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46年，
西南聯大完成歷史使命，
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將北歸。
為紀念過去8年的崢嶸歲月，
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寫千字碑文，
其中言及南遷之艱辛：
痛南渡，辭宮闕。
駐衡湘，又離別。
更長征，經嶢嵲。
望中原，遍灑血。
回首當年，
中國的知識分子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懷揣着中華文明的火種，
從平津到長沙，再到昆明，
橫跨幾千公里，
完成了一次中國教育史上的“長征”。
1937年，
“七·七事變”爆發後，
戰火由盧溝橋一路蔓延至整個華北。
駐守華北的29軍與日寇展開血戰，
國民政府緊急調撥300萬發子彈
和大批武器支援。
為保衞平津，
愛國將士前仆後繼，血灑疆場，
29軍副軍長佟麟閣、
132師師長趙登禹及所部3000餘人壯烈殉國。
▲盧溝橋事變。
血肉鑄成的長城，
一時難敵日寇的兇悍攻勢。
7月29日，北平淪陷。
曾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的110旅旅長何基灃，
滿懷悲憤奉命向南撤退。
軍隊撤離之際，
北大、清華等高校的1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
高高舉起橫幅，送別這些英勇的將士。
“抗戰到底！”
“北平不能丟！”
“我們要從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句句標語，字字泣血。
滿城蕭索，神州陸沉，
書生意氣，何去何從？
2北平淪陷次日，天津也被攻陷。
一個日本指揮官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
“今天，我們要摧毀南開大學。
這是一個反日基地，
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是反日基地。”
位於天津城南的南開大學，
慘遭日軍毀滅性轟炸。
頃刻間，彈如雨下，
南開大學校園多處建築被毀，
幾十萬冊文獻典籍灰飛煙滅。
日軍轟炸之後，
派士兵帶着稻草和煤油四處縱火焚燒，
美麗的校園化為一片廢墟。
▲日本隨軍記者在被轟炸後的南開大學。
身在南京的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聞訊，
不禁老淚縱橫，
靜默地坐着，久久未能起身。
當天下午，他強忍悲痛，
面對記者大義凜然地宣告：
“敵人只能摧毀我南開的物質，
毀滅不了我南開的精神！”
隨後，蔣介石在會見張伯苓時表示：
“南開為中國犧牲，
有中國即有南開。”
南開大學的悲劇並非個例。
抗戰期間，
日寇一方面以“東亞文化共榮圈”為名，
竭力拉攏中國知識分子，
一方面對中國高校進行了大規模破壞。
據統計，到1938年8月底，
我國高校有91所遭到破壞，
其中10所完全被毀，25所被迫停辦，
教職員工減少17%，學生鋭減50%。
華北之大，
真的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清華大學。
在民族存亡之際，為挽救中國教育，
各界精英提出“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大校長蔣夢麟、
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
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102人
聯名發表聲明，
請國民政府迅速採取措施，
將部分高校內遷。
1937年9月10日，
國民政府教育部終於宣佈，
在長沙和西安設立臨時大學，
其中，北大、清華、南開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並要求各校儘快組織師生撤出平津。
3此番離別，不知何時歸來。
每個人心中，
都帶着深深的憂慮與不捨。
清華大學的學生查良錚，
即詩人穆旦，
在南下途中寫下一首《在秋天》：
在秋天，我們走出家鄉，
像紛紛的落葉到處去飄蕩，
我們、我們是羣無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進嚴冬和死亡。
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馮友蘭
與物理系主任吳有訓一同南下。
路過鄭州，馮友蘭建議去吃一頓黃河鯉魚。
過了這村，就沒這店，
以後可能就很難吃上這道菜了。
兩人在去飯館的路上，
又偶遇同在趕路的北大教授、劇作家熊佛西。
熊佛西喜歡養狗，
此時只能把心愛的寵物留在北平。
他面帶愁容對馮、吳二人説：
“北平有許多人離開了，
狗沒法帶，只好拋棄了。
那些狗，雖然被拋棄，
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
馮友蘭一聽，感慨道：
“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
我們都是喪家之狗啊！”
▲馮友蘭。
城中的人紛紛逃亡，
物理學家趙忠堯卻在此時折返北平。
原來，他想起還有50毫克放射性鐳，
鎖在清華實驗室的保險櫃中。
這是全世界都禁運的高能物理材料，
在蹣跚學步的中國物理學界彌足珍貴。
回到北平，趙忠堯將裝有鐳的鉛筒
藏在一個鹹菜罈子裏，一直帶在身邊。
前往長沙的路上，
日軍設下重重關卡，
南下的師生常要扮作農民或商人，
以躲避搜捕。
趙忠堯費盡心思，
甚至連行李都丟了，
一路翻山越嶺，
只有那個鹹菜罈子形影不離，
被緊緊抱在胸前，
他的手上磨出了幾道血印。
▲趙忠堯。
當趙忠堯到達長沙臨時大學報到時，
衣衫襤褸，蓬頭垢面。
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沒認出來，
還以為是哪裏來的乞丐。
這時，趙忠堯恰好看到梅貽琦出來，
走到身邊，叫了一聲“梅校長”。
梅貽琦仔細一看，
發現眼前的人竟是趙忠堯，
淚水頓時奪眶而出。
41937年11月1日，
長沙臨時大學如期開學，
由三校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
和教育部聯繫人楊振聲主持大局。
當時到校的教師共有148人，
其中，
清華73人，北大55人，南開20人。
▲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到校的學生1452人，
來自全國各地，
走過硝煙瀰漫的戰場，
從五湖四海會聚長沙。
開學典禮上，
為避免日軍轟炸，
校方特意在草地上鋪了一大面英國國旗，
可還是抵擋不住日機“前來敬意”。
戰亂中，臨時大學經費緊張，
教育部從中英庚款基金中籌借50萬元，
可實際到賬還未到一半，
校園設施大都捉襟見肘，
學生們一度只能靠吃紅薯度日。
儘管條件簡陋，
南下的師生依舊孜孜不倦。
馮友蘭回憶：
“我們遭遇了與南宋同樣的命運，
被異族驅逐到南方。
但我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哲人、作家和學者濟濟一堂。”
很多教師南下時書籍都落在學校，
他們就憑藉記憶重新組織講稿，
所講授的內容分毫不差。
他們在三尺講台辛苦耕耘，
在陋室中奮筆直書，
在長沙的數月間，
湯用彤完成了《中國佛教史》第一卷，
金嶽霖創作了《論道》，
馮友蘭寫成了《新理學》。
經濟的窘迫沒有澆滅讀書人對學問的熱情，
真正讓他們擔憂的，
是日益逼近的日軍。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1937年11月12日，
在淞滬戰場苦撐三個月的國軍傷亡慘重，
被迫撤離，
上海淪陷。
之後，日軍向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步步緊逼。
前線戰場的形勢不容樂觀，
隆隆的警報聲和從淪陷區潮水般湧來的難民，
給長沙帶來一種強烈的壓迫感。
11月24日，
大批日機突襲長沙，
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住宅被擊中。
日軍轟炸時，
他們抱起年幼的兒女向門外奔去。
整棟房屋崩塌瓦解，
火焰升騰，濃煙滾滾，
街上滿目瘡痍，遍地瓦礫。
一家人死裏逃生。
▲梁、林伉儷。
據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回憶，
當他們回到倒塌的房屋前，
發現牆上有一塊人形的血跡，
留下死者被炸彈重創而死的慘狀。
此次空襲，造成200人死亡。
5日機的持續轟炸，
讓長沙全城動盪不安。
1937年底，
臨大領導提出將學校繼續向西南轉移，
大部分人將校址選在偏遠的雲南昆明。
為此，蔣夢麟親赴武漢，
請求蔣介石批准臨時大學搬遷。
蔣夢麟對蔣介石曉之以理，
雖沒有直言武漢失守、長沙危急的可能性，
只説雲南羣山阻隔，易守難攻，
又有滇越鐵路與外界相連，
可直通海外，
但蔣介石心知肚明，
知曉其中利害。
▲蔣夢麟。
即便國難當頭，
有些人也不忘勾心鬥角。
臨時大學搬遷的最大阻力來自湖南當局，
他們對清華、北大、南開的到來倍感自豪，
想牢牢掌握這一寶貴的教育資源，
將這些優秀的師生留在當地。
湖南主席張治中甚至在臨時大學發表演講，
言語之中帶着譏諷：
“我個人有守土之責，
堅決的要維持長沙。
假如有人感覺身處險境，
那最好投江自盡。”
張治中的激將法卓有成效，
一些學生擔心被人罵作叛徒、懦夫，
跟着瞎起鬨，不願去雲南。
他們發表題為《反對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
對臨大領導遷往昆明的想法進行批判，
認為遷往雲南
是背叛了一代又一代學生的愛國精神，
他們宣稱，
“一·二九運動之後的英雄兒女
不會退縮，也不會逃避”。
反對去昆明的學生或許沒有意識到，
一旦長沙臨時大學被毀，
中國將會損失多少寶貴財富。
此時，陳誠代表國民政府對學生的告誡，
道出了臨時大學遷往雲南的必要性。
他對學生説，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士兵，
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識的人，
“你們是國家最後的希望”，
是當之無愧的“國寶”。
1938年1月，
國民政府批准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
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萬里長征，
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
又成離別。”
1月19日，
距離第一學期期末考還有5天，
校方公佈遷往昆明的決定。
五分之三的學生同意南遷，
決定隨校前往雲南繼續求學。
剩下的600多名學生，
或退學北上抗戰，
或轉學，或回到家鄉，
無問西東，只求問心無愧。
▲梅貽琦呼籲學生：保持鎮靜，堅守本業，為國家將來的復興做準備。
6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臨時大學的“長征”還在繼續。
1938年1月底，
師生分三批前往昆明。
第一批走海路。
由樊際昌、梅關德和鍾書箴等教授帶隊，
成員主要是教師和家屬，
還有所有女生，以及部分體弱的男生。
他們經粵漢鐵路前往廣州，
再取道香港、越南，
最後從滇越鐵路進入雲南。
第二批走陸路。
由陳岱孫、馮友蘭、朱自清、
錢穆等17名教授帶隊，
乘汽車經過廣西，取道越南，
再從河內換乘火車進入昆明。
這兩條路線都比較安全，
除了馮友蘭在路上一時興起將手伸出車窗外，
在穿過拱門時不幸撞傷，
其餘人基本都安全抵達。
馮教授的手也只是挫傷，
學校留下兩名同事在河內照顧他。
▲聯大中文系部分教授：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而最傳奇的當屬第三批，
由290名身強力壯的男生，
以及中文系教授聞一多、
化學系教授曾昭掄、
地質系教授袁復禮等11名教師組成，
行程3500裏，
徒步穿過湘西、貴州和滇東，
名為“湘黔滇旅行團”。
這一路氣候惡劣，
湘黔邊境還有土匪橫行，
有些土匪多達數千人之眾，
殺人越貨，無惡不作。
年輕人大多熱愛冒險，
男生們踴躍報名參加旅行團。
一些身材瘦小的男生為了通過體檢，
還往衣服裏塞了幾本書以求體重達標。
1938年2月20日，
由學校精心選拔的師生從長沙啓程。
他們身着土黃色制服和黑棉大衣，
腰帶上繫着碗筷、軍用水壺和乾糧袋，
人手一把長沙人最愛的油紙傘，
在黃師嶽中將的率領下，
一路櫛風沐雨，風餐露宿，
如同一支正規軍隊。
時年40歲的聞一多不顧體弱，
堅持參加徒步旅行。
同事調侃他説，
聞一多要參加旅行團，
須帶一副棺材同行。
聞一多卻説：“現在國難當頭，
應該認識認識祖國了。”
他蓄鬚明志，
自稱不驅逐韃虜絕不剃鬚。
一路上，聞一多意氣風發，
指導學生收集各地民歌、民謠，
訪問少數民族村寨，
沿途還畫了50多幅寫生畫，
閒暇時就蹲在路邊抽着長煙鬥。
▲聞一多。
有別於聞一多的詩人氣質，
化學家曾昭掄的徒步旅行
就是理科直男思維，相當硬核。
這位曾國藩家族的後代，
在跋涉中從不抄近道，
寧願繞行著名的“二十四盤”，
也不走小道捷徑，
還隨身攜帶着防毒面具。
在旅途中，
曾昭掄寫日記最勤。
每次休息，
不管當天走得多遠多累，
他都要藉着燭光寫日記。
據化學系的學生回憶：
“每天早晨，
當我們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時，
天才放亮。
這時遠遠看見曾昭掄教授
已經坐在公路邊寫日記了。
等我們趕上來後，
他又和我們一起趕路。”
▲參加湘黔滇旅行團的部分教師。
若論學習毅力，
已是大三學生的查良錚與曾昭掄不相上下，
從長沙出發前，
查良錚在行李中放了一本英漢字典，
一路上每背一頁單詞，
就把這頁撕下來，
表示已牢記在心。
到昆明時，
這本字典就剩下個封面。
▲查良錚。
經過68天的長途跋涉，
旅行團師生終於來到昆明城外，
從其他路線先行到達的師生拉橫幅歡迎。
帶隊的黃師嶽對梅貽琦説：
“我在長沙從你手裏帶走了兩百多人，
現在我把他們還給你。”
7當旅行團到達昆明時，
學校已經有了一個全新的名字：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紅軍的長征成就了延安精神，
而西南聯大的“長征”開啓了聯大精神，
之後八年艱苦卓絕、患難與共的歲月，
就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
▲湘黔滇旅行團入城。
梅貽琦曾説，
所謂大學者，
非謂有大樓之謂也，
有大師之謂也。
初到昆明時，
西南聯大卻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甚至也沒有經費籌建校舍。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校舍設計稿屢次被駁回，
由原來的三層磚木結構樓房改為二層，
之後又改為平房，
最後，
除了部分教室用鐵皮屋頂，
其餘全部建成茅草房。
▲西南聯大教室。
每改一次稿，
林徽因都不禁潸然淚下，
悲憤的梁思成甚至親自找梅貽琦理論，
可迫於時局，也只能無奈接受。
西南聯大窮得揭不開鍋，
但在這面旗幟的感召下，
散落在各地的愛國學生仍毅然奔向西南，
加入這場追求知識和真理的“長征”。
北平淪陷時，
日後的“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正讀高中，
他的父親、清華哲學教授鄧以蟄因身患肺病，
未能攜家人南下。
1940年，鄧以蟄想盡辦法送鄧稼先出城，
臨別時再三叮囑：
“兒啊，
你要學科學，
學科學為國家！”
逃出北平後，
鄧稼先輾轉來到昆明，
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先後受業於趙忠堯等名師，
就此開始自己的科研之路。
和鄧稼先一樣從淪陷區逃亡的，
還有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
李政道當時不到20歲，
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九死一生，
同時還要想辦法養活自己，
據李政道回憶：
當時日本飛機每隔三四個鐘點來一次，茶館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闆説我給你打掃茶館，你只管逃跑隱退，一切由我負責。 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東西讓我吃。 老闆聽了很高興，後來其它茶館也讓我去打掃，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為別人打掃茶館來維持。歷經3年顛沛流離，
李政道才進入西南聯大，
拜入物理學大師吳大猷門下，
並在恩師的推薦下赴美留學。
▲李政道與楊振寧。
還有無數如他們一樣執著的學子，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裏前往昆明，
薪火相傳，承載千年文脈，
篳路藍縷，引領中華學術。
戰爭，並沒有阻絕中國文化，
反而讓更多有志青年在困境中奮起。
長夜漫漫，
正是西南聯大點亮一盞孤燈，
聯大的師生，
就是中國的守夜人。
在其存在的短短八年裏，
西南聯大培養了8000餘名學生，
走出了3800多名畢業生，
其中有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171位兩院院士。
絃歌不輟，剛毅堅卓。
81年前的今天，
清華、北大、南開三所高校，
用一次跨越數千公里的“長征”，
成就了這座中國教育史上的珠峯。
▲西南聯大校訓。
參考文獻：
1.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2.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蘇智良等：《去大後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嶽南：《南渡北歸：南渡》，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