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勇敢的特雷西
本文原文來自：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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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句話叫“寒門難出貴子”，而不久前刷屏的“一塊屏幕”的故事之所以牽動人心，無非因為它向人們展示了：寒門學子仍然還有出人頭地、考入名校的機會。
其實，對於“寒門貴子”來説，進入名校只是向上攀登的第一步，他們之後的每一步，都可能比這一步走得更艱難。
巧得很，筆者最近就讀到了一篇發表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的文章，原文題目是《在藤校當貧困生是什麼情形？》（What is it like to be poor at an Ivy League school?）講的就是美國的“寒門貴子”們邁入藤校後的經歷。
很多年以來，進入藤校一直是精英家庭孩子的特權，不過現在為了讓學生的組成能更加多元化，所有藤校都有了貧困學生資助計劃，希望給低收入、高學術表現的孩子一個接受頂級精英教育的機會。
下文中，作者Brooke Lea Foster為我們還原了這些“高學術表現，低收入，通常是家族裏第一位大學生”的孩子們，在名校中遇到的三大挑戰，以及專家給出的解決方法。
挑戰一：無法融入
“階層的符號無處不在——從你穿的衣服，到你説話的樣子。”
當Ana Barros作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學校園的時候，她感覺特別不適應，就好像“低收入”三個字刻在她的額頭上似的。
校園裏的樹木那麼綠，鵝卵石鋪就的道路那麼精緻……這些景緻美好得一點兒也不真實。她想：像我這樣的女孩不屬於這種地方。
Ana的家位於一個治安混亂的貧困街區，街區周圍終日警笛長鳴。Ana的父母用盡了積蓄，才從“人道家園”（一個幫助貧困人羣造房子的公益組織）那裏買了一處小房子。她家還經常缺錢，有時候甚至連肥皂、捲筒紙這樣的生活用品都買不起……對Ana來説，世界的顏色是灰的。
突然有一天，Ana收到了來自哈佛大學的一封錄取郵件——與此同時，哈佛提供的全額獎學金也能讓她支付得起高昂的學費。
可是，進入哈佛之後，內心的焦慮和失落一直沒有離開過Ana。
整個大學一二年級，Ana在課堂上很少開口，因為她擔心用錯詞，發錯音。Ana的父母是來自哥倫比亞的移民，在家裏，父母都説西班牙語。
儘管出生在美國紐約，但Ana只有在學校才能學到英語。正因為如此，Ana在閲讀的時候能夠理解許多單詞，但她不敢大聲地把這些詞説出來——很少有人會去糾正她的發音。
經濟背景還會影響到交朋友。
“你會因為支付不起一些費用被朋友圈淘汰出局，”Ana説，“比如説，如果有人説：我們去餐廳吃飯然後看電影吧……你就只能悄悄離開。”
在同齡人談論購買一件200美金的衣服，或者是去國外度假的時候，Ana總是不知道怎樣加入討論。
“那些有錢的孩子，常常意識不到這種談話會讓別人產生什麼感受。”他們肯定不是故意的——因為那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但也總會誤傷到其他人的自尊心。
有時候，課程的設置也會讓貧困孩子感受到來自上層階級的“壓迫感”。
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會學的課上，教授讓學生們定義自己的社會階層。
“中產。”一個學生説。
“上層。”另外一個學生説。
這個議題讓Ana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絕參與：“當着那麼多的同齡人承認你很窮，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情。”
挑戰二：貧困問題
“上名校是一場徹底的文化衝擊。我們的起點就不一樣。”
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Ted White出生在牙買加平原的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位公交車司機。
Ted發現，自己的同學在大學一年級就開始創立公司或者是公益組織，而他們使用的資源一般都是來自父母。
“我們的起點就不一樣。”Ted説。
畢業之後的去向也讓窮孩子們感到緊張。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都能依靠富裕父母的關係，到著名的大公司去實習。
甚至如果單看個人表現，在面試的時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會佔據優勢——因為他們能夠表現得更加自信和從容。
低收入學生普遍存在自信心問題，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大公司裏的律師、高管，或者是華爾街精英。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帶他們見識精英職場的世界。
而且，在富裕孩子無憂無慮地享受着來自上一輩的各種“福利”的時候，貧困的孩子卻要時時想着去反哺父母。
西裔學生Claudio曾經苦惱地對一位富裕的朋友説：“媽媽這幾天問我有沒有餘錢，可以用來支付家裏的賬單。”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説什麼才好，最後他説：“我為你感到抱歉。”聽到朋友這樣説，Claudio感覺更糟糕了。
Renata Martin是布朗大學學生，爸爸是披薩送餐車的司機。儘管學校給她提供了9萬美金的助學金，但她在校園裏仍然需要依靠“化緣”度日——
因為患有“身份認同焦慮”，Renata去見了心理醫生，學校提供的醫療保險支付了診費的大頭，但她連區區15美金的自負部分也承擔不起；
此外，Renata還不得不到學校教會機構申請資金，用來購買課本和回家的車票。
“尋求幫助真的很為難，”她説，“但我只能反反覆覆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訴教授們，否則就沒辦法從布朗畢業。”
“學校認為：十幾塊的‘額外費用’人人都能承擔，但事實是——我們不能。”
挑戰三：與原生家庭疏遠
“我不希望你因為有我們這樣的爸媽而感到羞愧。”
耶魯新生Julia Dixon每次走進餐廳的時候，漢堡包餐枱服務生都會特別高興：“Julia，你今天想吃點什麼嗎？”
正在搬箱子的校工也熱情地打招呼：“天氣挺冷的，對嗎？佐治亞女孩？”
Julia在佐治亞鄉下長大，是家裏11個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經營食品攤的小販。
如今，Julia戴着黑邊框的眼鏡，塗着茄子紫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經和從前的那個鄉村孩子大不相同。
Julia 記得，幾年前父母第一次開着租來的車，到大學來看望自己，在見到Julia的朋友時，他們感覺非常不自在。他們沒有去拜訪女兒的教授或者導師，卻要求去見學校餐廳的工作人員。
“你們可以幫我照看女兒嗎？”爸爸問一個工作人員。
父母對自己身份的定位，就如同當初Julia對自己的定位一樣。
Julia有時候把自己當作“食品攤的Julia”，有時候把自己看成是“耶魯的Julia”，調和這兩種身份非常困難。即便是她的父母也意識到了這樣的變化。
讀大學後，Julia只回過兩次家，最近一次回家，爸爸不無擔心地説：“也許教育正把你從我們身邊越拽越遠。我不希望你因為有我們這樣的爸媽而感到羞愧。”
布朗大學老師Rome説：“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但是藤校教育又對他們的語言、外表和行為都進行了改造，他們也不再適應從前的生活了。”
Ellie Dupler是耶魯大學全球事務專業的學生，她有一頭紅褐色的捲髮，戴着銀色的耳環。耳環是在由耶魯資助的一次旅行中，她在土耳其購買的。
Ellie曾和自己的單親母親居住在一輛拖車上，一直住到六年級。後來，她每天需要乘坐單程兩小時的公交車，才能到一所好點的高中上學。
接受採訪時Ellie正在經歷“經濟危機”。
“資助部門的一張支票還沒到，這兩天有幾頓飯我就不吃了。”
儘管如此，Ellie説耶魯給了她一種“經濟安全的錯覺”。她説：“在校園裏呆的時間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屬於低收入羣體。”
Ellie認為自己之所以能更好地融入耶魯，是因為她是白人。
“一般來説，如果我不主動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會以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樣，來自上中產家庭，住着郊區的大房子。”
Ellie喜歡通過別人的眼睛來看待自己，這讓她覺得，自己可以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儘管如此，畢業仍然迫在眉睫。“我覺得自己正在一個梯子上往上爬。但如果畢業了，我會不會又滑落回去呢？”
“寒門貴子”怎樣取得成功？
哈佛大學導師Anthony Jack致力於研究“名校低收入學生”問題。
他發現，低收入學生能否獲得成功，與他們能否獲得“社會文化資本”息息相關，比如——
他們是否能和富裕同學一樣，意識到自己“擁有權利”；
他們能否意識到和教授“一對一關係”的重要性，努力獲得教授的推薦……
Jack説，貧困學生經常疏遠類似教授這樣的“權威人士”，而上中產的學生們，很容易就能和權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
還有研究表明：
上中產家庭的孩子更善於向別人請求幫助，因為他們天生就相信——資源是向他們開放的，自己擁有使用資源的權利。
而貧困學生習慣於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因為他們的父母學歷往往不高，不會在學業上給他們提供任何幫助， 所以他們上大學以後，也想不到去類似“寫作中心”這樣的地方向教授要求額外的輔導和幫助。
上中產的孩子就不同，他們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數，也敢於跑去找教授探討和理論。
“我們正在努力改變校園文化，” Yolanda説，“我們要讓學生們都知道：尋求幫助不是一種弱點。”
缺少資源，缺乏尋求幫助的能力，真會影響學生的畢業成績嗎？
是的。
在美國全國，作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低收入學生，其本科畢業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説：100個窮孩子考上大學，只有11個能畢業。
但在藤校，這個數字要高很多，因為大部分的經濟壓力都被助學金挪走了。而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組織，幫助窮孩子找回自己的權利意識。
在哈佛和耶魯，98%的低收入本科學生都能夠在6年內畢業；在布朗大學，這個比例是91%。
後記
美國名校中的學生們，無疑是這個國家中最聰明，關係網絡最強大的一羣年輕人。當窮孩子們“空降”到這樣一羣人之中以後，他們無疑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差距。
耶魯學生Julia説，她正盡力學習“不再把金錢當作定義自己身份的關鍵要素”。
耶魯已經向她展示了這樣一種生活——晚餐桌上的談話不再圍繞着“過期賬單”展開。但是，擁有夢想，需要先從經濟自由開始。
“也許我可以把這四年大學生活，看成一個開始做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