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焚書坑儒”被視為秦始皇“暴政”的象徵，並被後世士大夫解讀為秦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但這多少有以成敗論英雄之嫌。受限於具體的時代特徵，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時期，可能會有天差地別的表現；若以後世的眼光揣度那個時代，可能會顯得武斷。先秦時期，儒家學派的地位、作用如何？秦國/秦朝的當權者，對儒家是什麼態度？面對以加強王權為己任的儒家思想，秦始皇為何棄之不用？儒家又是如何翻身的？我們帶着這些問題去思考，也許會形成更加全面的認識。
秦朝之前的儒家：曲高和寡的復古主義者
孔子被視為儒家學派的開山祖師，但在他之前，儒者早已存在。周王朝建立了一套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並以禮制來維繫這個體系的運轉。在那個時代，貴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權，《詩》、《書》、《禮》、《樂》是他們的專享；而他們麾下的祝、宗、史（可以理解為那些負責祭祀、占卜、記錄等工作的人員）等也精通這些知識，並且特別擅長組織各類典禮活動。而隨着時代的發展，不斷有貴族後代“跌落凡塵”，為他們服務的那些文人也隨之流落民間。為了生存，他們依靠自己的技能開展業務，不僅幫人主持喪葬祭祀等事物，還會教授《詩》、《書》等高級知識。這些人，就是最早的“儒”。儒者的共同特點是推崇周禮、以恢復周王室的秩序為最大理想，在政治方面頗有抱負；而魯國，正是儒者最集中的諸侯國。但在“禮崩樂壞”、強者為尊的春秋時代，這些死守老規矩的儒者逐漸成了被人輕視的羣體。最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如下案例：春秋時期，齊國是傳統強國，魯國則是公認的小國。但在兩國會盟時，齊君行叩頭行禮，魯昭公卻僅僅作揖回敬，並聲稱這是周禮的規矩。憤怒的齊人繼續加強對魯國的敲打；數年後，雙方再次會盟，這次魯昭公不得不被逼下跪叩頭。面對這一場景，齊人唱歌大肆嘲笑：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迂腐的魯人，死守着你們那些儒書，憑空給兩國增加如此多的麻煩！
而孔子正是魯國人，政治理想同樣是復古。他自稱“敏而好古”，主張“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他以周公為偶像，四處尋找一位周武王那樣的明君，以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但在春秋末期，伴隨着生產力巨大發展的衝擊，原有社會結構、禮制觀念早已七零八落，諸侯國之間“以智力相雄長”，孔子改變不了日趨務實的政治生態。這也不難理解：如果周禮有用，周天子怎麼會淪落到被各諸侯國無視的境地？但所謂柳暗花明，雖出仕不順，孔子卻以教育家的身份拉開了新的時代。他開創性的提倡“有教無類”、將教育從貴族普及到平民，並首次提出德、才並重的理念，無愧為“萬世師表”同時，雖然孔子身在民間，卻有大批人才彙集在他麾下求學，其中不乏各國的政治精英、貴族才俊；在他死後，那些儒者更是紛紛奉孔子為宗師，儒家也從一個羣體發展成為一個流派。戰國時期，是儒家的蓬勃發展階段。在理論方面，孟子等大儒推動了流派思想的完善，荀子則被視為將儒家思想務實化的集大成者；在實踐方面，先有魏文侯時期的西河教育學派，後有齊國的“稷下先生”，許多諸侯王，都向當時的儒家大師請教治國理政的道理，比如魏惠王、齊宣王先後多次找孟子諮詢意見。但是，儒家在當時的角色，更像是君王、貴族們閒暇時的參謀和顧問；各大列強中，並沒有一個諸侯國把儒家流派當做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比如，孟子所提的意見，魏惠王、齊宣王壓根都沒聽進去）；相反，法家則無比風光、成了列強的首選。
法家無疑是戰國政治圈的寵兒：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齊國鄒忌改革、韓國申不害變法，以及劃時代的的商鞅變法，戰國的七位主力，幾乎都向法家尋求富國強兵之道。與儒家一樣，法家思想萌芽於春秋、在戰國時才真正被視為一個流派；但戲劇的是，那些我們熟知的法家代表人物，幾乎都曾師從儒家。卜子夏（卜商）是孔門十哲之一；孔子去世後，他前往魏國西河郡教學育人。不過他並沒有嚴守孔子之道，而是與時俱進的提出了一套與現實相結合的政治理論。 他門下最著名的弟子，除了一代雄主魏文侯，還有李悝、吳起；也就是説，這三位都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吳起早期還在曾子門下學習過）而後來一手製訂秦朝制度框架的李斯、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則都是荀子的弟子。為何會有這種怪現象？因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在春秋戰國之交，除了儒家之外，壓根沒有其他系統成型的學派；首個能與其分庭抗禮的流派，是翟墨創立的墨家，但他也與儒家脱不了干係：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淮南子·要略》）即：由於在禮節繁瑣度、是否厚葬等理念上存在巨大差異，孔門的學生翟墨拋棄了周禮，轉而信奉夏朝時期的儉樸之風。
法家也是如此。想要學習到當時最系統的知識，現成的流派只有儒家；但結合現實卻發現，儒家的“仁義、德政、禮制”等觀點早已與時代不符，難以解決眼下所面臨的新問題。那就從其他方面汲取知識，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自成一派。那麼儒、法的爭議點在哪裏？兩派雖道路迥異，但在目的上是一致的：為君權服務。比如前者“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後者“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都是為了明確等級、強化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方式的選擇上，前者主張加強品德教化，讓人們由內自外的規範自己的行為，即靠自覺；後者則信奉嚴刑峻法，以賞罰來逼迫人們按照君主的規則行事，即以外力強迫。（引號內文字來自《史記·太史公自序》）事實證明，後者見效更快。作為戰國時期法家的先驅，魏國人李悝結合春秋時社會管理的相關法規，編制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詳細的法律條文《法經》；主持了戰國時期的第一場變法，改變貴族政治、以新税法鼓勵農業生產，使三家分晉後的魏國橫行中原數十年。而吳起投奔楚國後，結合魏國的改革實踐，“明法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要在強兵，破遊説之言縱橫者”，短短几年內，楚國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讓各國苦不堪言。而在魏國政壇升遷無望後，公孫鞅攜帶着李悝的《法經》、胸懷多年來的所學所想，投奔了急於改變積貧積弱局面的秦孝公。因此，秦國的商鞅變法，可以被視為魏國李悝變法的威力加強版。
那麼以商鞅變法為立國之本的秦國，是怎麼看待儒家的呢？作為秦國體系的奠基者，公孫鞅曾多次毫不留情的對儒家理念予以痛斥，這裏選取兩點，可以一窺儒、法觀念的巨大差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商君書·畫策第十八》）仁者能夠對別人仁慈，卻不能使對方變得仁慈；道義之人可以關愛他人，卻不能使他人也關愛別人。即：你是個好人，並不意味着能讓你接觸的人也變成好人。這是秉承“人性本惡”的法家，對孔孟“人性本善”論的抨擊。（巧的是，大儒荀子也認為人性為惡，所以他被視為最接近法家的儒者。）“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商君書·開塞第七》）這段話非常經典，將法家的治國邏輯體現的淋漓盡致：以嚴刑峻法治國，能杜絕犯罪行為的產生，國家必將強大；一國強，則境內安居樂業；兩國強，則可以避免戰爭；各國皆強，則天下太平、迴歸到最高的道德。所以，以法治國，看似冷酷無情，最終卻能保護民眾，反而合乎道德；儒家的仁義治國理念，只會造成社會混亂（周王朝就是例子），反而是真正的殘暴。
因此，在戰國時期，無論哪個國家的法家變革，都強調要杜絕“遊説”之人，這些人不僅僅指縱橫家，也包括了那些勸國君行仁政、以良好社會風氣來實現“大治”的儒家；而除了在任用張儀來對抗合縱的特定時期，秦國對上述政策一向執行的最為徹底。最終，在弱肉強食、禮崩樂壞的戰國時期，拋棄儒家的秦國，卻實現了“大治”局面；而在儒家那裏，這一局面只是存在於紙面上的理想。不過儒家並不服氣。後來荀子去秦國遊歷，秦國丞相范雎曾問他對秦國的看法，得到這樣的評價：其百姓樸...古之民也...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其士 大夫...不比周，不朋黨...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古之朝也... 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 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強國》）即：秦國雖拋棄德政、以法家治國，仍達到了古時王者國度的境界。但是，若不兼容儒術、僅僅依靠王霸之道，國運並不能長久。那麼，秦朝建立之後、焚書坑儒之前，秦始皇嬴政有沒有考慮兼用儒家來對政治進行完善呢？
歷史上的嬴政，並不像我們腦補的那樣只信奉武力、無比兇殘：還未滅六國時，魏國人尉繚曾向他人這樣描述嬴政：“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即：嬴政身為秦王，為了實現目的，竟願意低聲下氣、屈居布衣之下，頗有儒家推崇的“禮賢下士”的感覺；滅六國、結束了數百年的混戰局面後，嬴政還正兒八經的發佈了一道詔書，痛斥了各國君主的罪行，體現自己是順應民意、討平戰亂；而在成為第一個皇帝后，嬴政也並沒有排斥儒家。戰國時期，各國都設有“博士”一職，負責保管文獻、編撰著述、傳授學問等工作，大多由儒生擔任。秦朝建立後，朝廷裏的“博士”共七十人，基本上是秦始皇從孔子的故鄉魯地召來的；而他的長子扶蘇，正是一位儒家的忠實追隨者，並且這個兒子也是他心目中的頭號接班人。此外，嬴政還是禮教的忠實擁護者、執行者，在《會稽刻石》中，他要求“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等等，與儒家的觀點頗為契合。
原因不難理解：法也好、儒也好，既然都是為了加強君權，自己何不都試試呢？反正現在已經一統天下，沒有之前打仗時那麼急迫。但這些儒生的表現卻並不合他的意。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泰山下，琢磨着封禪泰山；而最適合操持這種光鮮活動的，自然是那些精通古禮的儒生。於是在秦始皇的指令下，這些魯地的名儒們開始細細策劃。不過他們的表現很不靠譜：首先，思路嚴重脱離實際，比如：“按照古代封禪的規矩，應該做個軟車，以免傷害山上的土石、草木。”那就是路也不能修了；再説了，載人的車肯定會碾壓山上的草木土石，請問怎麼個“軟”法才能做到？其次，各位儒生間意見並不一致，七嘴八舌、眾所紛紜，許久扯不出個所以然來。讓人嚴重懷疑：所謂的祖訓是否真的存在。一百多年來，秦國向來是令行禁止、雷厲風行、效率奇高，嬴政哪有耐心跟他們扯這些雞毛蒜皮？管他的草木土石，都是些死物而已！他直接讓人修條路直達山頂，順利完成封禪儀式。不過封禪本身似乎是符合周禮的：“其禮頗採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太祝”正是商周時期的祭祀官。上述不和諧的插曲，讓嬴政對儒生們心生不屑，其後很多事情不再諮詢他們的意見。不過暫時並沒有對他們採取打壓性的舉動，直到對方踩了自己的紅線。
“焚書坑儒”的導火線：圍繞權力與政治路線的分歧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大設酒宴，君臣同樂，70位博士紛紛上前作辭祝壽。周青臣的馬屁拍得相當好，他説：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記·秦始皇本紀）雖説是馬屁，但其所言並非毫無道理：化分封為郡縣，杜絕諸侯間的戰亂，以免天下再度重蹈周王朝的覆轍，秦始皇的這一功勞，即使是他的萬年黑粉也不得不承認。不過齊地的儒生淳于越卻大潑冷水，主要圍繞着現行的郡縣制激烈開火，他説：“商周兩朝之所以能持續千年，就是因為分封子弟、功臣為諸侯，作為中央的輔枝；如今陛下雖坐擁四海，卻讓子弟淪為平民百姓夫，今後若有逆臣作亂，陛下你可咋辦？”最後他還來了一句：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即：秦朝要是不復古，國運就休想長久。這話相當不客氣。但早在幾年前，嬴政本人已明確表示自己支持郡縣制：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即：分封制是帶來戰亂的根源。不過他並沒有發作，而是讓眾臣們對此進行商議。
法家的忠實擁躉、丞相李斯對淳于越的觀點大加斥責，他認為：時移世易，即使三皇五帝時代，做法也各不相同，哪能一味復古？只有立足現實、與時俱進，才是正確的治國之道。這些儒生不研究現實問題，卻一味推崇古制、非議當下；並且私自辦學、蠱惑人心，長此以往，百姓思想混亂，必定天下大亂。因此，建議從今以後，除了博士們之外，其他人私藏的《詩》、《書》等一律上繳焚燬；私下討論詩書者斬首示眾，借古諷今的人滅族。醫藥、卜筮、種樹之類的技術類書籍不在此列；想要學習法令的，可以拜各級官員為師。嬴政輕輕的在奏章上批示了一個“可”字，遺臭萬年的“焚書”就此開始。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儒家著作其實並沒有被完全焚燬。
而“坑儒”則是另一件事。在戰國時期，有學者聲稱掌握了“仙道、形解銷化之術”，可以理解為休仙、使人長命百歲，很多人對此信以為真，大量儒生也投入了這一行當，史稱“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並得到了歷任齊王、燕王的青睞，賺得盆滿缽滿。秦始皇自然也不能免俗，統一天下後，他安排燕人盧生等人替他尋求長生不死之術。對這些人，他可謂言聽計從，在報酬上也是毫不吝嗇。但這些人卻沒有“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的職業道德，反而背地裏大肆嘲諷：“始皇剛愎自用，只信任官吏，70個博士只是被供起來卻毫無實權；事無大小全部由他自己一個人説了算，以至於日夜忙碌。這種貪戀權勢的人，不值得幫他求藥。”其後他們攜款潛逃。秦始皇心裏那個憋屈啊：朕辛辛苦苦的工作，反而被你們視為貪權；説白了就想讓朕分權給你們罷了！但那些人有幾個靠譜的？盧生一干人收朕不少好處，非但不領情，反而大肆誹謗，無非就是想把我名聲整臭而已！於是他下令抓捕咸陽城內與盧生等人有往來的儒生、方士，嚴加審問；這些讀書人互相供認，一共牽涉了460多人，“皆阬之咸陽”，然後昭告天下，以殺雞儆猴；替這些人説情的扶蘇也被嬴政派去了北方前線。
這一年是公元前212年。也就是説，自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後，秦始皇與儒家磨合了十年，最終卻分道揚鑣。但這只是出於“殘暴”嗎？結合上文可以發現，我們並不能這麼武斷。以當時的視角來看，法家體系已沿用了上百年，並幫助秦國統一天下，解決了數百年的混戰；儒家在過去從未證明過自己，享受着法家帶來的成果，卻華而不實、繁多不堪，並無視現實、一味借古非今。如果任由朝野思維如此混亂，剛剛成立的大一統王朝一定會再度陷入內亂。因此，焚書坑儒，實際上是儒法兩派道路之爭，秦始皇結合過去的經驗以及現實表現，選擇了已被證明有效的法家。而儒家本來有機會攫取一席之地，不過當時其自身的理論還不成熟、遠遠脱離了時代需求，最終被棄之不用。這一點，在漢代得到了證實。
後記：付出了慘痛代價後，儒、法終於共存
秦二世的胡作非為，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潰；而舊勢力的代表項羽復辟了分封制，結果也一如秦始皇斷言的那樣，天下再度陷入了混戰。而笑到最後的劉邦，其領導班子幾乎來自秦朝的基層官吏，他們結合過去的教訓，一方面沿用了秦朝的嚴刑峻法，另一方面做出讓步，採用郡縣、分封並存的制度；在思想上，則選用了道家的無為之術，以求修補數十年戰亂造成的傷害。
但在那時，儒家的處境並沒有得到本性化的改觀，《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這樣評價儒家思想：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大意就是：儒家的理論過於繁雜，沒幾個人研究得透，所以説它“學説廣博卻毫無要領，費盡力氣卻收效甚微”。也就是説，直到漢代，儒家思想仍廣為人詬病。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他的《舉賢良對策》中，結合現實需要，吸收了其他學派的理論，使儒家思想在兼容性、可操作性等方面獲得了極大進步，由此得到了漢武帝的讚賞。其後，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下，儒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極大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強化專制王權，影響長達二千多年。
但所有人都明白，光憑自覺來維持秩序是靠不住的。實際上，法家才是漢王朝統治思路的內核。公元前53年，面對太子推崇儒家的言論，漢宣帝勃然大怒：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在這位把西漢王朝事業推上頂峯的明君眼中，當時的儒家仍舊有復古、非今的老毛病；自己沿用的，其實是以法家的王、霸之道而已（我們在史書中可以發現，西漢的“酷吏”特別多）。最後他還嘆息道：“亂我家者，太子也！”事實也如此，漢元帝即位後，儒家幾乎佔據了全部權力，西漢隨之盛極而衰；儒生王莽篡權後，悉數復辟周禮，整個社會卻跌入了更加沉重的深淵。因此，結合漢代的情況往回看，無論“焚書坑儒”，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封建統治者摸索統治手段歷程中的兩次拍板而已。第一次，受限於現實以及各自理論的特點，求穩的統治者選擇了法家；第二次，隨着理論的進步，以及現實發展的需要，同樣為了求穩的統治者，不得不適當分享權力，儒、法終於實現了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