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戰是我國上古時期發生的一場具有“改朝換代”性質的大規模戰役，此戰過後，黃帝、炎帝為首的華夏集團擊敗了蚩尤為首的九黎部落聯盟，蚩尤身死，九黎被迫退出中原農耕區而向南遷徙。
需要説明的是，九黎並非九個部落，而是對黃河下游地區的東夷部族的泛稱，考古學上對應的是新石器時代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遺存。這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並掌握了製作金屬兵器的先進工藝。
所以，當炎帝式微被南下而來的黃帝收服後，具備強大實力的蚩尤自號為新的炎帝，同黃帝展開了對共主地位的爭奪戰，甚至一度佔據上風（《山海經：黃帝九戰九不勝）。
黃帝雖然最終擊敗了蚩尤，但九黎部落卻並未因此臣服。據《國語》記載：“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後也”。
九黎部落南遷後演變為三苗，“三”同樣是一種泛稱，我國古代常以方位來稱四方族羣，因九黎遷居南方，所以被華夏集團稱之為“蠻”（或髦），而“苗”則是蠻的轉音。
三苗就是我國苗族的先民，而苗族同胞也將蚩尤視為先祖。苗族古歌《格蚩尤老》也傳唱着他們的南遷之路：“先祖居住在大河（黃河）邊，首領是格蚩爺老（蚩尤）。戰爭中格蚩爺老被殺，餘族被迫南遷到大江（長江）邊。後來戰爭又起，又被迫西遷進川貴黔大山中”。
直到今天，苗族同胞依然稱呼牛為“尤”（九黎以牛為圖騰），湘西、黔東苗族祭祖時，還要打豬供奉“剖尤”（蚩尤）。苗族源自蚩尤九黎部落，也得到了考古學的驗證。
在被考古學界和民族學界認定為三苗遺存的湖北江漢平原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墓主拔牙、頭骨變形等和大汶口文化相同的墓葬習俗，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與蚩尤所處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遺存呈現了繼承關係。
這也印證了苗族口述史中提到的蚩尤戰死後南遷到大江（長江）邊的説法。
不過，九黎（三苗）雖然是苗族先民，但苗族卻並非九黎唯一後裔。正如《格蚩尤老》所言“在遷徙到長江邊後，戰爭又起”，而這次戰爭是涿鹿之戰的後續。
《呂氏春秋》記載：“堯戰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史記·五帝本紀》也記載説堯時“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舜帝繼位後，對三苗部族進行了分化瓦解，“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禹繼位後，史籍中又出現“禹攻三苗”的記載。
顯然，九黎南遷後同華夏集團的戰爭至少持續了堯舜禹三代，這直接導致了三苗中的部分族羣的再次遷徙，而此次遷徙的路線正是更遙遠的西南邊陲。
而留在江淮荊州的那支九黎後裔，則被史書稱之為荊蠻。
西周初年時，荊蠻在南方建立一個方圓只有50裏的小國，但正是這個小國，卻趁周夷王時王室衰微，伐庸揚粵，先後滅國45，拓地三千里，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的第一大國—楚國。
最先發現其中端倪的是語言考古學家。據田玉隆先生統計，現存的楚語當中，有多達53%以上的詞彙與湘西苗語完全相同或相近。如“離騷”中的“騷”是楚地特有的聲調高亢的調子，而湘西苗族同樣把高腔稱之為“騷”。
這絕非偶然。楚語與苗語的親緣關係，恰恰説明二者源自一個共同體：三苗。楚墓的考古發掘，也呈現出與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址的前後繼承性。
這些都表明，建立楚國的族羣或者説主體族羣，正是蚩尤戰敗後南遷至此的九黎（三苗）後裔。
不過，這又該如何解釋《史記·楚世家》當中記載的楚人出自於顓頊（黃帝之孫）的説法呢？
事實上，在先秦的史籍當中，從未將楚國視作華夏，《公羊傳》稱“楚，夷國也”，《左傳》稱“楚雖大，非吾族也”。齊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號，其作戰的主要方向也是“攘楚”，即防止楚國北進。就連楚國自己都聲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可見，《史記》説楚人是黃帝之後，只是楚國融入華夏後的一種附會説法。
正如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所説：“三苗曾在長江中游建立起一個大國。這個大國當是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是許多部落的集合體，其中較大的是荊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