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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最近迎來新一波高校建設潮。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依法批准正式設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並將於今年9月正式開學。首批開設的專業可謂“度身定製”:人工智能、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智能製造工程等三個本科專業，以及先進材料、智能交通、微電子等15個碩博士專業。
更多港澳高校對前往廣東辦學或開設研究院“虎視眈眈”。上個月底;深圳前海管理局和香港大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支持香港大學(深圳)高等法律研究院發展;
再往前，香港嶺南大學在其公佈的2022年至2025年度策略發展計劃中，提到“在充足可靠的財政支持下，與內地院校探討於大灣區或內地其他地方成立一個合作校園”。
值得注意的是，此輪大灣區圍繞高校的動作，無一例外均是港澳高校與灣區城市的聯姻。從大學出發，一個有關科技和產業的鏈接網絡正在大灣區加速勾畫。
早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曾分析美國硅谷的成功:一是對教育的重視，另一則是科技人才之間交錯的聯絡網。
在暨南大學教授胡剛看來，就像當初硅谷一樣，大灣區選擇的第一步是“修路”。如今粵港澳高校的互動，實際推動廣東“道路”建設邁入第二階段。其背後的邏輯是，更多人員跟隨高校腳步加速來往，它構成了硬件完成後，提升軟件聯通的一種實體承載。
起錨點
大灣區的高校實力究竟是強是弱?這個問題很難簡單回答。
若僅看廣東高校，似乎難以匹配經濟第一大省的教育水平。今年2月，全國第二批“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公佈，共147所高校入圍。若按照高校所在地來看，廣東僅8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其中廣州7所，深圳1所。該數字不僅遠低於北京23所、江蘇16所、上海15所，且與四川持平。
一個原因是，廣東省內高校，僅廣州“一市獨大”。經濟體量最大的深圳，缺乏教育底藴，近年來才有高校開始“崛起”;珠三角其他城市，珠海勉強撐起省內高校第三極;非珠城市更加“邊緣化”，一個被媒體經常引用的數據是，在1500萬人口的潮汕地區，僅坐擁3所高校。
而縱觀整個灣區版圖，港澳恰能拼上廣東高教較短的一塊板。
在深圳市政協網站上發佈的“關於進一步深化和擴展深港在高等教育方面合作的提案”中，提及香港始於1996年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以重點資助個別高校“拔尖”“摸高”，此後多年，香港僅教育支出就超過公共財政的15%。根據最新發布的QS2023世界大學排名，7所香港高校入榜，5所進入前100名，且多所高校較上一年排名提升。
澳門則是後起之秀。儘管澳門高校普遍較為年輕，但發展十分迅速。目前，已有2所高校進入上述排名。
天秤的兩端，一邊是高校雲集的港澳，一邊是短板仍存的廣東。如何以香港、澳門較小的體量來輻射整個大灣區?一個思路是，將高校搬到廣東。
最早觀察到二者匹配度並付諸實踐的是香港浸會大學。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出台2年後，2005年，浸大就與北師大攜手，在珠海建立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S)。
十年後，港澳高校與廣東城市互動開始升温。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在深圳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到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已連續第五年成為廣東省內錄取分數最高的大學。第二個很快“上馬”--2018年，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出現在兩地簽署協議當中，至此，廣、深、珠各有一個來自香港的高校“強援”。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園效果圖--紅鳥廣場 圖片來源: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官網
與此相比，地級市更拉起一場對香港高校的“爭奪戰”。2019年，東莞投促局對外透露，香港城市大學初步決定在東莞建立第二校區;同年，香港理工大學廣佛校區簽約落地佛山，香港理工大學(佛山)也被列入次年廣東省年度重點建設前期預備項目計劃;2020年，香港公開大學(肇慶)合作辦學協議獲得簽署。
再加上最新公開消息的香港嶺南大學和香港大學，香港7所QS榜上學校，均將“觸角”伸向廣東。與此相比，澳門則是“主攻”珠海。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學校均已“落子”橫琴，從高等教育領域開始，“粵澳深度合作區”雛形初現。
互補性
港澳粵高校的互動，關鍵在於攪活大灣區高校各自為政的態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胡文龍去年曾撰文對比舊金山和粵港澳兩大灣區的創新經濟發展。他發現，從數量上看，舊金山灣區內僅30所大學、5個國家級研究實驗室，與粵港澳150所高校和43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相比，並不具備優勢。然而，在對創新經濟的促進作用上，舊金山更為突出。
問題出在哪?他進一步研究發現，舊金山灣區的五個區域內均有以世界一流大學為引領的高水平大學集羣，這種“多中心互補組團式的大學集羣發展模式，形成了跨區域的高等教育知識網絡，為灣區創新經濟產業集羣發展提供了強力有效的科技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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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內知名研究型大學則呈散點式獨立發展態勢，在學術交流、人才流動、就業創業等方面發展相對獨立，難以形成促進創新經濟發展的強大科技創新動力。
而對於港澳高校而言，向心發展的動力並不低。
打破港澳土地資源限制，是高校最直接的訴求。如暨南大學教授胡剛提到，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的新校區，面積不僅較原先大了20倍，並且從外觀上看，新式建築林立，本身就已構成了一個“大學城”。
無獨有偶。兩年前，浸會大學副校長郭毅可亦提及，其正考慮基於UIC在珠海部署一批大科學裝置，以彌補其學校在香港的不足。
眼下，廣東的產業發展補足互動的另一方。
若回顧加州大學的發展史，經濟增長與大學擴展相伴相生。正是由於硅谷核心區發展，使得一所加州大學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於是，加州大學走出伯克利，在不同地區設立9所分校，最終形成了以伯克利分校為首的巨型大學系統--加州大學系統。
類似的情況也在廣東出現。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趙慶年分析指出，香港高等教育實力雄厚，國際化程度較高，但香港的高等教育由於受到香港產業的侷限，以及長期西方尤其是英國傳統高等教育思想的影響，其發展的價值取向並不在於經濟、科技與社會的發展。
而內地的高等教育則十分強調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合作的契合點不斷加深。以港深合作為例，隨着深圳產業發展，在技術創新方面不斷積累的經驗可以為香港高等教育高科技研究提供素材，併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問題提供研究和借鑑版本;反過來，藉助香港擁有國際認受度高的優質教育資源與經驗，能解決深圳高速發展形成對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第三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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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粵港澳大灣區誕生之日起，就自帶打造科創中心的使命。外界看來，縱觀全球灣區經濟的發展邏輯，無不因活躍的創新因子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
這也讓大灣區不斷“喜提”關於科創的新稱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從表面上看，大灣區的科創文化愈加濃厚。
但如何像硅谷那樣活躍、那樣在密集交往中不斷迸發出新的想法，也一直是灣區在不斷探索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説，硅谷的成功來自多元化的碰撞。胡剛舉了一個例子:硅谷對人才的吸引是不設限的。它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社區，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才共處一室，信息迅速交換、觀點不斷交織，讓硅谷的創新企業得以在最快的速度下迭代升級。
在全國範圍內，大灣區具有非常高濃度的文化多元性。關鍵在於，如何讓這些多元文化發生關係?
就像當初硅谷一樣，大灣區選擇的第一步是“修路”。在最初的兩三年，大灣區幾乎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城市之間的連接線。到今年，跨江通道“大骨架”正在加速成型，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已實現通車，在建的深中通道、深江鐵路通道將進一步加密大灣區跨海跨江通道羣;城際鐵路進一步加快城際資源流速，“十三五”期間城際鐵路里程達476公里。
數據顯示，在2019、2020年兩年，廣東基礎設施投資分別實現22.3%和11.6%的高增速。
但提升“面子”快，強化“裏子”更難。在胡剛看來，如今粵港澳高校的互動，實際推動廣東“道路”建設邁入第二階段。其背後的邏輯是，更多人員跟隨高校腳步加速來往，它構成了硬件完成後，提升軟件聯通的一種實體承載。
比起硅谷少數學校牽頭形成的巨型大學系統，大灣區由高校合作辦學編織的網絡更為複雜。不僅更多城市和學校參與其中，其之間也形成了更多互動的可能。
在此基礎上，一些新的暢想也被提出。如港科大(廣州)候任校長倪明選指出，與加州大學分校模式不同，港科大正探索一種“雙校互補”模式，通過推動港科大(廣州)側重開展交叉學科研究，解決過去不同領域學者跨學科合作時“誰來佔據主導地位”的難題。此外，“兩校獨立的財務系統與獎勵體系將減少科研利益衝突，促使雙方達成有效合作。”
而在教育學者熊丙奇看來，更多問題還需要解決。
比如，大灣區在打造“國家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試驗區”的要求下，能否進一步落實和擴大學校自主權，推進學校實行現代治理，形成學校明確的辦學定位，這才是引進優質資源辦學的應有之義。而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要急功近利，期望大學能在短期內為當地產業提供直接幫助，而是將眼光放長遠，真正還原大學人才培養的基本功能。
更宏大的遠景是，在高校國際合作創新突破下，如趙慶年所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成與美國、歐洲並駕齊驅的世界區域性高等教育中心的“第三極”。
大灣區可以是那個突破者。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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