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劣幣逐良幣: 我上位後哪管洪水滔天

逆淘汰，是一個殘酷的概念，但它所折射的歷史真實，更加殘酷。

官場上，

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天才、狗熊淘汰英雄

，這樣的逆淘汰進程，歷朝歷代都少不了。

可以説，中國歷史整個呈波浪形態發展，其間，逆淘汰與正淘汰輪番成為決定社會走向的主要力量。

當逆淘汰成為一個朝代選人用人的根本狀態時，小人當道，君子遠走，或遭迫害，或遭放逐，這個朝代就跌入發展的谷底；反之，當正淘汰的原則順利運轉時，君子、小人各歸其位，一個朝代就會迎來上升期。

逆淘汰—正淘汰交替的規律，從先秦開始，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一條隱線。與之對應的明線，則是朝代的興衰與更替。

不過，大概從明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開始，逆淘汰幾乎單方面主宰了此後歷史的發展，一直到清代滅亡（1911），從未退出歷史舞台。

這將近500年的時間，簡直就是

精英人才的至暗時期，逆淘汰獨霸中國的倒退時期

。

明英宗朱祁鎮。

1

明英宗統治時期，為什麼是中國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開端？

這裏面有兩個原因：宦官專權和廷杖氾濫——逆淘汰的兩根導火索，均從此時埋下。

先説第一個。

明朝第一代專權宦官王振

，此時出場。這個落第秀才出身、為求發達自閹入宮的太監，史書稱他“狡黠”，善於伺察人意，一開始在東宮服侍皇太子（即後來的明英宗），即獲得皇權的青睞。

1435年，明宣宗去世後，9歲的英宗繼位，王振成為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

不過，此時朝中有張太后垂簾聽政，有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忠心輔政，王振還掀不起什麼大浪。相反，他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正淘汰原則的信奉者，才能立得住腳。

一次，小英宗和幾個太監在宮內擊球玩耍，被王振看見了。第二天，王振故意當着三楊的面，跪勸英宗説：“先皇帝為了球子，差點誤了天下，陛下今天覆踵其好，是想把國家社稷引到哪裏去呢？”

三楊為王振的責任心而感動。實際上，王振在暗中開始抓權。

等到三楊病死的病死，辭職的辭職，王振已經羽翼豐滿，本性暴露。朝中選人用人，全憑王振一句話。誰若順從和巴結他，誰就立刻得到提拔；誰若違背或抵抗他，誰就立即受到貶黜。

一個叫王佑的工部郎中，很會阿諛奉承。一天，王振問王佑：“你為什麼沒有鬍子？”王佑回答：“老爺您沒有鬍子，兒子我怎麼敢有？”

王振一聽很高興，立馬給王佑升官，提拔為工部侍郎。

想要升官發財的人，如法炮製，溜鬚拍馬，送錢賄賂。當朝中充斥小人之時，正人君子就都靠邊站。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團勢力。

王振的“巔峯之作”，是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太監干政，直到左右皇權，莫此為甚。

這次親征，英宗被俘，王振喪命。壞人集團貌似戛然而止，實際上“陰魂不散”。王振之後，明朝大太監代有人出，從汪直到魏忠賢，一個比一個膽肥，難怪明朝被稱為

“最大的太監帝國”

。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虜。

2

太監弄權的土壤，正是從明英宗時期培育起來的。據説，

明太祖嚴禁太監干政的祖訓鐵牌，就是王振當權後摘下丟掉的。

組織打贏北京保衞戰的救時英雄于謙，最早嚐到了這一撥逆淘汰的惡果——

心懷社稷的忠臣，下場永遠不如滿腹諂媚的變色龍。

明英宗復辟後，殺掉了于謙，同時為王振樹碑立像，整個帝國的價值觀完全顛覆。

價值觀顛倒之後，人才的逆向淘汰變本加厲。中晚明，政治、文化上天才輩出，最愛君之前就寫過不少，但是這些人才，沒有一個過得順當，一個個都經過百死千難。論原因，不是他們狂傲不羈什麼的，而是已經被異化的政治環境，接納不了他們。

由太監、寵臣、權相把持的政治生態，導致

清廉的不如腐敗的，親民的不如霸道的，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不站隊的不如站對隊的。

一個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他就適應不了這種環境，要麼被淘汰出局，要麼只好主動放逐自己。

舉兩個對應的例子，都是最愛君之前寫過的，這裏就簡單過一下：

一個是被逆淘汰的海瑞。海瑞事實上是嘉靖時期一名改革闖將，無論反腐敗，挑戰官場潛規則，還是治理地方，實施經濟改革，都有一手。但就是這樣一名干將，在官場沉浮數十年，被冷藏的時間過半，最後還落得一個迂腐的罵名，為什麼？

因為他清廉，不站隊，不與大隊伍同流合污唄。就這麼簡單，沒有第二個原因。

另一個是抵抗逆淘汰的張居正。張居正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時期的海瑞偉大，恰恰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作出了妥協，犧牲了原則，甚至拋棄了道德，從而換來了實施偉大事業的空間。

比如，張居正為了上位，必須堅定地與大太監馮保結成同盟，必須耍手段擠走前任內閣首輔高拱。這些都是他對抗逆淘汰生態的妥協之策，沒辦法呀，你要麼改變自己，適應環境，要麼成全自己，遠離這個環境。

張居正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要做事，做大事的人，在那樣的政治生態下，只能豁出去聲名，與狼共舞，直到自己也慢慢變成了狼。

▲劇照：張居正。

3

現在説説，明英宗時期開啓逆淘汰時代的第二個原因——廷杖。

廷杖，顧名思義就是當庭杖打。當着文武百官的面，用棍子打屁股，讓被打的官員精神、肉體遭受雙重暴擊。

廷杖是從何時“被髮明”出來對付士大夫的？清人編的《明史》説是從明太祖開始，這不對。

根據考證，廷杖最晚在東漢就出現了，只是有時叫做“鞭杖”，有時叫做“天杖”，還有的啥都不叫，直接就説“於殿廷打人”，夠直接夠粗暴。

但必須承認，廷杖的運用在明朝達到了常規化、規模化、準制度化的狀態。當然，明朝對廷杖的運用程度也是分階段的，從明太祖到明宣宗時期，廷杖用得並不多，明英宗時期開始，這一處罰官員的手段才從“試用期”轉正，進入大規模實行階段，無論是執行次數、被杖責人數、殘酷程度，都前所未有。

這一時期，伴隨王振專權，廷杖作為消除異己的手段，被他運用得很純熟。

通過身體羞辱的形式，實施人才逆淘汰。

朝廷的棍棒，一點點在改變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到了正德、嘉靖兩朝，廷杖尤其慘烈。規模最大的兩次都是上百名官員被集體廷杖，那真是血濺玉階，肉飛金殿。

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皇帝要出遊被阻攔，一怒之下廷杖阻攔的大臣146人，一下子打死了11人。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因為大禮議之爭，廷杖大臣134人，16人當場死於殿廷之上。

整部《明史》中，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員就達157人，其中38人被杖死，比例接近1/4。

可以想見，還有相當眾多的官員遭廷杖之刑，只是名字未被記載下來。

▲明朝的廷杖空前絕後。

4

廷杖氾濫的直接結果是，官員士大夫經此大辱，精氣神全無。

回憶唐代，三公可與皇帝坐而論道。到宋代，雖然沒得平起平坐，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卻成為國家治理的共識。而這些對於士大夫的優遇，到了明代通通取消。

不僅如此，明英宗之後，還動不動要公開被打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弔詭的事發生了——

這羞辱人的懲罰發展到後面，極大扭曲了官員的精神世界，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為的就是博取名氣和地位。

因為觸怒聖顏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獲得輿論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變成一種榮譽性標誌。黃仁宇評價説：

“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萬曆五年（1577），內閣首輔張居正之父去世，以情以理，張居正都應離任回鄉服喪。結果，權勢如日中天的張居正不肯去位，導演了一場“奪情”。

這時候，吳中行、趙用賢等五人，先後上書，請求皇帝讓張居正回鄉守喪。結果，五人遭到廷杖處罰。

趙用賢是個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橫飛，

他的家人把打飛的肉揀回來，製成臘肉，當作榮耀的紀念。

可見士人的怪異追求，到了何等荒誕的程度。

廷杖被受虐者的榮譽感玩壞了，連皇帝后來都想主動放棄廷杖之罰。萬曆皇帝曾對此十分鬱悶，你們啊，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讓朕廷杖你們，好成全你們的名聲嗎？朕偏偏不打你們，怎麼着吧！

就是這麼硬生生讓

國家治理從是非之爭變成了意氣之爭

。明代中後期，朝堂上很多鬧得天大的事，其實都無關國家利益。這樣的王朝不垮掉，才怪。

有明史專家指出，廷杖氾濫和異化之後，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夠關心的態度從事他們的職業”。士大夫們終於發現，所謂盡忠報國、內聖外王的建功立業理想不過是傻瓜的痴人説夢，只有獻媚、投機和相互傾軋，才是取得功名富貴的“成功之路”。

官員士大夫或虛聲竊譽，或巧宦取容，或愛惡交攻，充斥官場的是赤裸裸的爭權奪利，明目張膽的結黨營私，毫不掩飾的溜鬚拍馬。

崇禎皇帝臨自盡前，無奈地哀嘆：“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

這，應該是明英宗時期以來人才逆淘汰最大的報應了。

▲崇禎帝上吊的地方。

5

明亡之後，中國迎來異族統治者。我們以往習慣認為，明朝有一大批死忠，不惜以身殉國，激烈反抗清軍。事實上，按照傅山等反清復明一線人物的説法，降清的士大夫，佔了絕大多數。

剩下的死硬派，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傳統道德感的堅定踐行者，另一種是為了反抗清軍的殘忍屠殺政策。而這兩種人，在明末政壇，基本屬於外圍人物。

也就是説，明末政壇的核心圈層，大多數都當了投降派、軟骨頭。這在意料之中，

凡是有理想、有原則、有能力、有骨氣的“四有新人”，都在政治沖洗中早早被淘汰出局了。

明朝的逆淘汰，為大清入關開路，堪稱“居功至偉”。

到了康熙年間，清廷組織博學鴻儒特科之後，遊離在新政權之外的漢人知識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盡入彀中。

與此同時，清朝把明代逆淘汰的兩大表徵——太監專權和廷杖處罰——都革掉了。

有清一代，沒有出現一個獨攬大權的太監，也沒有出現一例廷杖官員的個案。這種種做法，是否説明清代，尤其是清初出現了人才正淘汰的良好趨勢呢？

對不起，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明英宗以來的500年間，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斷過。清初大異明末的各種做法，本質上並未構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態，相反，一種更加成熟、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縱術開始瀰漫整個帝國：

招攬漢人知識精英，只是為了消除他們的抵抗，而不是尊重他們的氣節；徹底消除太監專權，説明了專制皇權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用人制度的完善；取消惡劣的廷杖，是因為清朝統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萬惡的思想控制方法，而不是出於體恤士大夫的人格尊嚴。

總而言之，在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統治者為了政權的穩定性，佈下了兩張大網，比明朝更加變本加厲地施行人才逆淘汰：一是通過文字獄，摧毀任何自主思想，使天下士人唯唯諾諾；二是通過密摺制度，鼓勵相互告密，形成全國性的思想監控網絡。

這些手段，説白了都是糟蹋人的“藝術”。

雍正時期，曾靜策動陝西總督造反，本應梟首示眾，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後，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痛哭流涕訴説皇上的恩德，成為了雍正思想的宣傳主力。

江南才子錢名世，牽連進年羹堯案，不過，雍正沒在肉體上折磨他，而是親書“名教罪人”四個大字，讓他掛在家中大廳，還不時讓當地官員上門窺察，防止錢名世自行摘下來。緊接着，雍正讓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體寫詩罵錢名世，罵完了編成集子，要錢名世自己掏錢印發。

明代的廷杖，以身體羞辱的方式，適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員以受虐性的氣節相標榜；相比之下，清代統治者不動士大夫的屁股，也不大在肉體上折磨人，而是通過思想按摩和洗腦術，讓整治對象自慚形穢，又一臉真誠地扇自己的嘴巴，一邊扇，一邊還覺得很舒服。

你説，哪一種是更惡劣的逆淘汰呢？

我記得一句話：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力量，不是致力於剝奪人的財產，消滅人的肉體，而是致力於貶低人的尊嚴，摧毀人的信念，破壞人的親情。

你不是喜歡讀書嗎？那麼，讓你“自覺”地燒掉自己的藏書。你不是熱衷於拿筆寫文章嗎？那麼，讓你那拿筆的手拿起掃帚掃廁所。你們不是互相關愛嗎？那麼，讓你們彼此成為仇人。

清朝在這方面的政治駕馭術，堪稱爐火純青。整個“康雍乾盛世”，社會上游走的，幾乎都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這一次的人才逆淘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可怕。以往是把獨立個性的人才淘汰出體制，這次直接讓獨立個性的人才，從世界上徹底消失。

▲《盛世滋生圖》（局部），反映乾隆時期江南“盛世”。

6

你發現沒有，清朝267年，朝廷官員在皇權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他可以是清官廉吏，也可以是能臣酷吏，可以三朝不倒，也可以平安落地，但無論如何，他都必須保持與皇帝主體思想的一致性。

這種官場逆淘汰，以

思想格式化

的形式進行。

大家熟悉的劉墉，歷史上是個清官，但隨波逐流的事兒沒少幹。

一次，劉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見，一隻蝨子順着劉墉的衣領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鬍鬚邊上。乾隆帝忍住笑，什麼也沒説，而劉墉還不知道這件事。

等到劉墉散會回到府邸，僕人看見了蝨子，請示是否要把蝨子去掉。

劉墉聽了，直搖頭：

“這蝨子一直待在我的鬍子上，皇帝已經見過了，有福分，千千萬萬捉不得。”

劉墉對皇權的跪舔，由此可見一斑。而這件小事，也是清代整個用人環境的絕妙諷刺。誰管你是蝨子還是老虎，能幹還是窩囊，只要被皇帝垂青，那就等着一步登天。

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教首林清率領眾教徒，秘密潛入紫禁城，發動了暴動。

但事實上，在暴動發生前，情報已被清廷上下多個部門偵知。然而，沒有一個官員上報，都生怕攬責。大家都在捂蓋子，坐等出事。反正只有皇帝是威武聖明的，我們什麼都不是。

事發時，坐鎮京師的大學士曹振鏞手足無措，直到叛亂平定才鎮靜下來。後來，有人諷刺他“庸庸碌碌”，他自我解嘲説，那個時候的庸庸碌碌，也頗不容易啊。

的確，那時候，朝中多的是曹振鏞這樣的高官。他是嘉道兩朝名臣，生前官居高位，死後備極哀榮。有門生曾問他為官秘訣，他説得坦坦蕩蕩：

“無他，但多磕頭，少説話而已。”

我們知道龔自珍寫過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為什麼這麼説？因為那時候，整個帝國官僚階層，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沒有自主思想的庸官啊。

官僚人才逆淘汰並未到此為止，最可怕的是，它還向體制之外延伸，往下一代灌輸。

《增廣賢文》這類蒙學讀物在清代的流行，就是逆淘汰從娃娃抓起的典型。

傳統的經典教人怎麼行善修身，而清代廣泛流行的蒙學讀物怎麼教小朋友？

“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逢人且説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灌輸給下一代的東西，幾乎都是如此油膩的價值觀。

可見，由政治滑坡引發的整體社會道德滑坡，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晚清面對西方侵略者的潰敗，現在看來，除了一直強調的武器裝備代差之外，人的因素恐怕影響更大。相當於兩個世界的人打起來，一個是有創造性、有自主性的人，另一個是無創造性、無自主性的人，誰輸誰贏，結局不是早就寫好了麼？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數年後，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此時，他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以及文祥、寶鋆等高官，並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

後來，曾國藩對人説，

這些人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

帝國最高層的人物，尚且如此，他們以下的人就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嘆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

歷史學者雷頤指出，

這種局面，正是一個衰朽政權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結果，但反過來，這種逆淘汰又會加速這個政權的衰敗。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一個年輕的醫生懷揣一篇長達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書》，請求面見當朝大紅人李鴻章。

李鴻章聽聞來者情況，笑説，醫生也懂治國，真是笑話。遂不予接見。

僅僅十多年後，這名被笑話的年輕醫生領導的體制外革命，終結了清王朝這個腐朽的龐然大物。而他，從一個被無視的醫生，變成了新政權的“國父”。

想當年，在《上李傅相書》中，他提出，中國效仿西方三十餘年，仍無法與西方抗衡，首要原因在於——

人未能盡其才

。

人才逆淘汰盛行近五百年，請問，人如何盡其才？要是能盡其才，你孫文也不至於被逆淘汰成為革命者，是吧？

晚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鴻章，一生風雨修破屋，誰曾料到，最後把一個人關在門外，這個人求進不得，卻招呼了一羣人把屋子全拆了。

這是偶然嗎？恐怕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