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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發自北京
陳佩斯老了。
眼前的他眯着雙眼，一小撮白鬍子橫在口鼻之間。他手裏端着不鏽鋼水杯，坐在窗户邊的椅子上，陽光剛好落到他的左肩上。偌大的排練廳裏，幾名年輕演員正在緊張排練幾天後將上演的舞台喜劇《托兒》。
這是陳佩斯的第一部話劇，也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2001年推出後至今演了幾百場。
在這十多年裏，他還演了《陽台》、《老宅》、《戲台》……春晚舞台上“吃麪條”的光腦袋小人物轉入話劇大舞台，但説的、唱的、演的還是老百姓的戲。
堅持做什麼和不做什麼，他心裏有譜：別人拍大時代電影時，他拍喜劇電影；相聲流行時，他搞小品；別人往電視熒幕擠，他往話劇舞台上走。後來，他開辦喜劇培訓班，招收學生，一起走到最後的同行者寥寥幾人，他知道自己難逃孤獨。
2017年夏天的一個早上，63歲的陳佩斯5點多起牀，6點吃完早餐，經過“太太審查”後，他穿着一件淺粉色的襯衣出門了，手裏握着一支牙膏和牙刷邁進排練廳。
那裏是他一天的喜劇戰場。
“等等，再來，再來”
“3，2，1，開幕。”陳佩斯坐在窗户邊的椅子上，話音落下，演員開始了表演。
“你那句‘電話佔線’是往回走兩步了才説……稍等，看不出你那氣息來”。
一名年輕演員剛講出台詞，陳佩斯打斷了他，“這表演整個是不對的，要特別積極的，你是急不可耐地要表達這句話。”他邊説邊自己演了起來。
此時，他是一個極嚴苛的導演。一個小時的時間裏，一場電話的戲，重複排了數十次。陳佩斯的目光在演員身上游移，臉上的表情隨着劇情的起伏而變化，沉醉的笑或緊蹙的眉。“這是一個動作線和反動作線的關係，你們的動作線一定是要奔着幸福美滿光明，奔着大喜悦大光明去的，這就好看了。你後面被人消解，被人欺負就好看了。”
後台排演 資料圖
整個排練大廳裏，除了演員念台詞的聲音，只剩下陳佩斯給演員説戲的聲音——
他能叫出每一個年輕演員的名字。演員氣息不對，台詞慢了，表述累贅，口型不對，節奏韻律不協調，情緒沒有表達出來，他一準噌的從椅子上彈起來，“等等，再來，再來啊。”
排練休息間隙，幾名年輕演員互相開着玩笑，陳佩斯在一旁嚼着根黃瓜，靜靜看着他們。
兒子陳大愚在《托兒》裏面扮演一家婚介所的年輕小老闆“陳曉”。當天的排練進入尾聲，陳大愚正和另一個演員對戲，父子倆因為一個位置的坐法產生了分歧。
“你應該給他騰出一個位置。”陳佩斯指着另一個演員説。
“他可以坐這邊。”
“那你也不能讓人家坐，你往那邊，讓人家坐你的位置，這個位置挺尷尬。”
“那我一會兒晚點坐。”
“也可以。”
陳大愚坐在排練廳裏的航空箱上，已經不記得是第幾次排演《托兒》。平時由他負責演員的排練，那天他嗓子不舒服，於是請父親“出山”。
“他主要沒有使勁排我，別人的問題大一些”，陳大愚轉頭對記者説，要是擱在之前，陳佩斯摳細節能摳到他的眼球。
後台排演 資料圖
平時在家裏，父子倆常聊的也是戲和表演。陳大愚是理科生，偏重邏輯思維，陳佩斯偶爾會讓他幫忙整理劇本，打字和修改標點符號，詢問他的一些想法。後來，他子承父業，也入行當了喜劇導演。
“你做演員這行，必須得非常嚴格要求自己，別人能演的東西你演不了，你就沒飯吃了。”陳大愚對這行危機感的認知來自父親，後者常説，“如果導演説你會這樣嗎？我不會，學去，而不是説我不會，不可以，有一個新人比你強一點，立馬換，沒什麼好説的。”
《戲台》演了上百場，陳佩斯還是要求演員復排再復排。
大道文化的宣傳經理付蕾每次看到陳佩斯從舞台上下來，都是大汗淋漓，“他年紀大了，但表演特別用勁兒，讓人擔心。”
“搞喜劇的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就是觀眾的笑聲。”陳佩斯有一個習慣，每次從舞台上下來，都會站在側台的幕布旁，看其他演員的演出。
“他有時在側台看，有時在觀眾席，不滿意他會抽時間告訴你。”大道喜劇院第五期的學生陳坤説。
在她的記憶中，每部戲巡演一輪下來，陳佩斯至少要看一場。“他常説一定不能糊弄觀眾，不能偷懶。”
“自我折磨”和“取悦他人”
陳佩斯做的是結構喜劇。
“不是通過搞怪的表情動作來贏得觀眾的笑聲，而是通過故事的情節來讓觀眾一步步達到發笑的目的。”學生陳坤解釋説。
2012年，陳佩斯開辦大道文化喜劇表演培訓班開始培養喜劇人才，每期選拔十幾個人，但最後留在喜劇舞台上的只剩下三四人。
在第三期學生錢雪瑩的記憶中，學生進來後的第一堂課，陳佩斯從原始人類的進化和笑行為產生的生理機制説起，“統攝笑行為的內核就是有悲情的因素存在，優劣高低貴賤的差勢存在”。
在課堂上，他給學生分析喜劇《陽台》的悲情內核。“精明人的悲情內核在哪，他相對有點笨的人，等於是殘了，因為他的聰明對笨的人來説一點用都沒有。”
《陽台》裏，某機關處長侯建設就是這麼一個人。“把他的存摺一股腦都帶走了，他的行動線就產生了，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把錢丟了，這個悲情內核是能要他命的，由此，他就產生了他的行動線，要把錢找回來呀。”
早在1986年，陳佩斯在河南農村拍《少年的磨難》的時候，他就開始琢磨這事兒。
那時，他在一條土路上拍戲，光着腳追汽車。地上都是蒺藜，夏天是綠色的，一入秋天就變黃了，跟土地顏色一樣。他一跑一扭，腳底扎滿了蒺藜。“裏三層外三層的上萬人看我光着屁股在那跑呢，別人看着覺得好笑。”
導演喊停，他一下就趴到了地上，周圍的人又笑了。他把腳上的蒺藜一個個拔下來，“圍觀羣眾樂的呀，開心的呀，都笑的不行了。”
此後，他總問自己喜劇是什麼。“這麼殘酷這麼殘忍，我當時不能接受。”痛苦了五六年，腦子裏轉不過彎兒來。“後來強撐着把那幾年的節目也都演下來了，但是心裏的那個坎兒邁不過去，認為喜劇不是一個好東西，太殘忍了。”
直到有一天，他再看卓別林的電影《城市之光》，看到掛在牆上那張翻上翻下的牀。“我想我拍一部電影，一個鏡頭要拍很多遍，他一個鏡頭拍了七八分鐘啊，一個鏡頭完成的得拍多少遍啊。”每一個技術和小的動作環節我看的很開心，電影裏的卓別林一會兒被牀彈起來，一會兒被砸下來，一會兒又掛在牆上。
陳佩斯突然意識到，喜劇是“通過自我折磨，把這先完成了，再去取悦於他人。”
這些年，研究分析喜劇理論，陳佩斯慢慢地明白一個道理，“人的笑行為從一開始就是由一個低的弱勢向強勢完成，一個表示服從，一個表示放棄優越感，用我的低姿態贏得你的優越感。一笑，就是放棄優越感的時候。”
《警察與小偷》、《吃麪條》、《羊肉串》這些早期作品時，他還不知道“悲情內核”，只知道反正有人倒黴就行，後來回過頭分析，才發現“其實裏面也有這種東西”。
最早出現在他和朱時茂的小品《警察與小偷》中。警察問小偷，你在哪兒上班？小偷答，派出所。警察問，派出所出來去哪？小偷答，去監獄。
雙方用各自慣有的語言方式去問話和回答。“我們把這叫互不干涉，兩人各説各話，才能把這誤會維持下去。這裏有個悲情內核，小偷剛從牢裏放出來，臨走還不忘偷一下警服出來，就等着那保險箱砸開了，在過年的晚上去偷，有飯吃了，巨大的悲情內核；警察看走眼了，他有他的悲情在裏面。”
從2005年的喜劇《陽台》起，陳佩斯開始在舞台劇作品當中運用自己的喜劇理論。他認為，喜劇是依據條件存在的。比如悖逆條件就是創作者找出人物的行動線，然後利用另一個事件或者情況刺激導致人物行動被迫中斷。
《好大一個家》劇照 資料圖
後來，陳佩斯將這些理論運用到電視喜劇中。2013年，他導演了一部電視劇《好大一個家》。他説自己只是想做個實驗，“嘗試我的很多喜劇的理論在電視上能不能用”。
拍攝現場，就像一場戲劇排演。開拍之前，他直截了當告訴導演組，演員和攝影，自己要的是什麼。一場戲他不滿意的時候，直接打斷，拿掉TV（監視器）。“所有的行動產生了，滿意了再用TV記錄下來。起碼我被檢驗，我能夠經得住檢驗。”
這張臉
排練廳的窗户佔了半面牆，陳佩斯倚靠在窗前，時而站立，時而坐下。除了鼻子下面的那條灰白色鬍渣和笑起來時擠出的幾條魚尾紋，他依然高大，動作敏捷，面部表情豐富。
還是那張臉。
在三十多年前的小品《拍電影》中，扮演導演的朱時茂描述過這張臉：“説句心裏話，這個演員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點要注意啊，不要對着鼻子上。對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離比較遠。”
這張臉，也曾被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歌舞團鑑定為“普通”。19歲的時候，陳佩斯報考這兩個單位都被拒絕，因為這張臉在河北河南之類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的時候，陳佩斯終於被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錄取。錄取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那張臉。
那時演員劇團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員，陳佩斯那張“長得比他爸爸還難看”的臉，恰好為他謀得一次機會。
這張臉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線，是在話劇《萬水千山》裏。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部反映紅軍長征的話劇，陳佩斯的角色是一個跑場的匪兵。
那時，他和搭戲的演員合計，跑路時一人回頭放槍，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戲劇性。因為這種琢磨勁，他後來被“提拔”去演一個俘虜兵。
俘虜兵不過幾分鐘的戲，但被陳佩斯演的活靈活現，“那時候我就覺得他與眾不同，他很有天賦。大夥一塊説笑話，他在語言上、動作上就是比別人可樂，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資。” 當時在總政話劇團、參與了《萬水千山》演出的編劇毓鉞曾向媒體回憶説。
但這張臉被觀眾熟知，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他作為一名喜劇演員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的舞台上。
在這個舞台上，他和搭檔朱時茂留下了《吃麪條》、《羊肉串》、《警察與小偷》、《主角與配角》等經典作品。不過他後來也在媒體採訪中回憶，和春晚的合作並不順利：陳佩斯熱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曾多次提出根據不同小品內容，運用視頻手段等試驗，但都沒被採納。
陳佩斯和老搭檔朱時茂合作的小品 資料圖
陳佩斯和老搭檔朱時茂合作的小品 資料圖
這個舞台成就了他，也改變了他，上了11年春晚後，陳佩斯和這個舞台決裂了。1998年他和朱時茂出演小品《王爺與郵差》後，再沒有在春晚露面。
第二年，陳佩斯和朱時茂一張狀紙將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央視全資國企）告上法庭，狀告原因是對方未經作者授權，在發行的光碟裏收錄了他們在春晚舞台表演的8支小品。
2001年底，二人勝訴。“我們不是什麼鬥士，千萬別有這麼高的説法。我們只是對錯誤的事情説個‘不’字，對自己被侵權表示憤慨和不允許，僅此而已。”陳佩斯在接受騰訊新聞採訪時説。
除了這場官司，那幾年裏陳佩斯似乎憑空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揣測和流言。有人説他被央視封殺，沒有任何演出機會，窮困潦倒，只能去北京郊區承包荒山種石榴謀生。
事實上，那片山在風波前的幾年就承包了，他在那買了院子，是週末常去的一個家，想在山林的環境下“使自己安定下來”。山上種了果樹，朋友們常來採摘，但沒靠這座山賺過錢。
陳佩斯仍然在開拓自己喜劇的疆土。
喜劇“個體户”
他説，自己走上喜劇道路，“完全是因為生活所迫。”
1991年，陳佩斯脱離體制，單打獨鬥，在海南註冊成立了一家喜劇製作有限公司。兩年後，他把公司改名為“大道影業公司”，取名“大道”是因為希望“這是一條走得通、説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蕩蕩地走下去的路”。這是中國最早集影視、製作、發行於一體的民營企業。
2001年，成為喜劇“個體户”的陳佩斯開始演出話劇。這種演出方式有點類似舊式藝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對觀眾表演，即時接受他們的反應。
“撂地能成就一個藝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經驗。”陳佩斯説。
同年，陳佩斯帶着喜劇《托兒》行走全國。那是中國話劇的低谷期，體制轉型，人才斷檔，話劇演員紛紛在外演出電視劇。陳佩斯説，無論什麼行業，堅持到最後的人都是少數，他看得開。
《托兒》在第一輪演出33場後，收回投資。大道公司官網顯示，該劇在全國巡演中“創造了上千萬元的票房神話”。至今，大道公司先後出品了8部舞台喜劇和1部音樂劇，累計巡演超過600場次，吸引了70萬觀眾進入劇場。
在上世紀80年代的老照片裏，陳佩斯打扮時髦，長髮飄飄，襯衫解兩個扣束在牛仔褲裏。如今，年紀越大，他越返璞歸真，穿長衫踩布鞋。
編劇史航曾向媒體形容陳佩斯：“他在我們眼中也許就像一個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後卻可能掛着刀和槍。”
現在的陳佩斯，除了研究喜劇，演出和寫劇本，幾乎沒有其他愛好。他的世界很安靜，每天騰出兩三個小時在電腦上寫劇本，沒事的時候寧願坐在院子裏發呆。“別人都以為，喜歡穿布鞋和中式服裝的陳佩斯很古樸，其實他很現代。”跟了陳佩斯三年的助理説。
儘管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但互聯網上關於他的文章還是不斷冒出來。這兩年，小品藉助綜藝攻城略地，出現了多檔喜劇爆款節目，但陳佩斯還是像那個身穿大褂的老和尚，入了定，穩穩地紮在舞台喜劇裏鑽研。
演出了數百場後，2013年，陳佩斯不再參與《陽台》的演出。對年近六旬的他來説，裏面人物的動作太過激烈，“我演不動了。”
《陽台》交給了他的學生，他自己專注演《戲台》裏侯班主。
話劇《戲台》劇照 視覺中國 資料
在他的演出規劃裏，有一天演不動侯班主了，他還可以選戲份較少的角色演：70歲演劇裏的徐處長，80歲扮劉八爺，“90了我就演一剃頭的，開場完我回去睡覺。”説完，他仰頭笑了起來。
那天晚上7點半，排練結束。陳佩斯的光頭上扣了一頂黑色鴨舌帽，他蹬着雙黑布鞋輕盈地邁出排練廳，和演員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幾天之後，《托兒》在劇院上演，由陳佩斯的學生們擔綱演出，台下座無虛席。
演出那天，陳佩斯並不在場。
責任編輯：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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