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築宏偉壯麗
在封建社會，陵寢和皇宮建築一樣，屬於禮制性建築，故而“其體至大，而其儀至嚴”，用蕭何的話説，就是“非壯麗無以重威”，必須有一定宏偉壯麗的規模才能發揮出“正名分，辨尊卑，別上下”的禮制渲染作用。所以，明十三陵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堪稱難得的建築精品。
明十三陵的建築，以長陵為例，大體分為四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從石牌坊經三孔石橋到大紅門，長1.25千米，是陵區建築的第一個密集部分，也是序幕；第二部分，從大紅門至龍鳳門，長1.7千米，分佈有神功聖德碑亭和多達36尊的石像生，是陵區建築的第二個密集部分，也是陵區建築的第一高潮；第三部分，從龍鳳門到陵宮門前，長4.4千米，只分布着三座漢白玉石橋，表現為建築上的疏散部分，是陵區建築的低潮，但是，這個低潮是為即將到來的高潮而做的準備；第四部分，到了陵宮，又是一個密集部分，陵門、祾恩門、祾恩殿、明樓、寶頂，一個比一個雄偉，一個比一個高大，將陵區建築推向了藝術的最高峯。這種錯落有致的空間序列，不僅在個體藝術形象上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且通過不同功用建築羣體的有序安排，產生了震撼人心的羣體藝術感染力。
明長陵平面圖
總之，明十三陵建築宏偉，加之吸吮大自然之壯美，使陵寢建築的威嚴和大自然的磅礴氣勢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一種神聖、永恆、崇高、莊嚴、肅穆而又充滿生氣的紀念氣氛，成為中國陵墓建築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五）防禦體系完備
明十三陵還設計了良好的防禦體系。從陵區的建置情況看，明十三陵更有“邊塞”陵區的特色。雖然，我國曆代的陵區建築都具備一定的防衞條件，以防止陵區建築的人為破壞和維護陵區的秩序。但由於中國曆代帝都的位置通常處於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帶或偏於內地的經濟發達地區，距離邊關較遠，所以，近京而設的陵區防衞體系一般來説也主要是用來防範來自王朝統治範圍之內的破壞力量，其主要功能是“制內”。而明十三陵陵區的情況就不同了。明成祖遷都北京，主要目的是利用北京背倚燕山山脈，既有險可恃，又與蒙古高原和東北平原相距不遠，能有效防禦和抗擊蒙古貴族的南犯並控制東北地區。而天壽山陵區恰處京北居庸關與古北口兩大軍事要塞之南，北距長城不過三十幾千米，軍事防禦實為第一要務，所以陵區不僅周圍沿山設險，修築有可資派軍防守的十口城垣、敵台、攔馬牆等軍事防禦建築，還在山勢低矮的陵區之南修築了可以屯駐重兵的昌平和鞏華二城，以保衞陵區。
由此可見，天壽山陵區的城堡式防禦體系已絕不僅僅是為了“制內”，而是帶有明顯的“御外”性質。也就是説，它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具備大規模作戰條件的“邊塞”式陵區防禦體系。
（六）明朝興衰史的縮影
明十三陵各陵建造的節儉與鋪張反映了明代興衰史。在明代的陵墓中，我們也能隱約看到明朝從盛到衰極富特色的變化軌跡，如最盛期明成祖長陵、由盛而衰期的世宗永陵、神宗定陵和覆亡期崇禎思陵四個實例，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光宗泰昌帝慶陵和景泰陵的例子，反映了皇室內部爭權奪位的鬥爭，這也是明朝興衰史的一部分。
長陵的左右有兩座陵墓，獻陵和景陵。獻陵是明第四位皇帝朱高熾和皇后張氏的陵寢。景陵在天壽山東峯之下的黑山，是第五位皇帝朱瞻基與皇后孫氏的合葬陵寢。這兩位皇帝相似處：建朝之初，知道創業之艱，考慮到長治久安的大業，在陵墓建造上要求節儉。
明十三陵獻陵
明十三陵景陵
至明朝中後期，開始鋪張起來，即永陵及定陵。永陵規模不及長陵，但構造精美細緻。永陵的磚石結構的明樓，造型新穎的聖號碑，別具一格的寶城城台設計，以及寶城牆花斑石壘砌的城垛，祾恩殿、祾恩門“龍鳳戲珠”圖案的御路石雕也都是以前各陵沒有的，這些做法後來為定陵所效法。永陵的建成，耗費了大量國庫銀兩。定陵的修建耗時六年，總共花費了白銀800萬兩，相當於兩年的國庫收入，陵墓的規模和永陵規模相當，但是比永陵奢華。在陵墓修建過程中，由於經費的緊張，萬曆皇帝開始公開出賣國家官職，以此來籌集陵墓建設的費用。這對明朝的衰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的墓，在明代它本是一座妃子墓——皇貴妃田氏之墓。由於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身亡，草草葬入田貴妃之墓。至清乾隆年間，思陵才又加以修葺。
【來源：明十三陵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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