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不説話竟然獲死罪
漢武帝時，有個人叫嚴異，任大司農，主管財政。有一次，嚴異的門客談論朝中一個政策，認為這個政策不合理。嚴異一聽，這是朝中大事啊，可不敢妄議，於是閉緊嘴巴，從頭到尾沒説一句話，只是嘴角微微動了一下。
可嘴角這麼一抽動，嚴異就被舉報了。當時的判決是：“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意思説這嚴異面對國家大事，不敢直接批評，嘴唇卻抽動了，肯定是心裏很不滿，該死。
天哪！嘴角抽動一下就死罪，這誰還敢説話？從那之後，漢武帝手下的公卿大夫們，都噤若寒蟬，除了阿諛奉承，什麼都不敢説了（可能都不敢想了）。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腹誹法”。“腹誹”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嘴上沒説，心裏想了，死罪！
説到這兒，可能有的同學會問了：這罪名誰想到的竟然這麼“天才”？
炮製出“腹誹法”的，正是本文的主角——“天下第一酷吏”張湯。
張湯：“天下第一酷吏”
提起張湯，這人名聲可不咋地——古今酷吏之多，唯獨他被稱為“天下第一酷吏”。而且，張湯還被司馬遷老人家給“加持”了，專門列入了《史記·酷吏列傳》之中。
張湯生於法律世家，他父親就是一名縣吏。張湯耳濡目染，從小就喜歡審案子，而且心狠手黑，很有酷吏的“天賦”。
《史記》上記載這麼一件事。
張湯小時候，有一次家裏的肉被老鼠偷走。父親以為是他偷吃了，便把他狠狠揍了一頓。張湯為給自己伸冤，竟然掘地三尺，把老鼠挖了出來，連帶着還有一塊兒被啃了一半的肉，“鼠贓俱獲”。這還不算完，張湯居然把這老鼠綁起來審問，並草擬文書，宣讀罪狀，處以磔刑（古代一種酷刑，割肉離骨，斷肢體，再割斷咽喉）。
（張湯審鼠）
據説判決書非常專業，“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翻譯過來就是説，張湯這個判決書寫得像多年的老法務，父親大驚失色，趕快讓他去學法律了。
後來張湯學得不錯，混得也不錯，在漢武帝手下主管刑獄。他與好友趙禹（另一位頗有名氣的酷吏）奉命編纂刑律。按道理説，刑律大多關係人命，本當慎之又慎。可《漢書·刑法志》記載，這倆人巧立名目，“造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斬首等酷刑）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光重刑就成百上千，論死的罪責更有一萬多條！
除了編纂刑律，張湯還親力親為炮製了大量重案要案。除了上面説的腹誹案，還有著名的巫蠱案。
這個案子很出名了，我們只簡單地介紹一下。當時漢武帝有一位陳皇后，出身顯貴卻多年無子，她嫉妒出身低微卻很受漢武帝寵愛、不停生孩子的衞子夫，用巫蠱之術實施詛咒。案發後，武帝把案子交給張湯調查，張湯隨即順藤摸瓜，揪出300餘人統統腰斬，其中涉及不少王公大臣。
（漢武帝像。漢武帝時，嚴刑峻法，冤魂無數）
然而，涉案數百人，對張湯來説只是小菜一碟。他後來經手淮南王、衡山王謀反一案，徹查牽連死者竟達到數萬人。
漢代時，有一個審判原則叫“春秋決獄”。清代大師學家趙翼就在《廿二史札記》中就説，“漢時以經義斷事”，意思是漢朝時法律很不完備，每當大事遇到分歧時，羣臣往往就援引經書裏的文辭來討論該怎麼處理。
趙翼還説，“張湯為廷尉，每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翻譯過來就是説，張湯遇到大案子時，就會找那些研究《尚書》《春秋》的博士們，來研究怎麼判案。
可就這樣一個研習《春秋》的人，管理刑獄卻嚴苛至極。真可謂“左手《春秋》，右手鮮血”。
張湯的另一面：廉潔奉公
歷史的有趣之處在於，就這麼一個殺人無算的酷吏，卻也有他可取的一面。張湯可取的一面就在於：廉潔。
張湯死於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6年12月），自殺，原因是被人誣陷——經常誣陷他人的人被人誣陷，還真是很諷刺。
影視作品中張湯形象
當時，因為政治鬥爭，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長史朱買臣舉報説，張湯向漢武帝提一些建議時，他朋友都事先知道，然後囤積居奇，牟取暴利，賺錢了和張湯平分。漢武帝找張湯問，張湯予以否認。這時牆倒眾人推，又有人舉報張湯圖謀不軌。漢武帝更加懷疑張湯，派使臣帶着簿籍以八項罪名指責張湯，張湯再次予以否認。
酷吏還得酷吏治，漢武帝派張湯曾經的戰友趙禹去見張湯。趙禹見到張湯後，説：“閣下怎麼不懂分寸？您審訊處死了多少人，如今人們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據，聖上想讓你自己妥善處置，為什麼要多次對證呢？”張湯這才徹底絕望，自殺身死。
張湯死後，家產不足五百金，都是來自俸祿及皇帝賞賜，可以説是一個真正廉潔的官吏。
2002年，西北政法大學在建校時，發現了張湯墓葬。為紀念此事，他們專門舉辦了“張湯歷史功過研討會”，並在墓葬遺址上建造了紀念碑、展覽館和紀念亭。2009年，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為紀念亭題名“廉亭”。
（張湯墓紀念碑）
張湯除了廉潔外，官德也不錯。一般酷吏，為了保證自己的嚴格，都與人交惡，比如我們前文提到的趙禹，幾乎斷了同所有官員的來往。但張湯卻大為不同，他與人為善，經常拜訪其他官員同事。
張湯還不貪功。每當張湯向漢武帝上書得到表揚，他都會直接舉薦文書的撰寫者，從不貪功；當武帝對工作不滿，有所怪罪，他總會一力承擔，不會推脱給別人。這些德行，當時很多讀聖賢書的儒生也很難做到，可身為酷吏的張湯卻能做得不錯。
另外，張湯制定的法律固然繁瑣嚴苛，但從另一方面來説，也藉此打擊了很多與國爭利的地方豪強，充實了國庫，緩解了漢朝常年征討匈奴帶來的財政危機，保證了社會的穩定。
正因如此，張湯一直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後來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這在酷吏中可是獨一份。
（告發張湯的朱買臣，就是“馬前潑水”的朱買臣）
對張湯，為何評價一邊倒？
張湯既有被人鄙棄的一面，也有可取的一面，可史書上對他的評價，為什麼一邊倒的批評呢？分析一下，可能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酷吏大多是皇權的“白手套”，替皇帝背了惡名。封建社會中，政治鬥爭非常殘酷。面對敵人，當皇帝不好出手，酷吏就是皇帝的馬前卒。比如上面提到的淮南王、衡山王謀反，皇帝要將輸家趕緊殺絕，但這又與“寬容仁厚”四字相違背，所以只能由酷吏動手。所以，與其説酷吏殘忍失性，不如説他們為皇權行“惡名”，為皇帝背鍋。
第二，酷吏與官僚階級天然對立，歷史都是官僚階級書寫的，所以對張湯評價不高。從漢代始，官僚羣體其實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量法論罪，收錢管糧的技術型官僚，這個羣體叫“吏”，一般是家傳職務。另一部分是讀儒學經典，通過考學入仕的儒生們，叫作“官”。
官一般在吏之上，屬於發號施令的領導，而吏是具體幹活兒的，當不了官。張湯能當官，是在子承父業後受到賞識，才有機會做官。所以我們常説的“刀筆吏”級別雖低，卻能以筆定罪，管人生死，做官的也得忌憚三分。
（《史記·酷吏列傳》）
因此在那些寫史書的儒生看來，吏本就低人一等，創制法度、干涉政事顯然不是下級的“吏”該做的事。而漢朝時的酷吏偏偏就像“緊箍咒”，天天盯着官員的言行。即使是史官們，在這點上對酷吏評價也更低一些。
因此，我們在《史記》中也能看到司馬遷對張湯的評價有些矛盾：“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司馬遷認為張湯善於揣摩漢武帝的意思，總能與皇帝保持一致意見。這種做法看似逢迎，可最後的結論居然是“國家也因此受益”。這就表現出了從“官”角度看“吏”的侷限：張湯畢竟屬於“吏”，不宜太過表達他的功勞。
第三，張湯以後，酷吏開始氾濫，整個羣體名聲都不好。一般酷吏前期由皇權掌控，針對文武百官。但當皇權開始腐化，酷吏也逐漸氾濫。從《史記·酷吏傳》就可看出來，張湯作為酷吏能夠為國家嚴守法度，促進發展。可“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秏廢”，即張湯之後的酷吏只繼承了他殘酷的一面，多從刑律開始干預國家政事，把刑罰變得更加嚴苛，大量捏造是非，使得政事都廢弛了。這也最終導致酷吏被污名化，遺留千古。
綜合評價，張湯用法嚴酷，心狠手黑，後人常以他作為酷吏的代表人物，“史上第一酷吏”的帽子是戴定了；但同時，他為官清廉儉樸，也不失為一名古代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