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是個中國通，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岡村出力不少，不管是戰前的情報收集，還是戰爭時期的調兵遣將，岡村對於軍國日本來説，都是一個功勞不小的人，然而此人卻是侵華日軍中，罕見的“三反”人物。
既反對全面侵華，反對扶持汪精衞，反對大東亞戰爭。
對岡村寧次瞭解越多，越能感受到此人的厲害。作為昭和軍閥最具代表性“三羽烏”之一，岡村寧次對軍國日本和天皇忠心耿耿，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擴大日本的利益，為此可以不擇手段。
但這樣的人物，為何又是侵華日軍中少見的“三反”將領呢？
岡村長期混跡在中國軍閥高層之中，能第一時間獲取有關中國的重要情報，故此岡村對中國局勢的判斷比總參謀部的高參們更加準確一點。
他之所以反對扶持汪精衞，並不是出於好意，岡村認為日本軍部在中國另立一個偽政權的做法十分荒唐，此舉並不利於日本在華的利益，反而會激化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另外，岡村認為汪精衞的能力不夠，並不能擔當如此重任。
岡村寧次反對全面侵華和反對大東亞戰爭，並非是出於和平角度的考慮，而是認為過早擴大戰爭規模，對日本的未來不利，日本應當發展鞏固偽滿洲國的利益，等力量足夠的時候，才進一步侵華。
岡村寧次和東條英機等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都是戰爭販子，都支持日本的軍事擴張，只不過在具體如何執行計劃上持有不同意見而已。
七七事變，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岡村正在偽滿洲國執行“剿匪”任務，聞聽消息後，不僅岡村表示意外，就連日本裕仁天皇都表示“震驚”。
在1940年的日記中，岡村寧次稱“七七事變，一開始就是個錯誤”，在其晚年所著的回憶錄中，岡村多次提及“在《塘沽協定》之後就是日軍最好的撤兵時機”，每每説起這件事，岡村都表露出了濃濃的可惜之意。
塘沽協定
1933年4月，岡村儘管只是關東軍副參謀長，卻手握實權，為了侵佔東北，岡村制定了一系列的入侵計劃，併發兵對長城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門一帶進行攻擊，逼迫中國和談，當時帶兵防守岡村進攻的人，正是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帶出來的學生何應欽。
戰鬥力強悍的關東軍，給了何應欽很大的壓力，生怕日軍進入華中地區的何應欽，催促上級趕緊和談。
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天津塘沽港口進行停戰協商。
岡村寧次親自起草了協定，在會上的時候，他直接將打印好的協約扔給中方代表熊斌，並要求條約內的一個字都不準改動，還讓中方代表在一個小時內簽字，態度十分蠻橫。
協約中承認了長城是中國與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的「國界」，劃綏東、察北和冀東為日軍自由行動區，協約默認了日軍侵佔東四省的事實。
至始至終，岡村寧次視《塘沽協定》為一生事業的“傑作”。
簽訂《塘沽協定》後，岡村完成了“一夕會”計劃，感到十分高興。多年後，岡村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稱《塘沽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我國長期作戰的最重要的臨界點。”
儘管在全面侵華後，岡村一直都在指揮日軍在中國戰場作戰，但岡村對七七事變一直都持有反對意見，他是“不擴大”的堅定支持者。
岡村原本將自己一生事業的基礎都放在了偽滿洲國上，卻被自己的後輩們徹底打亂了計劃。
偽滿洲國
建立偽滿洲國是石原莞爾等人計劃中，最重要的一環。建立偽滿洲國後，便等於讓日本擁有了穩定的資源產出地，也讓日本擁有了足夠長的戰略縱深。
石原莞爾曾説，建立偽滿洲國後，甚至可以學習蘇聯的五年計劃，在偽滿洲國多發展幾年，多積攢幾年實力，為以後跟西方的大決戰做準備，並且岡村和石原、永田鐵山這批人，在全面侵華戰爭上，也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
甚至岡村都已經在幻想，當偽滿洲國徹底成為日本一部分的時候，那時的日本該有何等的強大。
計劃很好，但註定完成不了。
石原莞爾和永田鐵山這批人在日軍內部營造了一股以下犯上的作亂之風，少壯派軍官常常不願聽上級的命令，私下裏一合計就把事情做了，岡村這批少壯派軍官主導的九一八事變就是如此，河本大作、土肥原賢二、永田鐵山、板垣徵四郎這些人就是瞞着日本高層，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東北。
七七事變還是如此，只不過兩起事件的主事者不是一撥人而已。
盧溝橋事變後，岡村寧次和石原莞爾這夥人暴跳如雷，後輩武藤章則反問：“石原前輩，我們只不過是在重複您在滿洲幹過的事情，有什麼錯嗎?”
可見，岡村的反省也只是一種自我安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