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以私人關係請託者，包拯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
包拯尤為人稱道的是其斷訟執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長縣（今屬安徽）時，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人至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復行為，於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鈎。宋代宰殺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包拯執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今安徽合肥）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廬州是包拯的家鄉，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為可得其庇護，幹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時恰有一堂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為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撻一頓，自此以後，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為。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也做了兩件深得民心的事：
一、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於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藉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二、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稱蔡河，原自東京（今河南開封）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後來，為了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匯入，使之流量大增。時惠民河常漲水為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氾濫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台、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有些權貴持偽增步數的地券與包拯相爭，包拯皆通過實地測量、驗證，揭示其偽並上朝劾奏，要求嚴懲。
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係請託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執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任知諫院時，彈劾權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包拯的嚴於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敍談，一位李姓同學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説：“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可見他為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端州以產硯著名，端硯歷來是文人士大夫尋覓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時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額之外，加徵數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公元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台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
包拯曾經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説，而且還躬身力行並教之於後代。訂立了《家訓》。將《家訓》鐫刻於石碑，豎立於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家訓：“後世子孫仕安者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者，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於堂層東壁，以詔後世。”時人也稱其“有凜然不可奪之節”，“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
包拯以其政績和品行為人愛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傳出時，朝野震驚，全城盡悼，“京師吏民，莫不感傷；嘆息之聲，聞於衢路”。
宋仁宗趙禎説：“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陰幸也。”
現藏開封博物館的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刻一百八十三位開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卻已磨去，據説，這是因為人們在觀賞碑記時，由於敬仰包拯，而經常用手撫摸指點其名，天長日久，所刻之字已經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