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日報：作為醫生 在旅途中有旅客需要診治你會怎麼做？

　　這個我遇到過兩個病例，不過是在飛機上

　　第一例，2012 年 11 月，醫學院 MD 第二年末旅行，從墨爾本飛迪拜，9 個小時的航程，大概在起飛四個小時後有廣播問有沒有醫療人員，年輕氣盛，自然站了起來。到病人身邊的時候已經有一個葡萄牙的退休外科醫生和他的夫人(麻醉醫生)在場了，大舒一口氣。病人是西班牙籍的 60 多歲的女性，和老公一起去澳洲度假歸國。我一看病人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人也是慘白的，一翻眼睛，瞳孔已經散漫了，知道其實病人已經過世了，葡萄牙的外科醫生也朝我搖了搖頭

　　接着 20 分鐘裏，我們通過衞星電話和地面醫療官商議了方案，例行 CPR 了 20 分鐘，麻醉醫生給了一針心內的腎上腺激素，自然沒有什麼奇蹟

　　我安慰了一下幾乎聽不懂英語同行的丈夫以後她的遺體被推到了 A380 最後面的廁所並被鎖上，填寫了事件經過表格，下飛機前阿聯酋航空給了我一個紀梵希的化妝包作為感謝，併為我提供了下一程登機的優先登機憑證

　　我當時覺得這個病人應該是很大的肺栓塞，不然不會這麼快就過世。不過這也是很難救回來的毛病。

　　還有就是我對於空務人員的急救能力有非常大的質疑——在用面罩通氣時，完全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密封，也沒有使用氣道的動作 chin lift, jaw thrust 打開氣道，造成了他們吹進去的氣完全沒有得到利用。還有就是 CPR 的位置，力道完全都是不提供任何有效的按壓的。就算真的可以用 CPR 救回來，我覺得他們這個基本水平也無法辦到

　　第二例是去年 7 月，實習醫生，從東京飛墨爾本，10 個小時的航程，大概在最後 2 個小時有廣播。病人是一個 21 歲的日本女孩子，對雞蛋過敏，但是不小心吃了一點飛機餐中的雞蛋，心跳呼吸很快，但是神志清醒。

　　我是第一個到達的醫生，後我而來的居然是原來在我院工作的麻醉主任醫師，同時也是柏林訓練的德籍急診醫生 Dr. E，我在柏林學習過一段時間又是同一個醫院，我們互相自我介紹以後覺得命運很巧妙，然後就一起檢查了病人，當時我的心是很安心的，在過敏性休克的情況下，麻醉醫師是最適合治療這類病人的專業。

　　病人血壓血氧都很穩定，聽診有一點全肺哮鳴音，我給她吸了點氧，用了 Loratadine 10 毫克，一邊和 Dr. E 嘮嗑一邊觀察了病人 20 分鐘，她的呼吸明顯改善，可以開始説整句話，我把剩下來的藥給了她，叫她落地以後去醫院再次檢查，然後就離開了。

　　事後飛機的工作人員問我要不要吃點喝點什麼，我説不用，反覆來問了幾次來表達感謝之情，我都沒有接受(因為不餓)，他們自己給我免費開通了付費的電視，併為我提供了優先下飛機的選擇。總體來説這次經歷的感受還是不錯的，醫藥包裏面的東西非常齊全，劑量指導也很明確。而且病人最後因為我的努力而成功的被救治，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應該是我人生中覺得自己最帥的時刻之一，有一個經驗老道的長輩在身邊也是一劑強心劑。

　　如果是西方國家的話我不表明身份前去幫助是違法的，和警察看到暴行不行阻止，救生員消防員見到危機不幫助一個罪，但是如果有不好的結果你是被 good samaritan law 保護的，就是不管結果如何，你都沒有責任——澳洲歷史上有很多這種情況病人死了家屬告醫生——沒有一個病人勝訴。

　　如果是在中國我覺得我依然會表明身份，提供基本的建議，問診和檢查，包括在病人危急狀況提供復甦，但是應該不會對病人有任何侵入性的治療，例如如果發現病人是張力性氣胸我可能就當場像電視劇裏一樣拿一支筆就插胸了，在國內可能就不會。

　　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對醫生的保障和尊嚴問題，不要對在未來可能救你們的醫生們同室操戈，不然有能力，有抱負，有信仰的醫生會越來越少。

　　這一點上我和國內的同仁們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