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本想公正選拔人才卻弄出門閥，後世因循苟且故士族做大

東晉南北朝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特徵，便是士族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甚至連皇帝都招惹不起。那麼士族是如何形成、壯大的？他們在南北朝時期到底有多霸道？最終又是如何走向沒落的？士族的崛起

士族勢力的發展，起自東漢中後期。當時，高官、大地主階層開始壟斷朝廷或州郡的重要職務，甚至出現某些豪門望族世代擔任公卿的現象，譬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都曾創下“四世三公”的盛舉。曹操執掌朝政後，推行“唯才是舉”的選人策略，士族的勢力一度遭到沉重打擊，但隨着曹魏建立後不久便推行“九品中正制”，其勢力不僅得以恢復，甚至有了進一步發展。

“九品中正制”作為選官制度，由名相陳羣創設，從魏文帝曹丕時代便開始施行。所謂的“中正”，即有權力品評人才的官員，分為大中正、小中正兩級。其中，大中正由各州郡推選產生，只限一人，其人選必須是在朝中做官，而且必須是德高望重之人；小中正則是大中正的助手，數量不限，襄助後者完成評定人才工作。

大、小中正產生後，朝廷會下發一套人才調查表，要求他們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情況，將流亡在外的本地人士，無論是否出仕均登記在表中。人才調查表中必須包括年齡、籍貫等項目，並且依據家世、才能等情況，將他們評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並加註評語。

人才調查表填好後，小中正要襄助大中正審核其中的真偽，在確定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呈交吏部，而吏部也會據此進行官吏的選拔、升遷和罷黜事宜。平心而論，“九品中正制”是在時局動盪、人民流徙現象嚴重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選拔人才，不得已推行的一種選官制度。雖則如此，這種選官制度畢竟緩解了曹魏與士族間的緊張關係，有利於凝聚人心、穩定社會。

雖然“九品中正制”創設的目的在於為國家相對公平的選擇人才，但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被“歪嘴和尚唸錯經”。因為，人類本性上都是自私的，大、小中既然掌握着評定人才的權力，那麼很可能會公器私用，將跟自己關係親密的官僚子弟或高門大姓列入上品，而將寒門子弟貶為下品，時間一長便會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利於真正地發掘人才。

不過，儘管“九品中正制”弊端明顯，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或由於朝廷因循苟且，或由於局勢動盪的緣故，這種選官制度非但沒有被廢除、取代，反而被沿襲、固化，依然是擇選官吏的不二之選。直到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朝廷下詔廢除“九品中正制”，改而通過薦舉、科舉兩種制度來選拔人才。至此，中國的選官制度才迎來一個大轉折。士族有多狂？

士族因為世代壟斷做高官的權力，所以對自己的血統、身份非常看重，除非萬不得已，絕不肯跟寒族有任何來往，漫説和他們通婚，就是跟他們在一起坐一坐、聊聊天，都覺得羞恥，這點很像印度的種姓社會。士族因為看不起寒族，所以經常輕視、凌辱他們，即使跟皇家沾親帶故的寒族，也難免遭到他們的羞辱。比如，宋孝武帝劉駿的表侄路瓊之，便有切身體會。

孝武帝的母親路惠男出身微賤，她的哥哥路慶之因生計所迫，曾在太保王弘（屬於東晉南朝最有勢力的士族-琅琊王氏）的門下做馬車伕。等到路惠男當上太后後，路慶之的孫兒路瓊之便依仗着姑奶奶的權勢，去拜訪王弘的孫兒、時任中書令王僧達，期望後者能以禮相待。沒想到，王僧達見到路瓊之後對他冷嘲熱諷，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並在後者轉身要離開時，命令奴僕燒掉他坐過的胡牀。

路瓊之羞憤難忍，便跑到宮中向姑奶奶告狀，希望路太后能為他出頭。太后聽説侄孫受此大辱，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將孝武帝找來，要求他務必要嚴懲王僧達。“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沒想到，孝武帝聽後卻做出一副很無奈的表情，對母親説道：“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士族的沒落與謝幕

其實，王僧達如此羞辱皇親國戚，宋孝武帝何嘗不想弄死他，但考慮到琅琊王氏的名望、勢力，擔心一旦嚴懲王僧達很可能會招致大規模叛亂，卻不得不嚥下這口窩囊氣，而這也是南北朝時期很多皇帝共有的苦衷。不過，正所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士族如此氣焰囂張，很自然會引起寒族乃至皇室的嫉恨、憤慨，其遭到毀滅性打擊只是早晚的事情。

果不其然，在南梁將領侯景叛亂期間，江南豪門大族被屠戮殆盡，以至於大名士顏之推在事後不無沉痛地寫道：“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雖然士族力量在隋唐兩朝有所恢復，但已不復昔日風光，而在唐末五代百餘年的戰亂中，更是遭到進一步的摧殘，並由此退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