兵首先鳴槍，齊聲大喊：‘打瀋陽，搶人家’，各營兵等響應，官長不能禁止”。(18)《開原縣知縣給趙爾巽呈(六月二十九日)》，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遼寧省檔案館珍藏辛亥革命檔案(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第三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5—30頁。他們撬開武器庫，搶得槍支彈藥，蜂擁出營，直撲大北邊門。

由於事出突然，趙爾巽聞訊後大驚失色。他“立即督飭中前路統領張作霖、先鋒營統領閉門登陴，一面飛飭各巡防營在城外截擊”。為了不造成日本人插手，特“於西關一帶，厚集兵力，保護外僑和領事館”。(19)《趙爾巽為張作霖鎮壓北大營兵變經過及善後處理情形給袁世凱的呈稿(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725頁。

張作霖奉命後立即做了緊急部署，他“急調前路步一、步八兩營分守大北門，前路步二、中路步二兩營分守北門，前路步九、中路步十兩營由小東邊門內作散兵隊形向西堵擊，中路前一營兩哨分守造幣廠，兩哨分守軍械局，並調前路馬一、馬二兩營入城，分佈要隘，嚴防內應”。(20)《趙爾巽轉張作霖呈報所部中前兩路巡防營隊鎮壓北大營兵變經過詳情給度支使札(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二卷，第38頁。

果然不出張作霖之所料，變兵闖入大北邊門後，分成了三路：“一股由大街直撲大北門，覬覦官銀號、四平街等處；一股由大十字街向東，直撲造幣廠及軍械局等處；一股在火神廟各銀行一帶分頭焚掠”。在大北門，當前路步一營管帶依欽保、步八營管帶芬車賀帶隊抵達時，“前任該協三標標統李際春、先鋒隊統領官吳慶桐在城闉勸慰，該變兵洶洶譁噪，始終不聽，遽爾開槍，將李際春騎馬擊斃，蜂擁而入。依、芬兩管帶急督隊開槍猛擊，始將叛兵擊退”。變兵們見大北門攻不破，便轉攻東關。經前路步九營管帶於文甲、中路步十營管帶張麟書等率眾奮力截擊，變兵雖疊次進攻，終未成功。

與此同時，由邊城外繞赴造幣廠的變兵也被中路步一營管帶楊遇春親督兩哨人馬擊退了；而奔小北門的一路變兵則被“前路步二營管帶李振聲、中路步二營管帶鮑德山督隊擊退”了。當時，變兵們因倉猝起事，沒有明確目標，又是黑夜陰雨，寡不敵眾，所以於天明時紛紛散去。變兵中有當即斃命者，有潛逃者，也有飽載回營者，還有的持槍往東陵方向撤去。

次日，張作霖所部追擊變兵於城東北的藺家墳、趙家屯等處，擒斬變兵二百餘名，繳獲軍械、軍衣、子彈多數，贓洋三萬餘元。此外，張作霖還奉命親率部下赴北大營遣散變兵。他對二協各級官佐和兵丁反覆查明，陸續遣散二千餘名。遣散前一律拍照存案，以防潛回營隊。遣散時由軍備處派員在沿途預備飲食，押送其入關，除川資外不發餉項，均由各地方官遣回鄉里。

變兵被鎮壓後，趙爾巽呈請袁世凱，對參加兵變的第二混成協的三標三營、一營、二營，以及四標三營的各級官佐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處分，對平息兵變有功的張作霖、吳慶桐等大加讚賞。8月3日，趙爾巽向袁世凱呈報平息北大營兵變的情況時説：“此次兵變，巡防中、前兩路統領補用總兵張作霖、先鋒營統領補用總兵吳慶桐，均屬奮不顧身，異常出力。巡防左路統領補用總兵馮德麟、右路統領補用總兵馬龍潭，皆值在省協同防守佈置，聞變後並於次日調隊來援，頗資鎮懾”，請大總統袁世凱給予嘉獎。

對此，袁世凱於8月15日批道：“統領張作霖等防守出力，飭陸軍部核給獎敍”。(21)《趙爾巽給袁世凱的呈文稿(八月三日)》，遼寧省檔案館編：《辛亥革命在遼寧檔案史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第203-206頁。當日趙爾巽飭奉天度支司，撥款獎勵張作霖等人，“賞給張統領所轄各營小洋一萬五千元”，賞給“馮統領、馬統領跟隨弁兵小洋六百元”。(22)《關於張作霖部鎮壓北大營兵變得力給予獎賞的文件(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二十日)》之《奉天軍備處給奉天度支使諮(八月十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二卷，第1頁。

這樣，張作霖不僅在平息北大營新軍兵變的過程中立下了頭功，還大大削弱了駐防奉天省城的唯一一支陸軍——第二混成協的力量。此後，隨着第二混成協被調往關內，張作霖所部成了奉天省實力最強的部隊，也成了駐防省城的唯一一支力量。

張作霖以往的人生經歷告訴他：要想在亂世之中立於不敗之地，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才是硬道理。於是，在獲取袁世凱的信任之餘，他還利用趙爾巽的支持，積極招兵買馬，千萬百計擴充自己的實力。

1912年春夏之際，張作霖先要求將原奉天營務處總辦、奉天度支使張錫鑾任山西巡撫時帶走、後由管帶劉景元帶回奉天的一營護衞隊編入自己部下。對此，趙爾巽札令軍備處予以批准：“準前路統領張作霖諮呈，管帶劉景元由山西帶回之隊，撥歸前路幫統孫烈臣節制，編為步隊第十營，擬仍以劉景元管帶。”(23)《趙爾巽為劉景元由山西帶回之隊編為步隊第十營撥歸孫烈臣節制札(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665頁。接着又要求將遼中巡警和預警改編為前路馬隊第六營，並委馬四營右哨哨官宋顯一暫行管帶，歸孫烈臣管轄。(24)《張作霖等為請將遼中巡預警編為馬隊六營給趙爾巽呈(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682頁。

7月，利用沙俄製造庫倫外蒙古“獨立”事件，張作霖又呈請趙爾巽，為其不斷擴充的部隊解決了大量的軍需裝備。張作霖在給趙爾巽的呈文中寫道：“竊查職部中前兩路新添馬步各營，於行軍所用物品諸多未備。現值庫倫獨立，並有外人暗助，兇焰益張，密邇奉邊，難保不以武力從事。該地平沙廣漠，絕少人煙，倘行軍物品稍有未齊，微特有防於作戰機宜，而諸將士往往終日不得一飽。職昔年追剿巨匪陶克陶，歷經冬夏艱苦備嚐，一切情形知之最悉，若不籌備於平日，鮮不貽誤於臨時，未雨綢繆事不容緩”。對此請示，趙爾巽批示糧餉局按其“擬購物品數目價值清單”核發，一次撥銀三萬兩，添購了4966套洋毯、揹包、乾糧袋、水壺、水碗及鐵鎬、斧、鋸等軍需用品。

8月，張作霖為繼續採購戰馬事宜又向奉天度支局諮請道：“竊查敝部擬請改編陸軍一鎮，業經呈奉都督批准在案。惟所需馬匹，亟宜趕急籌辦，以期早日編成。現派員赴遼源州等處，採買戰馬五百匹。應需之款，擬請貴司飭遼康税捐分局就近撥洋二萬元，以備應用”。(25)《關於張作霖為庫倫獨立保奉邊防準備行軍作戰物資的文件(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八月七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卷，第704—708頁。這組文件包括《張作霖給趙爾巽呈(七月十六日)》《趙爾巽給糧餉局札(七月十九日)》《東三省督練公所糧餉局給趙爾巽呈(七月二十六日)》《奉天軍備處給趙爾巽呈(八月五日)》《趙爾巽給度支司札(八月七日)》。

這樣，經過擴展，張作霖所統轄的兵力，僅其巡防營前路馬步隊就有16個營，巡防營中路還有馬步隊10個營，外加炮兵、輜重兵等，總計已近30個營。張作霖想將自己所轄部隊改編為陸軍一鎮，僅有趙爾巽的同意還不行，必須得北京政府認可並給以正式番號才能實行，袁世凱滿足了張作霖的這一願望。

1912年9月，奉天地方武裝巡防營被改編成國家正規陸軍部隊時，袁世凱頒佈了臨時大總統令，宣佈任命張作霖為第二十七師師長，同時任命馮德麟為第二十八師師長，並經“陸軍部複核，將奉省中、前、左路巡防隊改編為陸軍兩師”。(26)《國務院為任命張作霖為第二十七師師長馮德麟為二十八師師長致趙爾巽電(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一日)》，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二卷，第67頁。其中，中、前兩路巡防隊即編為陸軍第二十七師，左路巡防隊外加一些遼西地方營隊即編為陸軍第二十八師。二十七師師部在奉天省城，所屬部隊駐紮在省城附近及遼南、遼北一帶；二十八師師部在廣寧，所屬部隊分駐遼西各地。就這樣，張作霖成了除趙爾巽以外駐防奉天省城最重要的軍事長官，這為他此後的升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張氏帥府

對於張作霖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政治表現，張學良在晚年口述歷史的時候曾有過表態。當訪問他的張之丙女士談到國內學界對張作霖的評價時，她問張學良：“有人認為‘對內方面，張作霖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他是辛亥革命的絞殺者，在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中他曾經扮演了鎮壓羣眾的角色’。這種説法對嗎？”對此，張學良回答道：“對對，這説得對。”(27)《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存藏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4，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第1188頁。

分析辛亥革命期間張作霖的心路歷程，我們認為：自1902年接受清政府的招撫以來，張作霖一直都是忠實地以大清為靠山，來實現其升官發財、出人頭地的人生理想的。在協助新民府平定當地匪患以及多年追剿蒙匪的過程中，張作霖始終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地戰鬥，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也屢受加封褒獎。(28)趙菊梅：《張作霖追剿蒙匪史實考辨》，《關東學刊》2017年第11期。可以説，他是一個效忠於清政府也受益於清政府的人。

因此，當辛亥革命的風暴來臨時，絲毫沒有受過革命思想薰陶的張作霖，選擇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捆綁到清政府與皇權的忠實維護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身上，也就成了一種必然的選擇。當時，張作霖僅僅是擁有三千餘人的地方武裝，雖然這支武裝比不上清政府的新軍，但這支武裝經過近十年的風霜雪雨，在奉天來講戰鬥力一直都非常強悍，張作霖也視其為自己發家的工具。

在辛亥革命這樣的社會動盪時刻，擁有這樣一支武裝且野心勃勃的張作霖，覺得這是人生難得的機遇，面對着有革命傾向的藍天蔚和張榕的政治行為，張作霖清楚地認識到要想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並保留現有的權勢和地位，必須和他們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所以，趙爾巽和張作霖利用藍天蔚和張榕在革命上的不成熟和政治上的優柔寡斷，依靠自己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優勢，毅然決然地擠走了藍天蔚，暗殺了張榕，平息了各種兵變。

然而，讓張作霖沒有想到的是，辛亥革命的結果竟然是以清政府和革命者相妥協的方式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開啓了中華民國的時代。而且，這種妥協還是在大清重臣袁世凱的親自操縱下完成的。所謂妥協，就意味着像張作霖這樣的當權者即使不採取非常行動也不會有什麼大的損失。

誠然，在辛亥革命之際，張作霖鎮壓革命，槍殺革命黨人，確實為他的發跡攢夠了資本，讓他成了駐守奉天省城、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並由此也引起了大總統袁世凱對他的格外關注。但中華民國建立後，南京臨時政府專門為張榕開追悼會並將張榕稱為辛亥革命關東第一人，也讓轉身成了民國新貴的張作霖覺得暗殺像張榕這樣的人還是有些得不償失。

因此，在隨後的時間裏，當中華民國臨時稽勳局於1913年給奉天都督兼民政長張錫鑾諮文，稱“一死重於泰山，殉國以張榕為最烈”，(29)《臨時稽勳局給張錫鑾的諮文(三月十五日)》，遼寧省檔案館編：《辛亥革命在遼寧檔案史料(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第142—144頁。要求奉天當局發還張榕之財產併為其請恤時，張作霖為向張榕家人表示歉疚，也曾多次託人向張榕的胞兄張煥柏和胞妹張煥桂表示，願拿出若干錢款，以維持張家的生活和資助其後人到國外留學，卻遭到了張煥柏兄妹的拒絕。

十三年之後即1925年，張學良又派人給張煥柏送去一封信，擬聘張煥柏為秘書廳行走，月支車馬費二百元，替父以表過往歉疚，希望兩家張姓言歸於好。然而張煥柏兄妹亦未接受。其後，張煥柏的幾個兒子到外國留學，張學良又主動給以資助。時人對張學良這一行為，無不為之讚許。應該説，張氏父子一直想給張榕家人及後人以某種補償，是張作霖良心未泯之故。或許在張作霖看來，為政是一回事，做人是另一回事。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算是政治無情難左右，人生有情不違心吧！

[作者簡介]趙菊梅(1973-)，女，張氏帥府博物館研究館員(瀋陽 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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