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文學家班固西漢承接了之前秦朝的都城，在關中的長安地區建立起了強大的統一王朝。不過王莽篡位之後全國豪傑並起，長安的統治權幾經易手，在其周邊地區也發生了慘烈的戰爭，這對於長安城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而且在赤眉軍入主長安城之後，他們對京城以及周邊三輔地區的百姓進行了殘酷的掠奪，這些讓本就殘破不堪的長安雪上加霜。而且劉秀是在奪取了中原地區統治權之後稱帝的，因此其就選擇了在亂世之中保存相對完好的洛陽作為了其都城。
赤眉軍入主長安城不過隨着東漢統治的逐漸穩定，國家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被破壞的長安地區也逐漸恢復了生氣，此時東漢政府內部依然有不少大臣認為長安是西漢的都城，是漢祚正統所在，因此總有人在朝堂上提議回遷西京。而此時在朝中供職的班固用一篇《兩都賦》闡釋了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而在《兩都賦》問世之後，東漢政府中就很少有人再提到遷都一事了。為什麼一篇文章有如此大的效果，下面我將為大家解釋其中的原因。
《兩都賦》書法作品
班固的父親班彪而班固與其父親十分相似，自小就十分熱愛學習，九歲的時候就能夠獨自寫作文章，展露出了頂尖的文學天賦。而在年齡漸長之後，其也對於各個流派的知識都十分感興趣，涉獵十分廣泛，其尤其對歷史方面的典籍十分沉迷，這可能也是受到了其父親的影響。而且其在讀書的時候，更加講求理解書中的文意，對於具體的章句不是特別在意，這樣的特點也可以幫助他更好地將各個流派的觀點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寫作風格。此事在《後漢書·班固傳》中有如下記載：
《漢書》書影班彪去世之後，班固就離開了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時班彪的史書編纂工作還沒有完成，因此班固便打算接替自己的父親完成這項工作。不過在東漢年間這種私自修史的行為是違法的，因此在被人舉報之後班固就被抓捕入獄了。不過當時有不少人都為班固求情，這讓漢明帝十分好奇，便讓他跟隨史官一起工作，完成了幾篇傳記的編寫工作。在他看到班固的作品之後大為讚賞，班固也被赦免了罪責，並被安排了編寫史書的工作。之後班固在自己父親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和修訂，完成了《漢書》的撰寫。這部著作一出版，就收穫了朝中羣臣的讚譽，而這也讓班固在朝中獲得了他人的尊敬。
漢明帝劉莊在班固的成長過程中，其父親班彪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既是班固涉足歷史的領路人，更是其史觀的構建者。提到班彪的史觀，最重要的就是其對於司馬遷的指責，他認為司馬遷在編寫史記的時候並沒有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導致其在價值倡導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而他的這種觀點也對班固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班固的《漢書》中處處透露出對於儒家思想的維護，這也體現出了班固的價值觀，他就是一名堅定的儒生，而這也是其在《兩都賦》中觀點的根本來源。
西漢都城長安平面圖在文中來自長安的人認為長安是經過了秦國和西漢多年經營的都城，其城市的規模要遠遠大於洛陽城，並且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當時也要比洛陽富庶，在兩漢期間的雍州地區依然是全國最重要的糧食產區。除此之外長安城中還有精美的宮室，龐大的宮殿建築羣，這些都是洛陽所不能比擬的。更為重要的是，長安城作為西漢兩百餘年的都城，其城中已經發展出了十分繁榮的商業文化。在長安城中有着十分繁華的街市，城中也雲集了眾多富商大賈，這讓長安城中的百姓比全國其餘地方的人民富庶得多。那裏的商品種類之繁盛也是在其餘的地方都看不到的，這樣的文化也讓長安城中的人民有了俠義的觀點，城中的俠客們堪比戰國時期的孟嘗君，這些理由都可以説明長安比洛陽更加適合成為東漢的都城。
西漢時期長安復原圖但之後班固筆下的洛陽人提出洛陽雖然沒有當年長安的繁華，但是在光武帝定都洛陽之後，就對於宮室進行了改造，去除了後宮不必要的裝飾，並且降低了出行乘坐的車馬以及服侍的規制。雖然洛陽城中也沒有長安城中那樣繁榮的商業，但是在其周邊的百姓都在國家的勸化之下勤勉地耕作，而這才是國家的根本。而且洛陽百姓民風淳樸，也不會像長安城中的俠客們那樣以武犯禁，這才是能夠長期保證國家的穩定運轉與長治久安的關鍵。都城是國家的形象代表，是國家發展方向的體現，如此看來，洛陽才是最合適的都城選址。這段話在《兩都賦》中是如此敍述的：
漢光武帝劉秀提倡節儉班固藉助洛陽人的回答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之所以他會有這樣的想法，主要還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知道儒家文化是提倡節儉的，因此在他看來當年長安城中百姓和官員的生活都太過奢侈，這樣的風氣不利於國家的發展。一方面這會消耗國家的財力，另一方面長期沉溺與奢侈生活的官員也會漸漸忽視底層百姓的疾苦，這對於國家的政治來説是十分危險的。而且儒家不但提倡節儉，更加提倡禮教文化。在他看來，如果奢侈的風氣在城中流行，那麼官員和百姓就很有可能在日常的生活行為中出現逾越禮制的行為，這恐怕才是班固對奢侈現象最大的擔心。因為當時的國家秩序就是建立在禮教體系之上的，如果禮制可以被輕易僭越，那麼也就意味着國家的失衡，會從根本上動搖國家的統治根基。
甘泉宮遺址對於這一點，文中的洛陽人再次給出了自己的答覆，首先他認為，尋找仙蹟和祥瑞之物對於國家來説並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而與其相對應的，如何向上天表現自己的虔誠和尊敬才是國家的大事。而在當今的洛陽，有按照嚴格的規制興建的明堂，在這裏經常要進行莊嚴的祭祀，只有這樣才能讓所有的統治者認識到自己的使命，端正自己的行為，也能讓全國的百姓受到教化，這比去到甘泉宮等宮殿去探訪虛無縹緲的仙人更加有意義。這段話在《兩都賦》中是如此描述的：
晚年漢武帝積極尋仙，以求長生不老儒家雖然也有對於天地的崇敬，但這更多的是為了顯示對於天命的尊敬以及增加統治者內心的敬畏，讓他們能夠更好地治理國家。因此在班固看來，只有都城的祭祀設施足夠完善且符合規制，才能得到上天的垂青，而長安城中的甘泉宮無疑是捨本逐末。如果因為這種理由遷都的話，那麼國家就會再次回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狀態了，這對於國家的發展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東漢時期地圖在《兩都賦》中，來自長安的人也提到了這一點，而洛陽地處中原，周圍沒有高山作為屏障，也沒有關隘作為其門户，這樣的城市是很容易遭受進攻的。然而在洛陽人看來，卻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他認為長安的地勢固然得天獨厚，是一塊易守難攻的寶地，這一點確實是洛陽所不能比擬的。但與此同時，洛陽也有着自己獨特的優勢，其處於國家的中心，好比車輪上面的車轂，能夠與全國的各個地區形成有效的聯繫。在《兩都賦》中是這樣描述這個觀點的：
今天的古都洛陽在這部分的爭論中班固看似是在比較兩地的地理形勢，但他其實是對國家的形勢進行了獨到的分析。長安城的防守優勢是面向東方的，然而現在東方盡在東漢政府的統治之下，四海昇平，沒有任何的戰事，這就讓其優勢蕩然無存，而周邊的匈奴等少數民族反而對長安造成了更大的威脅。洛陽則相對更加遠離北方的遊牧民族，因此反而比長安更加安全。而其車轂的比喻更是這段話的重點，洛陽的地理位置顯然比長安更加靠近中心，對於大一統王朝來説，這讓其能夠控制更大的國土，這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在秦朝和西漢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區域就是長安地區與中原地區，長安只需要保證與洛陽等地的聯繫就好，對於其他的區域即使聯繫不夠緊密也沒有太大的問題。而定都洛陽則意味着東漢政府將對其他地區的統治更加用心，這也有助於提升國家的整體經濟情況，這是國家戰略的改變。而現在的長安顯然已經不足以承擔這樣的任務了，因此洛陽才是更加合適的都城選擇。
東漢洛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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