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徑之一即為仕宦，入仕從君主，朝歸事親屬。能夠實現忠孝一體自是最好，若忠孝不能兩全，那麼以“忠”為倫理的皇帝統治的“公”的領域肯定是優先於以“孝”為倫理的家族主導的“私”的場域。換言之，在家國同構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國寓於家，若想令臣子忠於君王，就要重行孝道，為父盡孝視為在家族領域內的表現，推及國家層面就是為君盡忠，它們本質上都是要求服從。重孝可以維持家族內部的緊密一致，盡忠則維護國家朝廷的安定統一。
需要明確的是，儒家強調家族道德，可能會產生同國家利益相沖突甚至全然不相容的結果。這種血緣家族大於地緣政治的情形，體現在丁憂層面就是拒絕起復，這種情況在孝文時期、北魏末和東西魏交替時期較為明顯，其中臣僚身份又以中原士族為主。宋隱族子宋瓊，“母終，州郡屢闢，皆不就。”高猛虎“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寇俊因東討燕齊有功，孝文帝特授員外散騎侍郎並遷尚書郎中，因母憂不拜。而在其他情形下，皇帝以國事所迫（多是征戰需要）為由，不允許朝中要員離職守制，此即為“奪情”。
戰時起復雖是迫於時事不得已而為，然而畢竟與北魏所倡循的尊儒孝重憂喪相悖，故為安撫卹民，孝文帝就曾於太和二十二年特詔“在徵身喪者，四品以下及卑兼之職給帛有差”，以賜帛為倡加以撫卹。奪情情況大致有二，一是對朝廷訴求丁憂的官僚不予解職，而是繼續留任原職或遷他職；二是丁憂官員禫制未終而終止其繼續服喪，喪期內起復官職。
高祖初年，寇瑧正值母喪守制，然恆農地方盜賊猖獗，故而被徵為都將征討逮捕賊人。陽平王元安壽北伐前夕遭逢母憂，孝文帝“詔遣使臣以金革敦喻”，以戰事敦促曉瑜，出殯後即刻出徵；南安王元楨之子元英，因遭父憂解任，因高祖孝文帝討漢陽而奪情起復鎮守荊州元龍以母憂去官，然“沔陽即序，江右未賓，金革即興，呼門復及”，又以驍騎將軍扈駕南討；陸睿大破蠕蠕不久即遭母亡，居喪期間恰逢高祖南伐而被起任，即使“睿固辭，請終情禮”，仍有詔“重敕有司，速令敦喻”；中原士族時也難逃於此，彭城士人劉芳母憂去官時大致太和十八年後，太和十九年高祖南征被起為輔國將軍，按傳統三年禫制正值喪期，然無可違命，後隨咸陽王禧徵赴南陽。代人奚康生正始年間遭母憂，期間時逢蕭梁將宋黑侵擾彭城，因其去職前出任南青州刺史，故被詔起為別將假平南將軍，嶺南青州諸軍反擊；世宗時期不幸丁父憂，亦是因徵蜀戰事而被起復郎將。
範紹世宗初以都水使者去職守喪，正值義陽初復，遂被起除寧遠將軍帶義陽太守。河東聞喜士人裴衍，孝昌初正值母憂在鄉守喪，時蕭衍遣將曹敬宗攻荊州，危急之下遂詔衍起為別將，假前將軍前往解圍。大統前期，正值東西二魏爭伐之際，車騎將軍獨孤信常年征戰在外，盡孝有緩服喪有遲，父親去世還是由俘虜親信中得知，然戰事所迫，又出洛陽。大統後又為母發喪行服，其時魏太子與太祖出巡北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