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曹丕家族的勢力和實力都是三大集團頂尖的,曹操攫取的是大漢的正統,北方所統御的資源、人口都是三國最多,曹操勢力最強大的時候,即便是南方的兩大集團都不敢輕舉妄動,連漢獻帝的皇后都被曹操輕易殺死,加九錫,封魏王一直到最後的稱魏帝都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漢獻帝對於權勢滔天的曹操來説,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傀儡,但是就算是這樣的情況下,曹操依舊沒有將漢獻帝殺死,反而依舊尊他為皇帝,但是魏朝的時候,司馬家族卻將魏帝看做是任意宰殺的傀儡,後來的曹髦就是這樣被司馬昭手下的成濟殺死。
一個朝代的初建,往往需要建立深刻的紐帶關係,漢朝的時候漢高祖劉邦建立的是“不是劉家人稱王的話,那麼天下豪傑並起滅掉他。”這句話一直延續了很久,新朝王莽篡位的時候,也正是這句話挽救了瀕危的劉姓皇家,使得天下英雄揭竿而起守衞漢室。可見漢室的穩定性,更何況大漢王朝統治長達四百年,漢家有天下的心理在人民心中是十分穩固的,這和後來的曹魏不一樣,如果三國最終被蜀漢統一的話,那麼大家可能真的會認為大漢的天下是真理,是不可磨平的。
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漢朝的皇帝,那不是後來魏朝的皇帝可以比的了的。魏朝奪取漢朝國祚才二十幾年,民族凝聚力和朝廷上官員的凝聚力還不夠,就封建時代而言,建立血緣關係集團一般來説是基本要務,但是曹魏集團對於直系血親的關係卻不是非常的穩固。如果説忌憚皇親國戚威脅皇位的話,那麼也不會是開國之初,就像漢高祖劉邦一樣大肆分封劉姓親王。強有力的鞏固了漢朝天下的統治,但是曹丕不這樣,他不殺漢獻帝,只是把他廢為了山陽公,同時對漢朝宗室進行了防範,這無可厚非,畢竟每個新朝帝王都是這樣的,曹丕不殺漢獻帝已經是仁至義盡。
但是對於自己的宗室呢?曹丕卻是過分的疏遠,寫《七步詩》的曹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得不到強有力的宗室的支持,只靠皇帝臨死的時候任命的幾個輔政大臣是遠遠不夠的,可惜曹丕根本意識不到這點,他仍然故我,唯我獨尊,使得後來的魏明帝也和他一樣,到了第三代皇帝曹芳的時候,魏朝的大權就像是一塊寶石,被移交到了第二代權力者手裏了。
魏朝的皇帝被殺,充其量還是因為魏朝的統治不夠久遠,魏朝的國祚不是世人認為的“天命所歸”。而且還有一點,就是殺漢獻帝的話,曹操得不到充分的理由,因為漢獻帝時候皇宮裏比漢獻帝年長的皇室不存在,如果曹操殺漢獻帝,那麼就找不到第二個可以讓他嫁禍的人存在,反而就是給自己背上了一個弒君誤國的罪名,而且忠於漢室的大臣還大有人在,如此以來,北方能夠安定嗎?定然是不可能的。而司馬家就不一樣了,司馬昭殺掉曹髦之後,把罪責強加在了太后的身上。《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曹髦傳》記載: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覆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如此一來,殺掉皇帝也不過是按照太后的旨意,皇帝失德,太后有權管教,這樣天下人還能怎麼説他呢?而且藉此,司馬昭還加封了晉王,被賜了九錫。這一切都似曾相識,沒錯,這就是曹操完全攫取大漢大權時候做的一系列工作,於此,司馬昭之心,便路人皆知。
總而言之,敢於殺掉皇帝的,都是有恃無恐的大臣。漢獻帝之所以沒有被殺,還得到這麼好的待遇的原因,也就是因為他是東漢的皇帝,是大漢的天子,而且殺他沒有理由,反而會招致國家的動盪。而司馬昭殺曹髦,則是非常輕易的,魏朝藩王們都投鼠忌器不敢入京勤王,而且朝廷大臣們都是司馬昭一系的人,不像漢獻帝時期全國上下忠於大漢的臣子可謂是全國都有,而且前朝太后郭太后還在,殺掉曹髦完全可以洗脱自己的罪名,魏朝國祚本來就短,還不會導致國家動盪,為了自己的權力,司馬昭何樂而不為呢?
參考資料:《三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