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一起“74名嫌犯偽造礦難，故意殺害17人騙取賠償款”的案件引發關注，昨日又曝出雲南鹽津一村40多人牽涉同樣的“盲井式犯罪”。如此駭人聽聞的犯罪，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不斷上演。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人性暴露出如此的醜惡面?有沒有辦法讓這樣的事件不再出現?
要點速讀1隨着各類福利保障、撫卹金、保險等的完善，人命已經“越來越貴”，“盲井式犯罪”可能會變得更加多元化。2人類歷史暴力減少的歷程，是伴隨着啓蒙運動擴散而發生的，減少惡行的發生人們需要觀念上的洗禮。僅靠執法、管理層面的改變，不足以杜絕“盲井式犯罪”
電影《盲井》中，犯罪者(右)騙受害者(左)認他為親戚，在礦井裏將其殺害後騙取賠償
所謂“盲井式犯罪”，指的是“將人騙至煤礦幹活，在煤井下將人殺死，然後偽造成事故、冒充死者親屬向煤礦騙撫卹金”，這麼一個犯罪手法，並不複雜，但簡單的文字描述已經反映出這一手法的殘忍。這一犯罪手法得名於2003年出品的專門描寫“殺人偽造礦難”的知名電影《盲井》，取材自上世紀90年代的真實新聞。類似手法的案子在當時有很多，如1998年徐州市公安機關偵破的震驚全國的“8.25”特大系列殺人案。有60餘人的該團伙，從1995年到案發，先後在江蘇徐州、山西省、河北省、山東省、遼寧省等地瘋狂作案，共殺死100餘人，騙取煤礦的撫卹金200餘萬元。這類案件曾沉寂了一段時間，但或是由於2005、2006兩個“礦難年”之後賠償標準的大幅提升和對生產事故的嚴厲問責，到了2007年，這類案件又呈多發之勢。
“盲井式犯罪”的目的當然是為了錢，根據近年的生產事故賠償計算標準，死者的賠償金可以達到60萬左右，這對犯罪分子擁有巨大吸引力。但不可能因為有這種犯罪手法而削減賠償金，那是因噎廢食。在不少人看來，問題關鍵在於礦難事故上報制度不完善，給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如法學專家江國華所説，“發生一起上報一起， 每一起都必須在檢察機關監督下，通過偵查確定其原因，形成安監、檢察、紀委同時介入監督的機制。”
不過這樣未必能解決問題。我們曾經在《殺人偽造礦難何以經久不絕》中分析過，導致案件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生產事故“死亡指標”，逼得企業為了達標拼命瞞報，用私了的方式“息事寧人”，對犯罪分子反而成了“激勵”。
即便從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嚴格執法，一時減少了煤炭領域的“盲井式犯罪”，這也是從“器”的層面來應付問題，無法根治。其實，“盲井式犯罪”之所以引發關注，很大程度是因為其犯罪的場景、手法很容易讓人形成鮮明的聯想並感到恐懼，本質上還是屬於“殺人騙保、騙賠償”這個大類。隨着各類福利保障、撫卹金、保險等的完善，人命已經“越來越貴”，“盲井式犯罪”可能會變得更加多元化。
光解決貧窮問題，同樣也不足以扭轉“人性之惡”
“盲井式犯罪”的作案者，主體是一些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有人説，中國農村的問題，根子都是貧窮問題，如果不是對財富有巨大的需求，不會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危險去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這種説法肯定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不能解釋全部。像昨日被曝光的這個有40餘人涉案的雲南石筍村，雖然是省扶貧辦確定的貧困鄉鎮，但真正讓部分村民走向犯罪的，是賭博。據重慶晨報報道，當地知情人表示主犯艾汪全“輸的錢，最少都有上百萬”，賭輸後便進入“惡性循環”，借高利貸。為儘快還上高額賭債，艾汪全等人就開始利用曾在煤礦幹過的經驗，做起了殺人騙賠償的勾當。艾汪全等人在當地風評非常差，“被抓的這些人基本都是不務正業的，不少人都是在外面吃喝嫖賭。”
雲南石筍村村委會門前，當地政府就”盲井“犯罪所發的公開信
石筍村肯定有很多未曾犯案的好人，他們同樣貧窮，但他們不會去賭博，更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反過來説，給艾汪全等人一大筆錢，也很可能會因貪婪、慾望而墮落，同樣走向殺人騙財的不歸路。
解決貧窮問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一個地方的環境和習氣，但“人性之惡”有很多成因，貪婪、懶惰等只是其中的幾種。比如前年北京城鄉結合部有過一個轟動一時的惡性事件：三個光背少年瘋狂毆打一名男孩，拳打腳踢、拿石塊砸、往頭上撒尿。這種做法很殘忍，但跟貧窮沒有直接關係，讓人們處於“豐裕”的狀態並不足以扭轉“人性之惡”——尤其在惡人並不覺得自己有多“罪大惡極”的時候。
在道德標尺出現偏差的情況下，人會合理化自己的惡行，改變這一點需要培育內心的“善良天使”
電影《盲井》中，有好幾個場景試圖傳達兩個殺人犯是如何看待自己惡行的：比如他們在電視上看到貪官貪幾百萬被抓的時候，會説“崩了他一點都沒問題”、“跟自己村支書一樣貪”，言下之意是自己殺了人只騙取幾萬元就不算什麼;兩個殺人犯會提起自己是為了兒子、媳婦，支持兒子唸書、家人的生活，然後就能發現自己行為的正當性;當他們打算把王寶強扮演的16歲男孩弄死騙取賠償時，會“按規矩”安排送行飯、送行酒，甚至找來妓女給男孩“開葷”，以此讓殺人行為顯得不那麼傷天害理。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道德標尺出現了偏差。按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的研究，作惡者會想方設法“屏蔽自己的道德”，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當他們犯下惡行時，起實質作用的是心裏的惡念，如《盲井》中一位犯罪者唐朝陽説的“我管他大人小孩兒呢，能掙錢就中”“誰擋我的財路，我就收拾他”，但這時候他已經不會覺得自己做得有什麼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普通人眼裏看起來非常駭人、非常傷天害理的惡行，他們自己已經完全無所謂。當一個人被“人性之惡”支配的時候，填補他的慾望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了。
《盲井》中扮演正直16歲男孩的王寶強
但“人性之惡”是有辦法扭轉的，近年備受關注的一本著作，斯蒂芬·平克的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告訴了世人抵抗邪惡的辦法：培養人們的同情心、自制力，樹立道德和禁忌，培育理性精神。這一切是需要經歷觀念洗禮——或者説觀念革命才能出現的。這正如人類歷史暴力減少的歷程，是伴隨着啓蒙運動擴散而發生的。
事實上，在電影《盲井》之中，就已經提到了這樣的因子。王寶強扮演的16歲男孩元鳳鳴身上體現出來的正直、好學、對家人的關愛，乃至對騙他的人所流露出的真誠，讓其中一位殺人犯感到了同情，最終引發了犯罪者之間的內訌，使得元鳳鳴幸運活了下來。這正是平克所強調的情感的作用。
然而，正如資深媒體人黃章晉曾經指出的，“盲井式犯罪”的地域特徵實際上源於一種特殊的社會危機，即“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完全無法融入現代社會”。具體來説，外部的繁榮已經讓這些地區無法固守原來的封閉生活，舊有的秩序土崩瓦解，但這些地區的人又沒有能力融入外部繁榮中，於是滋生出各種灰色手段。換言之，他們是被現代社會遺棄的一羣人。給他們帶來良好的法治、公平的分配秩序都不夠，農村人需要的，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觀念革命，培養他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具體的措施，需要包括更加廣泛、更高質量的教育(尤其是通識教育)，與城市文明的充分互動，民主實踐，共同建設社會財富和公共秩序，等等。
以西歐謀殺率為代表，斯蒂芬·平克指出，隨着啓蒙運動的發生，人類的惡行在不斷減少
僅靠執法、管理層面的改變，或者給農村人帶來財富，都不足以杜絕“盲井式犯罪”。扭轉人性之惡，需要培育出人們內心深處的“善良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