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鎮做題家”成為連接者｜專訪安超

在不久前的全國“兩會”上，教育議題一如既往地受到廣泛關注。推進“雙減”政策、獎勵三孩生育、發展普惠托育，在積極的政策發力背後，是高居不下的育兒成本和瀰漫在年輕父母間的焦慮。

安超也是這些父母中的一員。同時，她還是《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的作者和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的青年教師。

在《拉扯大的孩子》一書中，安超以自己的家族為田野，通過口述史和民族誌的方法追溯了民間養育在過去百餘年間的變遷。她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支撐平民子弟實現社會流動和文化超越的，並非“讀書改變命運”的功利渴望，而是民間社會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所沉澱下來的、超越時代差異的文化品性。對於現代教育焦慮來説，這些樸素的文化品性亦是一種解毒劑。

安超，1985年生，山東新泰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育學碩士，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學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社會學、童年社會學、教師教育。

在某種程度上，安超的故事很符合人們對於“小鎮做題家”的想象。安超出生在山東的一座小城。1998年企事業單位改革時，母親下崗擺起了服裝攤，安超就縮在攤子的一角温習功課。她從這個角落出發，一步步邁向大學的校門，又一路被保送到北大讀碩士。22歲那一年，她揣着兩百塊錢，茫然四顧地來到了“居不易”的北京，又從一個怯生生的小女孩成長為獨立的職業女性，終於實現了父母對她的期待——有一份“風不着、雨不着”的體制內工作。對於很多底層子弟來説，故事就可以在這裏打住了。

然而，故事的B面是，在北大的課堂上，她接觸到教育社會學，對性別、階層和公平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產生了更多學術探索的渴望。也許是兒時在高山和曠野中奔跑的經歷賦予了她自由探索的勇氣，她不顧父母和師友的反對，辭去了大學教務員工作，重返校園讀博士。作為一個博士媽媽，她一邊撫育幼小的孩子，一邊在學業與家庭的衝突中掙扎。就在這種“母職拉扯”中，“拉扯大的孩子”這個主題誕生了。“拉扯孩子”對個體、對家庭、對社會到底意味着什麼？她切身地體會到，那些隱藏在家庭之內的、有關兒童吃喝拉撒的瑣事並不完全是孤立封閉的私人行為，而是連接着個人、社會和歷史。

在教育社會學的田野中，安超找到了更大的自由。她發現，當自己將日常生活作為一個研究對象來看待的時候，世界轉念之間變了一副模樣，它不再是一個奴役人的、由權力和利益組成的悲慘世界，而是呈現出了可愛和神秘的一面；而當她的傾聽能力變得越來越好，開始能夠作為研究者，作為廣大母親中的一員，而不是作為一個帶着私人情緒的女兒去接近自己的母親時，她開始看到母親身上的多重面向。

安超原本的關注點是像自己一樣的三代撫幼家庭，但當她浸入到具體的家庭中，便發現瞭解一個人，往往需要了解更多人。而且，當她體會到自由寫作的樂趣後，她有了更大的“野心”。就這樣，她的研究版圖漸漸由自己的小家庭擴展到“榕樹般”的安氏家族。沿着自己家族的枝枝杈杈，安超看到了更為廣闊的時代場景：在民間養育的歷史中，她逐漸瞭解到為什麼自己身上會存在如此多的矛盾與衝突，也逐漸看到了走出現代養育困境的智慧和力量。

在她看來，從個體意義上承認底層勞動的價值是相對容易的。但對於底層子弟來説，只有在公共領域為勞動者發聲，呈現他們的經驗，發現他們的價值，讓他們的生計獲得社會尊嚴，才是真正文化成長的開始。而她和她所在的團隊，正在做着這樣的努力。

研究民間養育，為何要訴諸歷史？

新京報：在對民間養育的研究中，我們為什麼需要歷史的維度？

安超：我在書裏提到涂爾幹的一段話。他説現代人只是將自己與前輩分離開，而對與傳統的共同之處比較茫然。這種態度會使我們被當下的種種激情和慾望所矇蔽，而看不清真正根本和迫切的需求。擺脱這種狹隘的唯一辦法就是藉助歷史。它能夠幫助我們看到在人類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沉澱下來的、重要的東西。

如果只是從現代教育焦慮的角度來看待民間養育學的話，你會覺得鄉村教育沒什麼重要性。現在誰還講鄉村教育，在城市化過程中，傳統村落逐漸解體了、空心化了、鄉村文化也式微了，遑論鄉村教育？但從歷史的維度來看，我們會發現人的成長始終存在一些共通性的規律，會發現民間養育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一些超越時代差異性和短期功利算計的文化品性。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尤其需要訴諸歷史，對當前的教育拋出追問：我們對於教育形成了哪些共識或衝突性觀念？這些共識或衝突性觀念是促進了兒童和歷史的發展，還是一種倒退？有哪些被保留下來了，哪些出現了斷裂？這些傳統是否有延續的價值？換句話説，只有重新審視民間教育的歷史演進，才能明白我們今天的“育兒焦慮”從何而來。

《拉扯大的孩子》，作者:安超，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

新京報：這些文化品性具體指什麼？

安超：第一個是底線性的教養。這種“教養”是平民社會對於兒童性格、品質的底線性要求，包括“不勞作者不得食”的參加勞動的本分、吃飯的禮儀、待人接物的規矩、不“眼饞”別人東西等等。比如，父母會從節制口舌之慾開始培養孩子的意志，老百姓也經常會從吃飯的禮儀來判斷一個孩子能不能成才。

除了這種基於生計和實用的底線性的教養，民間養育還有一種對於讀書、自然和天道等神聖之物的敬畏。科舉是寒門貴子“學而優則仕”的必經之路，這也常被精英學者用來批判底層老百姓對讀書的“功利”態度。但在傳統社會，能讀書的平民子女很少，依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更少。人們更多的是順應天命、順其自然，很少會奢望子女通過讀書實現大富大貴，更多是將讀書作為一種“天道”來尊重和敬畏。

在農村，人們也常常會説“老天爺看着呢”，“舉頭三尺有神明”，這是一種對自然和社會法則的“臣服”。人們能夠洞察到這種超越階層、超越年齡的普遍性文化特質並心生敬畏，相應地產生道德自律。

底線性的教養和神聖性的敬畏不只靠個人的天性和領悟，還要靠實踐參與、集體生活和週期性的儀式來保證。不管是田間的遊戲、鄰里的閒談，還是集市和廟會，這些日常的公共閒暇活動幫助人們建立起情感的聯結，形成對道德法則的敬畏，並獲得與他人和世界的共鳴。

新京報：你剛剛提到鄉村教育，它和民間養育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安超：在傳統的鄉土社會，鄉村教育曾經是民間養育的主流。它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生計教育。在鄉土社會，每個兒童都是天然的勞動力，生下來就見識了一切勞作的過程。每個窮人家的孩子早早地就能獨當一面，而且將勞作作為一種生命的基本品質。但今天的民間養育中已經沒有生計教育了。在城市裏長大的孩子看不到父母們的生計，兒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被成人純粹化和童話化了。

鄉村教育的第二個重要的部分是自然教育。自然能夠讓人存有野性。在鄉村，孩子“野”意味着“能自己玩了，不用大人操心”和“能跑能闖”，也意味着身體的健康。這種“野”是鄉土世界的生命力量。然而，在石頭森林的城市中，孩子已經見不到自然純粹的那一面，也體會不到自然對心靈安頓和成長的價值了。

還有一個儀式性的生死教育。在鄉村中，生老病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村裏人下葬時，孩子會跟在隊伍後面看熱鬧，他們對死亡懵懵懂懂，但並不恐懼，生老病死的觀念被內化為一種落葉歸根，命中註定的過程。但今天死亡變成了一個非自然性的過程。成人或對衰老和死亡變得極度恐懼，或對世俗瑣事充滿厭倦而毫不珍惜生命，並衍生出一系列個體心理問題和社會照護問題。兒童沒有上過“生死課”，體會不到萬事萬物在自然面前都要平等地接受生、接受死的鐵律，就體會不到生命本身、日常生活本身的價值，往往要去自身之外，日常生活之外尋找一些抽象的、虛妄的人生意義。

但民間養育學的欣欣向榮也是需要一套制度和文化滋養的。傳統社會的祭祀、節日慶典等儀式活動和對讀書的信仰，是孕育和強化神聖性道德敬畏的制度支撐，如果這套制度衰落，而公共支持性制度尚未成熟，民間養育學就容易陷入淺近自利的狀態。比如，當鄉土傳統被嚴重破壞時，傳統勞動的本分、內在獎賞機制和共同體互助精神就會慢慢讓位於宣傳話語和功利法則，歷史上的大鍋飯制度和大包大攬的單位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鄉土社會特權和依賴思想，讀書的功利性就會增強。

雖然民間養育學自有其脆弱和侷限性，但總的來説，它同時包含了入世、出世、後世三個面向，一種幫人去安身立命、建功立業，一種幫人順應天命、修身養性，一種幫人勘破生死，期待後世。但現代教育只剩第一種面向了，趕着人往前走，大家都喘不過氣來。後兩者是我們從傳統鄉村教育過渡到現代民間養育逐漸遺失的東西。我覺得它們極其可貴，而且這些方面教育的缺失一定會在未來讓成人和兒童付出慘重的代價，事實上，在當下已見端倪。

不當“小鎮做題家”是有條件的

新京報：近幾年人們更多地用“小鎮做題家”來描述 “寒門貴子”。你曾在接受採訪時説不喜歡“小鎮做題家”的説法。“小鎮做題家”是怎麼出現的？在你看來，這種説法有什麼問題？

安超：“小鎮做題家”這種説法的出現一點都不新鮮。從最早的紙媒時代的“草根”，到網絡初興時代的“屌絲”，再到自媒體時代的“小鎮做題家”，每隔一個時代，就有新的話語被創造出來描述底層子弟。

一個原因在於，阻止底層的新生力量實現階層流動，很多時候是通過文化排斥和區隔來實現的，這是布迪厄區隔理論的核心。但布迪厄的理論只能解釋這種詞為什麼會出現，卻不能解釋它們為什麼會成為連被嘲諷者也接受的一種話語。

對弱者的污名化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污名化的出現，一般是強者對弱者的污名化。第二個是“污名”發展為“自我污名”，“自我污名”指弱者也會用這種話語調侃自己。它是一種自嘲，同時，自嘲的背後還隱藏着一種最極致的無奈。

網友們製作流傳的小鎮做題家思維導圖。

對這個説法更深的追問就是，我們要去反思其中的權力關係，去反思為什麼弱者接受了這種污名，甚至進行自我污名，而且產生了無能感、無力感和羞恥感，以及我們該怎麼去打破這個標籤。

以我自己為例，我從小就是個“書呆子”“書瘋子”，沒有什麼才藝、琴棋書畫全都不會，用朋友的話説就是，不會“炫耀性展示”。我當然自卑過、羞恥過，但我已經通過學習和反思理解了這件事情，並接納了自己。超越條件限制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反思正是“讀書改變命運”的真正價值。

我想有一點是，學社會學讓人能夠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我看到不當“小鎮做題家”是有條件的，不是每個人都生來擁有這種幸運。學習和反思消除了我的自卑，讓我對自己和他人產生了一種悲憫，我原諒了沒有給予我更好條件的家庭和父母，也接納自己的不完美。但很多人缺乏這樣的教育和反思，他們一輩子都怨恨自己，不能理解為什麼父母給不了自己更好的生活。

第二個就是，學教育學讓我知道人的成長有無限可能。當一個人實現了經濟獨立時，他是可以通過終身學習補足這種文化短板的。但不論怎麼補，我們需要意識到，文化創造始終比文化消費，審美創造始終比審美消費的成長性更強。我見過很多獻媚的歌唱、卑微的舞蹈和各種各樣的只有技法沒有靈魂的“文藝”，我不覺得那些比發自內心而蹩腳的歌唱、放鬆舒展而笨拙的舞蹈更高貴。“消費”文化藝術不是用來炫耀的，而是激發自己內在成長、修身養性的。

延伸閲讀

《出身》，[美]勞倫·A·裏韋拉著，江濤/李敏譯，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6月

知識無產階層的焦慮型人格

新京報：與“小鎮做題家”相關的是，你在文中用了“知識無產階層”來描述有專業知識卻缺少固定資產的族人。你認為他們有一種“內部矛盾的焦慮型人格”，這種人格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育兒實踐？

安超：“內部矛盾的焦慮型人格”並不是一個貶義詞。我們今天提到“焦慮”，經常會認為它是一個不好的詞，但“焦慮”其實是一箇中性詞。焦慮是現代人的人格特徵，它的背後是階層流動性的增強和自由選擇機會的增多，它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可以擺脱他們的經濟宿命，獲得新的經濟和文化生長點。所以某種程度上“焦慮”是具有進步性的。

“知識無產階層”的焦慮有一個“內部矛盾”的定語。“知識無產階層”往往身處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空間。比如，我的家族中逐漸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學歷都在專科以上，基本都有父母所期待的“安穩”工作，但他們的“專業知識”並不能直接換成錢來養家餬口。在競爭激烈、房價高居不下的大城市，他們還需要父母來承擔學校教育、成家立業甚至養育後代的費用。還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們雖然掙到了很多錢，但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彌合心理和文化上的差距。這羣人焦慮是因為他們容易翻身也容易墜落。“知識無產階層”其實是脆弱階層，在經濟不穩定的時候，他們很容易重新回落到底層。

這種焦慮對他們育兒方式的最大影響就是一種“瀰漫性的焦慮”。它不是針對一件事情的，而是會表現在一切事情上。他們吃飯也着急、説話也着急、工作也着急、育兒也着急……哪兒哪兒都着急。而且他們會將這種情緒體驗傳達給孩子。但是，在家庭中，情感互動比知識教育更重要。當孩子感覺到了足夠的愛，他會生成一種情感動力去學習。家長的焦慮使他們給不了這種具有安全感的愛，孩子也就變得討厭學習，討厭父母。親子對立是育兒焦慮的一個表現也是結果。

安超在2021新京報閲讀盛典上。

“愛沒有的地方，刻板知識就會出現”

新京報：年輕父母焦慮，不僅因為他們有“焦慮型人格”，還因為他們缺少經驗。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很少有機會學習育兒。而當他們有孩子之後，往往會本能地求助書本和科學。隨之出現的是大批教育協助的機構和科學早教的熱潮。這其中潛藏着怎樣的危機？

安超：前段時間我和一個媽媽討論如何哺乳。哺乳是一個技術活兒，比如怎麼抱孩子才能讓嬰兒吃到，而且不會把乳頭咬破。得了乳腺炎怎麼才能通乳。現在很多人會找一個通乳師來教。但如果你有個姐姐，她帶孩子的過程中你可能也會幫忙去帶，你自然而然就學會了。獨生子女就缺乏這種育兒經驗。他們對於書本知識的依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校時間非常長，在學校學習的主要是理論性知識，往往脱離生活。而且一些父母並不能分辨什麼是真正的科學，只是予取予用，對市面上的育兒知識缺乏反思和批判。

我們現在學習做父親和母親，是從生下孩子那一刻才開始的。但實際上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應該開始慢慢學習如何做父親和母親了。因為每個兒童長大成人後都有可能成為母親或父親。他們早晚要談戀愛，早晚可能生兒育女。換句話説，我們的生命教育、性教育和性別教育應該是一連串的過程。但在現實中，這些往往是割裂的。這些學習不純粹是知識性的，不是開一門課就完了。然而，我們很多時候連課都開不成。我們還沒有把它變成一個公領域的知識來學習和討論。

“愛沒有的地方，刻板的知識就會出現”。基於科學和書本的教育往往導致父母和孩子之間缺少温情和愛，並開始惡性循環。由於公共支持的不足，對市場化的教育協助機構和科學早教的過度依賴也讓育兒變成一種投入和代價都很高的活動，這也是一些年輕父母生育二胎的意願低的原因。

“完美”背後是想掌控一切的控制慾

新京報：今天，我們的社會仍對母親有一種“兼顧事業和家庭”的期待，很多媽媽也會產生一種成為“完美母親”的自我期待。能否結合你的育兒經歷談談，這種期待有什麼問題？

安超：隨着大量婦女進入就業市場，女性在照顧孩子與工作之間的衝突不斷髮生。特別是對於底層的母親來説，她們可能承擔着雙重負擔，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家務和撫養子女放在首位。一些城市裏的媽媽已經把教育視為工作之外的“第二職業”。還有越來越多的母親為了督促孩子的學習，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發展，專門在家“陪讀”。這種母職現狀不但限制了母親的認同和自我發展，也造成其經濟依賴和不利處境。

“完美母親”背後的假設是父母可以決定兒女的成功，而且他們一定要成為最優秀的父母，兒女才能成功，背後其實是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最近，一位博士媽媽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感受。她説，做母親就意味着不確定性。成為母親之後，會發現兒童天生就是來破壞這個世界的，孩子的這一刻跟前一刻、今天跟昨天完全不一樣，每天都有意外，每天都有成長，每天都給你驚喜和驚嚇。當母親就意味着與不確定性共處，而且要接納這種不確定性。想成為一個掌控一切的“完美母親”是與母親的特性天生對立的。有了“完美”這種想法就有了“掌控一切”的想法，人怎麼能不焦慮呢？推而及人、及家庭、及國家，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紀錄片《高考》劇照。

新京報：在《超級媽媽、隱身爸爸與抑鬱的孩子》這篇文章裏，你展示了在一個家庭中，焦慮的父母和抑鬱的孩子之間是如何互動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強規制化的家庭教育、高度焦慮與控制傾向的父母對兒童成長有負面影響，並與兒童的抑鬱症候強烈關聯。”能否分享一下這種互動的內在邏輯？怎樣才能走出這種惡性的互動？

安超：在我研究的這個家庭中，父親由於工作需要經常無法在場，母親和孩子處於一種過度共生的狀態。母親雖然學歷很高，但為了養孩子犧牲了職業晉升機會，因此對孩子抱有很大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把孩子的成功當做了和丈夫博弈的“籌碼”。但由於忙於工作，丈夫並沒有體察到妻子的勞累和受挫，而是反覆強調自己對家庭的經濟投入。

在這個案例中，孩子最終成為了父母矛盾的替罪羊。當教育孩子成為母親身份認同的主要來源時，會給母親自己和孩子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孩子一開始可能會迫於生活上的依賴屈從於母親“温柔的暴力”，但當他有了更強的自我意識時，就會用隱秘的方式反叛父母。當他面對學業失敗和同伴排斥，意識到家庭的問題像魔咒一樣無法解決，就陷入了徹底的無助和無望，最終走向了抑鬱。

我們需要看到，女性的家庭勞動往往被視為非生產性勞動而受到社會貶低，甚至有時也得不到家人的認可，這會加重她們的心理負擔。在這個層面上，政府有責任引導社會形成尊重家庭勞動的風氣、建立補償女性家庭勞動的社會支持制度。同時，作為個體，我們應該警惕親子間的過度依附狀態，年輕父母和兒童要更多地走出家庭生活參與社會生活。就像馬卡連柯所説的，教育工作的本質就在於成人組織好自己的生活，並幫助孩子組織自己的生活。

新京報：不僅是一些媽媽把教育視為工作之外的“第二職業”，很多老人也對孫輩產生了越來越強的情感期待，孩子往往處於“多重照顧”和“深度監護”之下。這將對他們的成長產生怎樣的影響？

安超：多重照顧往往意味着多重期待。在獨生子女時代，父母很容易集全部情感於一人，想要把唯一的雞蛋放在安全的籃子裏，對孩子有很高的經濟和情感期待。父母的經濟期待是，這個孩子未來不能太差，否則沒法養老。現代父母對兒童也有很強的情感期待，因為很少有人能和我們進行深入的情感互動，在社會上也很難找到可以信任的人，只能信任家庭。如果夫妻兩個人經常吵架，就可能把這種情感期待都加在孩子身上。如果爸爸媽媽都是獨生子女，那麼爺爺奶奶對這個小核心家庭的依賴也會很強，他們不僅潛在地爭奪養老資源，也爭奪子輩和孫輩的情感支持。

但是一個小孩怎麼可能承擔這麼多的期待呢？小孩都是很敏感的，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來自於不同親人的多重焦慮，而且這些親人之間還存在文化和情感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就被迫變成虛偽的“小大人”或者“戰術平衡家”，他可能從小就會討好所有人，見人説人話，見鬼説鬼話。

與多重照顧並存的是深度監護，或者深度監控。它類似於福柯的“全景監獄”，這種監護會將兒童的一舉一動都置於成人的探照燈之下。在心理學上，個體有了隱私和秘密之後才能慢慢長出自我意識。但深度監護意味着兒童沒有隱私，沒有隱私就沒有主體性的生成，就會造就一批“巨嬰”。

與此同時，孩子仍舊有着自我表達的慾望。只有網絡可以讓他們實現這一點，他們在網絡中可以變成一個媽媽看不到的存在。他們會創造出火星文等各種成人看不懂的文化形式來對抗成人的監控，或者通過建立網絡幫派維持一種文化和情感認同。

這一代人的危機是，他們進行自我表達的慾望極其強烈，但在父母時刻兜底的深度監護中，他們獨立生存的能力已經嚴重弱化了，很難獨立面對一個危機重重的世界。我最近對一個找我訴苦、想要擺脱父母控制的學生説，你不可能在心安理得接受別人施捨的同時要求站着對話，想要擺脱桎梏就要承擔自由選擇的風險和代價、承擔經濟獨立所需要的勞作之苦，這就叫“長大成人”。

紀錄片《高考》劇照。

民間養育的脆弱性與公共支持

新京報：我們聊了民間養育的歷史經驗，也聊了現代的育兒焦慮。能否請你總結一下，平民養育最根本的脆弱性是什麼？

安超：因為平民在經濟、政治上處於弱勢地位，所以一旦民間社會內生的文化和道德基礎被摧毀，他們就極其依賴一種外在文化來定義自己。這種盲目依賴在集體化時代表現為對外源性意識形態的迷信，在現代社會表現為對消費主義和科學知識的過度依賴。

在集體化時代，鄉土社會的情感聯結被摧毀，家庭關係也由於勞動方式的轉變而變得疏離，國家的托幼機構在農村尚未普及，這就導致一大批孩子未能得到妥善照管。他們缺少“家庭愛”所培養的心靈聯結和溝通能力，也沒能形成“公共愛”。因為這種情感聯結的缺失，平民社會對外在的制度和文化產生了過度依賴。比如説，單位制度讓很多人形成了一種把身體和靈魂都交付給集體的思維模式。

對於今天的預備中產階層來説，這種依賴以消費的形式而存在。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可以依靠，職業變動頻繁，也沒有穩定的心理認同。出於對身份和地位的焦慮，他們經常需要尋求各種外在的文化形式作為心理安慰，比如外在的相貌、禮儀和才藝。在他們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流行玩具和消費經驗也會成為親子互動的重要話題。

《迴歸故里》，[法]迪迪埃·埃裏蓬著，王獻譯，後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20年7月

新京報：你在書裏提到，對民間養育經驗的挖掘，並不是忽視社會結構對底層的限制，而是為了凸顯這個羣體自身藴含的文化力量。對於現代教育焦慮來説，這種力量也是一種解毒劑。我們當前應該如何把握住這種力量？

安超：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岔路口”上，能不能留住這些力量，對於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講，首先要看能不能讓孩子們具備獨立生存的能力。這意味着即使沒有父母的幫助，他們也可以獨自面對這個世界。

第二個要看我們能不能還給地球一個好的自然環境。疫情提醒我們，人類已經為自己的瘋狂攫取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我們要看到自然對於兒童教育的價值，也要看到它對整個人類的價值。

最後，所有現代人的靈魂都需要找一個超越世俗的心靈依託。雖然鄉村教育所獨有的、能夠給人提供心靈寄託的神聖性敬畏和儀式沒有了，但不意味着我們不需要心靈寄託。即使是再底層再普通的人，也有極其強大的精神需求。我們今天有礦工詩人陳年喜，有農婦詩人餘秀華，也有在灶台邊寫作的楊本芬，普通人在用我們想象不到的力量進行着文化生產和創造。我們需要給這些書寫底層、書寫自我的人更多表達、更多被看見的機會，要認識、尊重和支持每一個人都有安頓心靈，並進行文化表達和創造的需求。

新京報：你覺得在制度上可以做出哪些嘗試？

安超：民間養育是在小核心家庭這種私領域與國家、市場、社會所構成的公領域之間，發展出的一種自主的社會力量。但今天民間養育的破局之難在於，它要麼是過多地侷限在私領域，完全由小核心家庭承擔，要麼是進入到一個絕對的公領域，完全依靠市場或者國家。

以前的村落其實就發揮着共同養育的功能。人們基於地域和親緣關係形成了一個養育共同體。別人家的孩子可以來我家吃一口飯，我家孩子也可以去別人家串門，孩子們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就長大了。這種共同體超越了個體的家庭，也沒有依賴於國家和市場，而是發揮了民間的主體性力量。

現在我們有了更多來自國家和學校的支持，但這些力量是不夠的，而是需要民間力量的參與。現在很多地方的“抱團養娃”就是一個類似的實踐，它是媽媽們為了養孩子形成的社會連接，既解決了一些女性的生計問題，又實現了養育孩子的目的。

貴州的“田字格小學”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它採取了政府委託辦學的模式，最開始是由當地的縣教育局委託“田字格公益”在正安縣興隆村成立了“田字格興隆實驗小學”，後來它的教學模式又被推廣到全縣的鄉村小學。學校是公立的，但政府在監督評估的同時，邀請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情。

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公平兜底，並穿針引線成為連接個人、市場和社會的中介人。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北京師範大學的代表們提出了“優師計劃”“縣中振興計劃”等建議，是想從國家層面推動解決師資、教育資源城鄉分配不均的問題。華東師範大學也有代表提出，“雙減”之後，教師的負擔增加了很多，但教師的工資和報酬沒有跟上，我們不能讓學生減負，就讓教師增負。也就是説靠政府兜底還不夠。此消彼長，滅了這個火，還有一堆火。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還是要善用。課後服務除了讓校內教師承擔之外，由政府出資購買市場服務，寬容和支持社會自組織力量的參與，這是可以探索的方向。不僅是課後服務，很多事情的改變，要依賴於對一些觀念的理解和突破，什麼是政府，什麼是市場，什麼是資本，什麼是社會，要理順這些關係、清楚各自的邊界、限度，各盡其力、各守職責，不能神化和妖魔化任何一方，也不能對探索性的新生力量一棒子打死。制度嘗試背後都是觀念的開放和改變，思想的啓蒙與對話，所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句話真了不起。

安超，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成為連接者：推動人們互相看見對方

新京報：在《拉扯大的孩子》裏有這樣一句話，“一切書寫對於書寫者來説都有內在的意義，即使在別人看來‘無意義’；意義是在過程中生成的，而且有無限可能性，讀者的參與程度決定了最終意義的解釋和創造，而這是書寫者無法預見也很難控制的。”現在看來，這本書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安超：這件事的一個價值是，我開始推動不同代際的人互相看見對方。很多人看上去在一個家生活，但其實根本沒有坐下來認真聽對方講話。這本書開啓了一種公共性的對話，使得溝通不再是私領域的相互指責。比如以前我會作為女兒指責我的父親。人都是不喜歡被指責的，肯定油鹽不進聽不進去。但我寫完這本書後，我爸會翻看，他知道哪個故事是在寫他的，他偷偷地反思，然後再偷偷地改變。

我也成為了父母之間的連接者，讓我爸和我媽在家裏不能被彼此看見的時候，在這本書裏看見了對方。我爸當年工作離家很遠，一個月也回不來一次。但他讀完這本書，發現我媽在他看不見的地方不僅把孩子拉扯大了，還做了那麼多的事情。我媽也會覺得我爸雖然沒怎麼顧家，但也在外面為這個家操勞，為公共事務做了貢獻。

在我看來，情感領域的理解，一定是通過互相聽見、看見對方開始。歷史發展太快了，快得我們根本就看不見對方曾經做過什麼。如果沒有這些對話，我可能真的不知道我爸我媽這代人幹過什麼。

我訪談父母的過程，其實也是回溯自己成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自己和自己對話，發現我的矛盾、焦慮和撕裂從何而來。在我成長的這30多年裏，中國變化非常大，一個人身上就是一個時代，甚至是幾個時代。如此生長、生活着，我們怎麼能夠不撕裂、不矛盾、不衝突呢？

新京報：除了連接父母和兒女，這本書也連接了男性和女性。

安超：是的，現在不僅是親子之間，男性和女性之間，不同的價值立場之間，不同的文化力量之間，分裂和衝突太大了。當我們以與男性對立的視角來看待女性的處境時，我們做出的一些政策推動，或者一些話語表達，實際會導致政策的停滯和觀念的對立，導致在現實中誰都不敢説出自己的立場。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互相看見開始。寫完母親，我正在寫一本叫做《寫父親》的書，瞭解更多的父親在私領域的反思和行動。我們現在一提養育會講到母親有多累，母親在拉扯孩子當中所承擔的角色，母親所面臨的困境。但真正的性別主義者會同時考慮女性和男性的身份角色，以及他們在時代中面臨的共同困境。

今天的社會，掙錢養家對男性來講仍然是極大的壓力。社會還很難接受媽媽工作、爸爸全職帶孩子的模式。很多父親不是不願意參與養育，而是參與不了養育，因為他得掙錢，中下階層討生計多難啊。比如今天的很多留守兒童，他們的父親不是不願而是沒有辦法參與育兒。我們指責他不是一個好父親其實就像指責一個全職媽媽沒有工作一樣荒謬。

另外，在社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積累的一些情緒是很難被別人看到的。所以網上有個段子説，很多男性最自由最舒服的那一刻是開車回家，然後在樓下停下車抽根煙的時候。即使回到家中，很多夫妻也被家務勞動和世俗性的事物所纏繞，要雞飛狗跳地輔導孩子的作業，根本沒有閒暇和情感生活。當親人看不見親人，朋友看不見朋友，同事看不見同事時，我們怎麼能活得不累？

我做的事情可能是讓人們看到，在快速的市場化進程和理性的利益計算之外，我們每個人，不管是成人還是兒童，男性還是女性，都有作為一個人的精神需求。我的工作就是記錄自己，記錄普通人，記錄時代，讓大家彼此聽見、看見並回應對方的愛。

作者 | 餘朧

編輯|走走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