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5 月 16 日，約翰·克里以國務卿身份第六次訪問中國北京。與近 7 個月之前陪同奧巴馬出席 APEC 峯會不同，此次訪問被認為將為 6 月份舉行新一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人文交流磋商預熱，並着手準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 9 月對美進行的國事訪問。
(資料圖：約翰·克里)
事實上，今年開年以來就出現了美國高官排隊訪華的情況，先是 3 月美國財長雅各布·盧以總統特使身份訪華探路，緊接着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商務部長、能源部常務副部長也相繼造訪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交換意見。從公開報道觀察，這些訪華的美國官員所關心的領域不但涵蓋了中美兩國傳統上的利益交匯點和結構衝突點，還就反腐敗合作、亞投行建設、“一帶一路”等中國主動倡導的新議題展開了討論。這些美方自覺上門“調研”或“討教”之中足以釋放出美方與中國保持溝通、在重大事務上與中國交換意見的迫切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希拉里宣佈競選的兩週之前，即將出任其競選總幹事的資深政治人物約翰·波德斯塔也以進步中心前總裁的身份來華，並得到了中國高層接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説明，希望與中國維持長期互動的遠不止現任的奧巴馬政府。
雖然兩國互動不斷且不可謂不密切，但中美關係的前景卻似乎愈發令人擔憂。克里此行被普遍認為帶來了一連串兩國關係中的所謂“問題清單”。至於其內容，則至少包括亞投行的治理標準、中國匯率政策、氣候變化以及中國對信息和通信技術法律法規等領域，而包括朝鮮半島、中日關係、南海議題等也勢必是兩國高層坐下來談話中的必選項。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普敦)
甚至，被中國相關研究報告列為“知華派”榜首的戴維·蘭普敦也公開表達着對兩國關係發展的深深憂慮。按照他的説法，中美之間的一些關鍵性的“根本性支持”正在受到“侵蝕”，甚至中美關係正在向所謂的“臨界點”迫近。而必須注意的是，蘭普敦的觀點在美國學界和戰略界中正在獲得更多響應。
蘭普敦口中的“根本性支持”很容易令人首先想起被長期視為是中美關係“壓艙石”和“穩定器”的經貿關係。雖然中美在貿易保護、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以及跨太平洋貿易伙伴協定(即 TPP)等問題上存在着經濟意義上的眾多摩擦，被寄予厚望的雙邊投資協定也可能無法在奧巴馬任內落實，但由於超級體量與結構性依存，中美經貿關係顯然不會在可以預見的中短期時間段內遭遇所謂“侵蝕”。但從長期觀察，中國要求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地位的努力也勢必重新塑造美國的所謂金融霸權。
不過，從大國博弈的歷史進程講，經貿關係歸根結底無法完全維繫國家間的和平，就中美而言，更是如此。中美在經貿關係上的密切而縱深發展，並不能保證兩國彼此之間的戰略信任。而雖然如今的兩國戰略界甚至決策層都意識到了所謂“戰略互疑”這一關鍵癥結所在，但似乎卻無力遏制這一趨勢的惡化發展。修昔底德陷阱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中美兩國增進互信的不懈努力。
警告：中美關係面臨危險的轉折點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美國遇冷】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雖然內涵與細節還需要長時間的磨合與豐富，但卻是旨在引領中美走出“互疑怪圈”的指向性理念。令人失望的是，奧巴馬政府在新型大國關係上卻始終閃爍其詞。雖然曾在 2013 年一度積極回應，而自 2014 年下半年開始卻徹底不予回應。不但奧巴馬本人在參加 APEC 峯會期間隻字不提，其國安會分管東亞事務的麥艾文還公開聲稱美國不介入任何所謂的“口號外交”。
對中國核心利益界定的不確定性、對中國作為“大國”在發展模式和地緣政治上的挑戰性，以及在亞太戰略中協調對華政策的艱鉅性，共同釀成了奧巴馬政府在新型大國關係議題上表現出的對中國的深深疑慮。
在積極倡導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同時，中國的對外戰略也在主動進行調整。像中國這樣規模國家在短時間內的快速發展與上升，在世界歷史上也並不多見，勢必會為國際社會帶來巨大的張力。而與美國的霸權或者霸道不同，中國採取了“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的戰略思維，以“親”“誠”“惠”“容”的理念，高調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倡議以及亞投行建設。
客觀而言，這些惠及周邊及相關地區國家的戰略佈局尚且不是區別於現行國際秩序的新秩序，而是一種體現為增量的對現行制度的對接、整合與改革，但也不排除未來成為新秩序起點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這些戰略實踐從未向美國關上大門，而美國決策層卻呈現出從遊移到拒絕的態度轉變。顯而易見，美方對華戰略中，疑慮繼續佔據上風，將中國視為其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及其世界領導地位的挑戰者的論調急速抬頭。
也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下，奧巴馬政府做出的回應即加速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鞏固與盟友關係，維繫在亞太地區的強勢存在。擬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新任防長繞開中國訪問韓日、日本首相安倍高調訪美、美日防衞合作指針再次升級等一系列舉動，也勢必令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意圖難有正面解讀。
為了鑄定執政遺產，奧巴馬政府最近數月也全力推進 TPP：自 2 月以來，包括防長在內的內閣級或次內閣級官員在全美 35 個州進行了超過 100 場的造勢活動，為 TPP 辯解、向國會施壓從而通過必須拿到的所謂“貿易促進授權”(TPA)。雖然在國會山上頗有阻力，但通過各種“零售”遊説，奧巴馬還是有望在 6 月底前獲得 TPA，從而極可能在任期內徹底完成美國與亞太十一國的 TPP 協定。屆時，在經濟領域夯實基礎的亞太戰略，會否與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構想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對峙”態勢，牽動着中美兩國學界和戰略界的敏感神經。
【中美兩國國內輿論相互唱衰對方】
戰略互疑持續加深的當下，中美兩國國內輿論也逐漸呈現出一定相互排斥的狀態。在中國大刀闊斧地調整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強調周邊外交的重要性固然必要，但中美關係仍是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當前，唱衰美國的言論大行其道，中國已成為超越美國、建構世界新秩序的大國等論調也此起彼伏。
然而，當中國仍更多作為現有秩序的受益者、中國的對外戰略尚且處於增量而非改革性甚至替代性安排之時，勢必需要與仍舊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進行有效協調。即便可以將美國最初對“一帶一路”、亞投行的消極迴避視為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失誤或傲慢，但美國手中可出牌仍舊很多。換言之，不處理好美國因素，推進全球與亞太各國獲益的中國對外戰略還是會面臨巨大挑戰。
而隨着美國選舉政治週期的迫近，唱衰中國、抹黑中國的思潮可謂甚囂塵上。
一方面，由於希拉里作為民主黨內最強勢參選人身份的存在，其國務卿任內的外交功過勢必被操作為選戰的核心議題之一，亞太戰略特別是對華政策進而極可能被過度渲染。甚至新近出版的一本題為《克林頓鈔票：海外政府和商業是如何且為什麼讓比爾和希拉里富裕起來的不為人知的故事》的紀實書籍還爆出了在希拉里任內比爾與中國的密切聯繫，其中藉助批評希拉里而釋出的反華論調可謂一覽無餘。
另一方面，共和黨陣營中多位茶黨青睞參選人的存在加劇了在中國事務上的“逞強競賽”。傳統而言，共和黨人在意識形態上就對中國持有偏見，而堅持“小政府”的茶黨分子則會因對社會主義國家大政府的反對而抨擊中國的發展模式。雖然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議題流露出回到選舉舞台的趨勢，但基本上是以美國國內經濟與就業議題的外延角色出現。但在中美互疑加深的底色下，2016 年選舉週期中的中國議題存在上升為所謂“模式之爭”、“道路之爭”、“世界領導之爭”的極大可能性。雖然由於選舉週期，美國政府在未來 20 個月很難推出亞太再平衡之外的對華新政，但 2017 年新政府上台後的對華戰略勢必會受到即將到來的這場選戰的牽動。
今年 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對美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可謂意義重大，也被期待得以有效疏解中美互疑，重啓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前景。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隱形初選角逐將在 8 月開鑼。從已公佈的信息看，共和黨 2016 年總統候選人初選的首場辯論定於 8 月 15 日在俄亥俄舉行，民主黨的唇槍舌戰也將在 8、9 月間選擇在艾奧瓦州上演。換言之，習主席此訪的時間點已邁入了美國總統大選週期，這也是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來中國國家元首或最高領導人首次在美國總統大選週期內訪問美國。如此安排將如何塑造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對華氛圍，或者為 2016 年總統選戰至少是初選會否增加或增加何種的中國議題，也是對兩國關係成熟度與所謂“互疑度”的一次重要檢驗。
隨着 6 月中美新一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中美人文交流磋商機制拉開帷幕，中美關係將回到 2015 年兩國對外交往議程中的重要位置，並以習近平主席訪美作為重中之重。就目前看，兩國關係以及各自不同的地緣戰略佈局雖然已足夠牽動全球的利益分配與權力安排，但卻無法在對方抵制的狀態下單獨實施與落實。
不論是要維護全球領導權的美國，還是在國際舞台上謀求更大責任、擔當以及空間的中國，都毫無選擇地需要理性應對彼此，也都必須回到新型大國關係的軌道上來。以戰略競合來稀釋戰略互疑，通過中美在眾多全球、地區及各領域上的良性競爭與廣泛合作來共同擁抱世界來之不易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