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貝羅貝，法國著名漢語語法學家，1944年出生于波爾多市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並在那裏完成了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1972年進入法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73年作為法國第一批交換生來華留學，先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1974-1976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後回法國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的答辨。回國後貝羅貝主要從事漢語語法方面的研究，並取得突出成就。除此之外，貝羅貝還為包括總統在內的法國領導人擔任過翻譯。
北大的“洋學生”
1974年，貝羅貝和白樂桑等人來到北京大學，進入中文系學習專業課。當時的中國還沒有恢復高考，在校生是推薦和保送的工農兵大學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出身工人家庭的年輕人能夠上大學的不是很多，貝羅貝本人的學習經歷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在中學畢業後就開始工作，後來上大學的時候更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但有趣的是，來到中國以後，貝羅貝因為出身在一個工人家庭，也就和周圍的同學一樣，成了一名北京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貝羅貝還記得，當時他到中國以後很多人對他説：“你出身在一個革命家庭啊，你爸爸跟李玉和一樣，都是鐵路工人。”當時，中國流行的一部京劇樣板戲叫《紅燈記》，裏面的主人公叫李玉和，是一個鐵路扳道工。
與其他的法國學生不同，貝羅貝已經在1970年從波爾多大學中文系畢業並取得碩士學位，但他不會説漢語，只懂古代漢語和文言文。當時的法國，只有波爾多大學和巴黎大學兩所大學有中文系，而在波爾多大學中文系，學生只學習文言文，看《論語》《孟子》之類的書；在任課教師當中，也沒有中國人，只有一個法國漢學家——“他是一個很傳統的漢學家，只對古代漢語感興趣，所以我們的老師不會説漢語，學生也不會説”。在來中國之前，貝羅貝認為：“我學的古代漢語就像原始的語言一樣，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應用，所以我一直想到中國去。”
在1973年到中國的第二天，貝羅貝就能看《人民日報》，大概能看懂六七成，但“張嘴説話就不行了”。他回憶道：“大概過了三個多月，因為在中國生活，中文講得已經挺好了。”在長期的學術生涯中，貝羅貝始終認為：“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研究中國問題就應當在中國，中國人不能到外國去研究中國。”
在北京大學，貝羅貝的主要任務除了學習中文之外，就是撰寫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代漢語中的方位詞》。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漢語語法學界裏的語言學大師朱德熙給了貝羅貝很大幫助，朱德熙每週都親自來到貝羅貝的宿舍進行指導。因此，雖然貝羅貝為了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論文是用法文撰寫的，但是貝羅貝説：“我的博士論文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寫成的。事實上，朱德熙先生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師。”除朱德熙先生以外，當時的中文系青年教師陸儉明、蔣紹愚也給了他不少幫助，他們現在還是很好的朋友。
參加“開門辦學”
作為工農兵學員，貝羅貝在北京大學每天早上也需要看《人民日報》的社論，關注《學習與批判》《紅旗》等雜誌。除了政治學習之外，貝羅貝積極參加“開門辦學”，去了兩次農村，也去了兩次工廠。他認為：“到農村去，對我們來説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近距離地同中國的老百姓接觸。”
在順義的一個農村，他和後來當了巴勒斯坦駐華大使的穆斯塔法是僅有的兩個外國人，住在一個貧下中農的家裏，在那裏待了一個多月。當時學校要求學生要做到農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因為當時貝羅貝做過手術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他就和穆斯塔法進行了分工，上午大家都要學習《人民日報》的社論，下午穆斯塔法跟着農民到田地裏參加種地和割小麥，而貝羅貝則留在家裏和老太太聊天、餵豬。他説：“我們很喜歡幹這些活，當地農民對我們也很好，當然也對我們很好奇。”在這個過程中，他慢慢地學會了一些北京方言，並把它們編成一個“北京土話小詞典”，還翻譯成了法語。此外，貝羅貝還和中文系的同班同學一起，去了北京內燃機總廠，在工人師傅的指導下，做一些小小的零件。貝羅貝回憶道，當時有一箇中國學生和他關係非常好，是一位留校任教的工農兵學員，他們倆一起參加編寫了王力先生主持的《古代漢語常用字字典》，“我在裏面就解釋了一個字，就是‘差’字，差不多的差”。
還有一點和其他的法國同學不同，那就是當時貝羅貝已經結婚了，他是和夫人一起來留學的。到北京大學之後，他的夫人在歷史系學習中國近代史，博士論文是研究明朝的一位海盜。所以，“兩年半的時間裏，我就一直在中國，中途一次也沒有回過法國，我不怎麼想家。”貝羅貝説。
與漢語和北大一生結緣
回到法國後大概一兩個月，憑藉在中國的學習研究，貝羅貝就在巴黎第八大學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並順利通過，在38歲時獲得了巴黎第八大學的博士學位，並在兩三年後成為了研究員。在剛回法國的一段時間，作為剛剛歸國的留學生，貝羅貝還在法國政府裏為當時的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等領導人當過翻譯。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德斯坦總統會見華國鋒主席時，貝羅貝就是當時的法方翻譯。華國鋒主席是山西人，他的地方口音很重，貝羅貝聽起來“還是挺困難的”，就由當時在場的中國方面的翻譯先把華國鋒主席的山西話翻譯成標準的普通話，再由貝羅貝從普通話翻譯成法語。後來，法國成立了一個東方語言學校，專門培養翻譯人才，貝羅貝也就不再做翻譯工作，而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漢語語法的學術研究上面去了。
上個世紀90年代，經蔣紹愚先生提議，北大中文系聘請貝羅貝先生為名譽教授。蔣紹愚先生將貝羅貝的學術貢獻歸納為四個方面：把語法化理論介紹到了中國；比較深入地研究了漢語的歷史演變；在研究古代漢語的同時重視對方言的研究，具有廣闊的研究視野；首先把一些西方的現代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但本人又不完全盲從這些理論，有自己的看法。
2015年12月14日至23日，貝羅貝到訪北京大學，受聘成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學者，並開展了系列學術活動。
12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學副校長李巖松在臨湖軒會見貝羅貝教授，併為他頒授“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學者銅牌。當天下午，貝羅貝教授作了題為“論歷時句法研究中後漢和魏晉南北朝前期佛經譯本的不可靠性”的講座，分析了佛經譯本特別是後漢和魏晉南北朝前期佛經譯本對漢語句法歷時演變研究的有限價值，並深入分析了原因。
12月22日下午，貝羅貝教授作了題為“漢語的句法與語義變化”的講座，從功能—認知角度討論近年來漢語句法語義變化的熱點問題，更準確地對“語法化”“詞彙化”“去語法化”“擴展適應”等概念進行定義。他認為“重新分析”和“類推”是語法變化的內部因素，而外部因素則是語言接觸產生的借用或者變化。據此，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漢語語法變化模式。貝羅貝教授還參與了題為“漢語史研究的語料、理論和方法”的學術座談會，與學界同行開展了學術交流。
本文由北京大學校報記者周伯洲根據孔寒冰編著《執着的漢語史學家——法國著名漢語語法學家阿蘭·貝羅貝教授口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一書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