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程度上，今天已經進入一個全球教育焦慮的時代。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等東亞社會，課外輔導由來已久。韓國和日本中小學生課外補習參與率普遍超過60%。20 世紀 90 年代起，前蘇聯國家和東歐國家的課外輔導也開始有了極大擴張。在歐洲，參加課外輔導最為突出、持續時間最長的是南歐。而西歐、北美和澳大利亞近年也有了較大增長。如美國有超過20%的高中生在大學入學考試前會參加課外補習，倫敦地區2014 年時接受課外輔導的學生已接近40%。只有在北歐，課外輔導規模仍然不大，但也在增長中。
教育焦慮席捲全球的背景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在發生重大變化。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範圍內階層流動越來越困難。這一現象引發中產階層家長的極大焦慮：按照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不可直接繼承，因此，教育的成功與否成為決定孩子前途的關鍵。
與世界相比，中國家長教育焦慮的成因更為複雜。2018年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長教育綜合焦慮指數達到 67 點，整體處於比較焦慮的狀態。報告從社會環境、教育資源、家庭關係及父母成長四個維度展開調查，發現在二線以上城市的高學歷家長中，約七成家長對孩子教育感到焦慮。其中環境變化維度下，學習成績、校園安全和手機成癮是關切事項的前三位；父母成長維度下，75%的家長對自身成長感到高度焦慮。伴隨而來，2019年《中國兒童發展報告》顯示，近80%的中小學生睡眠不達標，近70%的兒童報了課外培訓班。中國家長的嚴重教育焦慮和由此帶來的沉重課業負擔，已成為今天中國教育亟須面對的關鍵問題之一。
心理學研究解釋焦慮的產生機制：焦慮=不確定性×無力感。這個公式中存在兩個變量：你不知道的（不確定性）和你不能控制的（無力感）。你感覺越不確定，你就會感覺越無力，從而帶來一系列心理生理和行為反應，如失眠、認知障礙、失去自控力，以及一系列後續心身疾病。當前的教育焦慮主要有外在、內在和環境三個壓力源：首先是優質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其次是家長自身的教育失能，如對社會再分層的焦慮和社會壓力，以及自身的教育知識不足；第三，媒體和利益相關方的廣告營銷，傳播了大量錯誤的教育理念，極大地放大了這種焦慮。
目前我國教育政策層提出，轉變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解決教育領域的“兩唯”（唯分數、唯升學），推動中小學生的“雙減”（減少孩子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的負擔），對教育焦慮做出系統層面的解答。這些政策的制定具有較充分的教育學依據：首先，教育史上里程碑文獻之一的《科爾曼報告》早已發現，影響孩子學習成績的最主要因素不是學校，而是家庭。建立和發展自信、自尊等良好的人格，是孩子成長的最關鍵部分。其次，東京大學一項研究顯示，補習班對於孩子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確有提升，但同時也和非認知能力發展有負相關，後者恰恰與人格的成長和未來的成功密切相關。第三，隨着教育研究的發展，21世紀以來，人們越來越傾向於不把家長和學校視為兩個單獨的要素加以割裂，而是視為整體的家校協作共同體展開建設。
應對教育焦慮的具體對策可以包括：首先，構建全面的現代教育質量治理結構，推進數據驅動的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藉助人工智能教育應用，實現基於循證決策的高效課堂、“教學考評管”全過程管理和教育優質資源動態精準配置，從而優化教育供給。其次，構建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推進家庭教育。調節家長教育理念，從而有效識別媒介海量推送的碎片化教育議題操縱，抵禦商業營銷發起的深層心理築模和符碼控制。第三，促進孩子智力和人格發展，倡導注重過程的智慧的教育。推動教育理念變革，基於“尊重的教育”和“創造的教育”理念，從工業時代人才培養最重視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培養，轉向後工業社會人才培養最重視的學科思維和學科興趣發展，從而真正實現終身視野下教育的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作者是東北師範大學傳媒科學學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