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這篇文章緣於我在一本書中看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古代國家總是對四處流動的人羣充滿敵意？”比如流浪漢、吉普賽人、走街串巷的小販、集市上的賣藝人。在古代社會這些流動人口，總是處於鄙視鏈的最底端。
周王朝的兩種統治方式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今天就聊聊周朝。
周本來是遠在陝西的一個蕞爾小邦。那麼周武王滅了商朝之後，一下子得了這麼大個天下，他怎麼統治呢？
周武王就搞了個雙軌制，首先是自己退到鎬京，就是現在的西安附近，離老巢近一些，又有函谷關天險可守。也就是説第一步，先保證自己老本不輸。第二步，是在函谷關以東的中原地區大肆分封，老姬家的親兄弟、堂兄弟，一人發一套青銅禮器，再分幾個投降的殷民部落，算是皇協軍吧。這些周武王的親兄弟、堂兄弟們，一人一塊，跟分披薩似的，就把中原給分了。
這個封建制一搞，整個中原就都成了姬姓天下。那麼函谷關以西呢，周天子親自派官員管理。這一塊，叫王畿，税收歸周王室自己。王室強大的時候，號稱王畿千里，雖然有吹牛的成份，但方圓幾百裏總是有的。王畿的收入供自己吃喝，封到中原的諸侯像一牀棉被往身上一蓋。用《大雅》的話説，就是“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也就是説從一開始，周王室對封建諸侯的訴求，是防務性的，而不是財政性的。畢竟，一開始你周武王也沒給諸侯們多大投入，不過是每人發了一套青銅鍋碗瓢盆。那麼諸侯每年向王室的納貢，意思意思就行了，純粹是禮儀性的。
《左傳》裏説，齊恆公伐楚的時候，藉口就是“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意思是每年你楚國要向周天子納貢，貢品是一種叫包茅的草，用來過濾酒渣。你現在好幾年都不上貢了，王室祭祖的時候都沒得用了……
總結起來就是：對於周天子來説，他有兩種統治方式，一種是直接統治，就是函谷關以西的王畿；而函谷關以東的地區，則是間接統治。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的區別可大了。直接統治，得到的是真金白銀；間接統治，只能得到一把草。
當然一開始，諸侯對周王室還有軍事義務。就是如果有蠻族入侵，諸侯要派兵勤王。這個和歐洲的封建制是一樣的。
但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之後，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們也就越來越不把王室當回事兒了。不僅不盡封臣的義務，自己還去割佔王室的土地。千里王畿被蠶食得最後只剩下30裏。堂堂周王朝，自留地還沒個村子大。都可憐到這份上了，麥子熟了諸侯們還不放過，還要來偷麥子。情何以堪？！
到戰國時期周天子的地盤
户籍的重要性
那麼，當初周武王為什麼要搞封建呢？都直接管了，不行嗎？不行！因為以當時的技術條件，這樣做的成本太高了。
古代交通和通訊條件不説了，就拿今天來説吧。咱們國家是2005年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税的。但是在此之前，浙江省就多次提出要求，説我們省農業税免了吧，或者省財政拿出一筆錢來，替全省農民把農業税交了吧！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浙江省收農業税的成本，就比農業税本身還高了。你説這個税還收它幹什麼呢？
現在咱們是人多地少，土地就金貴。農民不會為了逃税連地都不要了。但是古代社會，人少地多，和現在正好倒過來。你要是收農民的税收狠了，他扛着鋤頭就跑掉了。
咱們都知道“苛政猛於虎”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另一面解讀就是：在古代社會，如果統治者太過分，農民還是有地方可跑的。只要跑到有老虎的地方，讓税務官不敢來，你也就躲過去了嘛。
也就是説，在古代社會，因為統治者的技術能力有限，在國家內部，統治者其實做不到無遠弗屆，很多地方他管不到。
烽火戲諸侯
這麼着，如果你是國王，你就會有強烈的衝動，讓農民一堆兒一堆兒地住在村子裏，方便你的税務官去收税。而跑來跑去的流動人口，不僅收他們的税困難，更討厭的是他們還為老實種地的農民們樹立了一個壞榜樣。
張三李四王五，回家都跟媳婦説“你看咱村的翠花，甩個小手絹十里八鄉的唱二人轉，一頓四個大白饅頭，過得可比咱滋潤多了，咱兩口子也去唱吧？”那都去唱二人轉，地誰種呢？皇上和娘娘吃什麼呢？所以古代國家就要把唱二人轉的翠花定為“賤民”，子子孫孫，永世不得翻身，就是這個道理。
光是用土地把老百姓都固定住還不夠。皇上還特別想知道他有多少個子民，尤其是男丁數量。《左傳》説得明白，“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就兩件大事，一個是祭祀祖先，一個是打仗。打仗的話，你就得知道你有多少男丁。男丁很重要，戰時是兵源，平時是税源。
但是這個信息怎麼蒐集呢？怎麼才能知道你的國家裏，有多少個成年男性呢？咱們今天每人都有户口本、身份證、銀行卡、社保卡，大街上不計其數的攝像頭。但是當年國家要蒐集點信息，那可費老勁了。別説身份證了，就説每個人都得有個名字吧？這個都做不到！
這個問題其他國家也有。一直到15世紀，除了個別貴族，歐洲人都是隻有名，沒有姓。咱們中國人如果只有名字沒有姓的話，問題倒不太大，但是西方人可不行。他們是從《聖經》裏取名，90％的男人，都叫威廉、約翰、托馬斯、理查德、羅伯特、亨利……就這六個名字，來回倒騰。
這麼一來呢，一個村子裏就會有26個約翰、37個羅伯特，這可怎麼辦呢？村民的辦法就是，給每個人起個外號。比如一堆約翰，個子矮的那個大家叫他約翰·肖特，住在小山包上的那個管他叫約翰·希爾，開面包房的那個叫約翰·貝克。
這個起外號的辦法，村民們不僅分得清誰是誰，還標定了每個人的重要信息，比如住址、職業、身材特點。
但是税務官哪裏受得了這個。他希望採集到的數據是有邏輯的、簡單的、拿回去可以加總做統一處理的。他關心的不是身材，而是財產繼承關係。所以國家希望每個人都能有個父子傳承的姓，來説明親屬關係。就這麼一件今天看起來天經地義的事情，中世紀的歐洲卻做不到。
14世紀的時候，佛羅倫薩共和國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調查員們被派到鄉下，逮着個人就問“你叫啥啊？”辛辛苦苦做了個花名冊，拿回城裏一看，800多個喬瓦尼，1200多個皮耶羅……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這錢就白花了。
佛羅倫薩共和國的面積估計也就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縣大小
但是在咱們中國用“姓＋名”來標定每一個男丁身份的工作，秦國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就開始搞了。之前咱們中國老百姓也沒有姓，秦國弄了一堆常用姓，大栓子以後你就叫張大栓，二柱子以後你就叫李二柱。並且規定這個姓必須父子傳承，不能變來變去。
這麼着，不僅把一堆大拴子二柱子分清楚了，也搞清楚了每個人的家庭結構。
搞清楚家庭結構對國家很重要，因為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國家與每個成年男丁直接建立關係。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成年的兒子卻沒分家的，人頭税按五倍算。
這麼着，秦國的花名冊和佛羅倫薩的花名冊就完全不一樣了。誰該當兵、誰該納税，清清楚楚。秦就是靠有效蒐集了國民的數據，越過貴族這個中間層，建立起對每個人的直接統治，從而征服了六國。
這扯得有點遠了，本文要説的就是兩條吧：
第一， 古代國王討厭流動人口，是因為對流動人口徵税困難。所以，他們非常希望老百姓成堆居住，不要跑來跑去；
第二，古代國王，如果是通過貴族對臣民實施間接統治，往往就會大權旁落，和周王朝一個下場。所以國王都有強烈的衝動，越過中間層，實施落到人頭的直接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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