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清政府公佈了第一屆責任內閣的名單，其中老親王奕劻出任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出任協理大臣。在整個內閣13名成員中，滿族和蒙古族佔9人、皇族佔5人，剩下4名漢人為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學務大臣唐景崇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並非擁有最重要的實權。
這個名單一經公佈就點燃了輿論，最典型的説法講這是皇族內閣，清政府的權威性危機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在此之前革命還是屬於低潮，清末新政吸引了大批的人才進入體制內，但之後革命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如何理解這個關鍵節點？攝政王載灃到底是腦子哪根筋搭錯了，冒天下之大不韙，搞出這麼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呢？
載灃是個80後，在1911年的時候只有28歲。這個滿清少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得不説他是當時少數的具有國際視野並且有留洋經歷的人。
1901年庚子國變後，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辛丑條約》，國家和民族到了最危難的時刻。18歲的載灃被委派充任頭等專使大臣赴德國道歉謝罪，表現不卑不亢，深得國內外青睞。
無疑，載灃是被慈禧太后選中的新一代滿族勳貴，慈禧死後，改革的接力棒就交給了年輕的載灃手中。
我們很難説載灃就沒有能力，亦或是延續傳統的説法講他昏庸，只是相比於慈禧太后他少了很多乾綱獨斷的勇氣，在事後看來許多決策也有許多問題，比如這一次的皇族內閣。
載灃為什麼要把責任內閣塞進那麼多皇族呢？我這裏引述專家馬勇的思考，僅供大家參考。
首先，這並非完全意義上的內閣，而是一個過渡內閣。既然過渡、又想要把接下來的君憲制度保質保量的完成，就要很大程度上繼承原有的體制和舊臣。
其次，既然所有民族一律平等，“那為什麼要限制皇族成員出任政府要職呢？”
最後，這幾個大臣並非昏聵，而是久經宦海的老臣，尤其是奕劻已經為清政府服務了幾十年。這個職位其實是沒什麼爭議的。
從客觀上看來，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漢族督撫掌握朝權數十年在清末十年盡數故去，而新一代的合適人才也出現了斷層，當時朝野中適合當內閣總理的漢人，只剩下了袁世凱和岑春煊。但兩人都在政治鬥爭中失勢，尤其是袁世凱還和載灃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總理大臣只能落在滿族權貴手裏。
不少報紙和列強都猜測，第一屆內閣總理應當是載澤（後出任度支大臣），不過袁世凱派盛宣懷到鎮國公府説了一通，説什麼第一屆內閣總理大多短命，載澤還是出任第二屆為好。所以奕劻作為次要人選入主內閣，本身就是朝野內外同意的。
問題出在內閣的其他成員上，尤其是陸軍部大臣和海軍部大臣最具爭議。陸軍部大臣蔭昌根本就不懂軍事，就沒打過仗，只不過他有留德經歷和參軍生涯，和德皇關係夠鐵；海軍大臣載洵更是無能，在留洋期間嫖娼誤事，還是被薩鎮冰（後來袁世凱內閣的海軍大臣）攔了回來。
在外界看來，這樣的內閣無異於驗證了孫中山等人的猜測，清政府好像真的不會把權利分享給新興的中產階層、滿族權貴就是歧視漢人羣體、更不會“還政於民”。
當這份名單公佈之後，清廷實際上還有好幾次更易的機會，不過攝政王載灃無一例外全部錯過。
老親王奕劻也算蠻倒黴的。他被趕鴨子上架成了第一屆內閣總理，可是他從來沒有想要當的意思。 當然這並非是説他完全理解君主立憲體制的那些個原則， 這個老眼昏花的老人早就喪失了政治熱情，有時候專以敷衍了事，甚至會説：“我已經老了，什麼新內閣，什麼內閣總理大臣，我不明白。”他確實老了，1911年的時候都73歲了。
這份名單出爐的第二天，奕劻就和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遞交了辭呈，到第三天又再度請辭，直接表明這個人員構成太偏皇族成員，和立憲體制不合。
攝政王載灃也不知道腦子抽了哪根筋，竟然沒有重新妥善的考慮皇族內閣引發的權威性危機，仍然是讓奕劻等人上任。
這是載灃錯過的第一次補正的機會。
6月10日，都察院轉呈諮議局聯合會的意見，表示皇族內閣和君主立憲體制本意不合，要求重新組閣。諮議局聯合會裏面全是立憲黨人，顯然代表了社會中間階層的聲音。7月5日，40多名來自地方的諮議局成員再次上書，要求重開內閣。
諮議局聯合會可視為“國會”的前身，地方諮議局可視為“地方議會”。如果這個時候同意中間階層的聲音，無疑是挽回清政府權威性危機的相當好的機會，同時還能博得“從善如流”的美名，為之後中間階層參與政權提供良好的先例。
但載灃仍然拒絕。
這是載灃錯過的第二次補正的機會。
9月24日，慶親王奕劻再度請辭，此時保路運動已經如火如荼的開展，清廷面臨這權威性喪失的雙重壓力。載灃再次拒絕。
這是載灃錯過的第三次補正的機會。
這三次補正機會錯過了，也就永久錯過了。
之後就是武昌起義爆發，儘管載灃後面讓袁世凱組閣、給出了更多的讓步，甚至自己也不當蛇陣我剛了，局勢也無法挽回了，人心就這樣散了。
革命和改良在清末十年中一直處於蹺蹺板的狀態，兩者不斷賽跑，不斷爭奪龐大的中間階層。應該説，改良的魅力是大於革命的，相當多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只要看到能夠改革的希望，就不願意造反、就不願意去鬧革命。這一點其實我們瞭然於胸，後來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有個論述，認為這是一批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的，可謂是鞭辟入裏。
所以孫中山在清末十年，過的其實是相當憋屈的。他只能發動一次又一次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武裝起義，來拉攏海外的“天使投資”， 清末十年並非革命的高潮，而是經常有低潮，許多革命黨內部的人士看到清末新政的希望後“反叛”，最典型的是劉師培夫婦的反水。
但説革命深入人心也是對的，革命黨的那些個言論，都在人們的心中埋下了一個小疙瘩。我打個比喻大家就好理解了：
有人説你的對象出軌了，你未能證實、只能半信半疑，想着重置生活的成本太高，還是打算觀察觀察。
有一天你捉姦在牀，往昔朋友我一嘴他一嘴的風言風語全部言中，兩人的關係也再也沒有復原的可能了，就算他以後再怎麼説，你的心裏總是有一塊疙瘩，很難再和好如初了。
“皇族內閣”正好就是這個捉姦在牀的時刻，清政府中的那批滿族權貴真的像革命黨説的那樣，不願意放開手中的權利，死死的把握這個朝廷不給這些中產階級開放。
清政府崩潰的大堤就這麼被掘開了，陷入了亡國的窘境。
“一切歷史就是當代史”，不得不再重複一句這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