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與故宮最早的合影，不知道去哪兒了。
小學那年，全家應爸爸朋友的邀請，第一次去北京“大城市”旅遊。那時去一趟北京，大概相當於現在出趟國了吧，長安街，大柵欄，地安門，有名的地方轉了個遍，最後進了景山公園，上了公園裏的“大亭子”。
我用門票折了個紙飛機，朝那些紅牆黃瓦的方向扔了出去。人生第一次首都之行，第一次與故宮和影，就定格在這個叫做景山的美麗地方。
景山，故宮最北面的人工堆山，曾經是北京城的至高觀賞點，我叫做“大亭子”的萬春亭，曾經代表了北京的高度。她蟄伏在600歲的景山背上，驚歎於腳下京城的歲月變遷。
從萬春亭向東望去，現代北京的最高建築，528米的“中國尊”，正在一點點的成長。這個比十個景山還高的新霸主，在鋼筋水泥的餵養下，筋骨漸強。
曾經的京城最高點，在一次次被現代建築輕易超越之後，已經無力做出任何回應。
二十多年後，當我站在太和殿廣場的丹陛前，舉目北望的時候，一隻小小的紙飛機，被一個孩子從萬春亭中扔出，搖晃着向我飛來。
顫抖着站在那棵槐樹下，崇禎皇帝萬萬沒有想到，他準備自縊的這個地方，幾百年後，竟成為人們爭相拍照的景點。
曾經聽過一句有趣的話：“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風騷還是端莊，全在世人品評：給她穿紅花綠襖就是樸素村婦；給她穿妖豔羅衫就是粉色妖姬。
在不同緯度的歷史裏，同樣的境遇，結果竟然天差地別。
宋室滅亡的最後時刻，四十三歲的丞相陸秀夫揹着八歲的小皇帝投海，十萬軍民投海殉難，寧死不降。
而在明亡的歷史劇裏，崇禎一直是那個最悲情的角色。“……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他出逃前，曾“鳴鐘集百官無人應”，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不離左右。
那一聲聲在諾大皇宮裏迴響的鐘鳴，是崇禎為自己和這個曾經的王朝敲響的喪鐘，可最終敲碎的，只有自己的一顆心。
景山上最著名的景點，就是這個“明思宗殉國處”了。立於此處的石碑，嚴肅的站定，彷彿看到了幾百年前的那場爭鬥。披髮跣足的崇禎，絕望的王承恩，在這棵槐樹下，用死的方式保存最後一點點尊嚴。遠處的武英殿裏，一個叫李自成的粗漢，正在成為這個國家新的主人。
紫禁城，一直被人們稱做明清兩朝的皇宮。不過大多數人不會在意，在明清兩個朝代的中間，還夾着一個李自成的大順王朝。雖然四十二天的朝代歷史太過搞笑，卻也是李自成對自己的一個交待。
這座紫禁城裏的景山，或者如前朝稱為萬歲山，卻成為明朝萬歲江山的終結。
郝景芳的《北京摺疊》中，北京城六環以內是可以翻轉的。
“高樓像最卑微的僕人，彎下腰，讓自己低聲下氣切斷身體，頭碰着腳，緊緊貼在一起，然後再次斷裂彎腰，將頭頂手臂扭曲彎折，插入空隙。”
只是不知道，在這樣的城市摺疊中，紫禁城是否也可以切斷自身，插入城市的縫隙；那些每天侍立於太和殿頭頂上的鴟吻、脊獸們，和遍佈在彩畫、瓦當、須彌座上的一條條游龍，是否可以經得起那樣的翻天覆地。
故宮中的景山，其實是做為一個圖騰存在着。
中國人對山的熱愛，從古至今，從未消褪過：泰山傳説是盤古的頭顱化成；崑崙山是西王母的地盤；太行山是神農氏嘗百草的地方；太行王屋二山本來是在一起的，被愚公及其子孫一座放到朔東，一座放到雍南。
西方人為了慰藉自己的靈魂，建造了無數直插雲霄的哥特式教堂，那尖尖的塔頂彷彿想刺破人間與天堂的隔膜，直達上帝的枕邊；而中國人崇尚的精神之所，是天與地的恩賜，和與大自然的對話。
中國人對山的敬畏，來源於此。
晚年的黃公望，隱居富春山，一幅《富春山居圖》被後人譽為畫中蘭亭；而“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的談笑中，文人與山的關係，如同筆與紙、墨與硯，再難疏遠。山的博大胸懷，讓屢屢懷才不遇的古代文人，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縱有凌雲志，還需平常心。
當李宗盛唱起那首《山丘》，我們才知道，“越過山丘，雖然已白了頭”的無奈，其實就是一種洗盡鉛華，千帆過盡的平淡，也是萬壑千山教會我們最高級的處世哲學。
一座城市的生長，有兩個維度，一個是空間，一個是時間。
當城市慢慢長大，空間上的延續，成為建立軀體的基礎。一條條街道、橋樑、衚衕、巷子，組成筋脈與骨胳；而一座座建築、學校、教堂、店鋪，或是剛出攤兒的修鞋鋪、串衚衕的冰糖葫蘆車、甚至是街角貼手機膜的攤位，則是這個城市血肉相連的肉身。
而進入另一個時間維度，則是疊加在這個城市之上的無數座城市，記錄了這個城市成長的所有細節。一棵樹的四季生髮，一個井蓋的風吹雨打，或是一個建築的興起衰落，最後都會銘刻進這座城市的歷史。
而那座曾經是城市至高點的山，則為這個城市的心肺，源源不斷的輸送着氣脈與元神。
雖然早已不能代表這座城市，但和越來越多的摩天大廈相比，這座山，才是我心中的那個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