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被老鄉綁架並撕票,過程曝光讓人細思極恐,在加拿大留學的第七個年頭，北京男孩孫鵬被中國同胞張天一綁架，失去生命。
經商的父親把孫鵬送到加拿大讀書，很重要的一個考慮是，那是個低犯罪率的國家，治安好。可是，孫鵬卻成了一樁綁架案的受害者。
“你只有二十秒時間。”
“什麼?你，我，你讓孫鵬把我生日説上來。咱倆守信譽吧，啊?”
中國留學生被老鄉綁架並撕票 過程曝光讓人細思極恐
這不是孫蒼接到的第一個綁架者電話。但他對“20秒”倒計時仍然猝不及防，這位父親有些語無倫次，不停重複着“什麼?”
電話那端在讀秒。
“十秒鐘……八秒鐘”對方沒有再多説任何話，聲音低沉、冷漠。孫蒼抵擋不住地大口喘着粗氣。
“3，2，1。”電話掛斷。
孫蒼意識到，兒子可能被撕票了。
加拿大時間2015年9月28日23點25分。
那一刻，孫蒼已經無法換算加拿大和北京的時差，他只記得9月29日加拿大方面傳來嫌疑人被警方控制的消息，一起被發現的，還有孫鵬的屍體。
加拿大時間2017年2月21日，法官對這起綁架案做出了宣判。該案涉案至少8人，其中兩人被判刑，分別是14年和7年。
22歲男孩孫鵬生命的最後軌跡全部被包裹在異國法庭3000多字的結案陳詞裏，在中國話語體系中看似天經地義的“償命”，不適用於7723公里之外的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度。
孫蒼當年送孩子到加拿大，是覺得那裏風景優美，治安又好。但實際上，沒有什麼是絕對安全的，生命是，擁有鉅額財富的年輕生命更是。
“爸爸，我被綁架了”
孫蒼記不清他和綁架者之間通了多少次話，但他把其中6次錄了音。
第一次通話是在温哥華時間2015年9月27日晚上8點半，也就是北京時間9月28日中午12點半，孫蒼正在位於北四環的自家公司上班。
電話那端，兒子孫鵬只説了一句：“爸爸，我被綁架了，他們拿槍頂着我的頭呢!”
手機馬上被另一個人拿走了，那是一個年輕而鎮定的聲音：“我把你的兒子綁了，我要1200萬，你現在就給我打過來，不然你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緊接着接到電話的是孫鵬的母親。她正在家裏吃飯，恐怖的氣氛裏，兒子同樣只有説一句話的機會，“媽媽，我被綁架了。”
事發的前一天是中秋節，孫鵬還與家人視頻聊天，父母都念叨着，明年中秋節鵬鵬就可以在家過了。
這是一個富有的家庭，孫蒼在改革開放後做建築行業，擁有了自己的公司，積累了財富。比財富更珍貴的是他35歲那年，兒子孫鵬出生。中關村第一小學、人大附中，孫鵬自幼讀的是北京最好的學校，從小集萬千寵愛於一身。15歲時孫鵬就被送到了加拿大温哥華。在孫蒼對兒子的規劃中，從昆特蘭理工大學的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後，孫鵬就會回國繼承家業。
在北京經商多年的孫蒼有足夠的安全保護意識。選擇楓葉之國作為兒子的進修地，很重要的原因是那裏治安好，是個低犯罪率的國家。
可是在異國居住的第7年，22歲的兒子被另一羣年輕人盯上了。
遠在北京的驚慌失措的孫家人，不知道北温哥華的那幢房子裏發生了什麼。只記得在一天的時間裏，他們始終被綁匪的電話纏繞着，一邊不停重複着贖金，另一邊不停想着“兒子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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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蒼開始準備贖金。
開賓利車的男孩
在把孫鵬鎖定為獵物之前，張天一與孫鵬交集是中國老鄉、異國鄰居。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貴林市的一個社區裏，每家都是獨門獨户的小樓，孫家和張家的房子隔着一條小街。孫鵬經常開着一輛白色賓利。
如果在中國，一輛賓利車的價格多在200萬元以上。但孫蒼當時在加拿大為它支付的價錢要少得多，“家家都有車，主要是給他(孫鵬)媽媽開。”
很長一段時間裏，孫鵬的媽媽在加拿大陪讀，照顧兒子起居。
張天一則早早確定了移民的地位，他獲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並與母親、弟弟定居温哥華。2013年他們成為鄰居時，張天一21歲，孫鵬20歲。
兩個人最熱絡的接觸，是張天一去孫鵬家打遊戲。此後不久，他們的關係慢慢疏遠。
孫鵬當時的女友楊青青有點摸不清張天一的來路。每次張天一來家裏玩，總會接到來自國內的電話，電話裏談到“公司”、“生意”，雖然年紀輕輕，聽起來卻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漸漸地，孫鵬和楊青青發現張天一併未以真面目示人——與他們聯絡，他用的是微信小號，也從來不説自己在哪個大學讀書。“後來發現他不誠實，從其他朋友嘴裏證實他是在騙我們，滿嘴跑火車。”
在加拿大的張天一個性張揚，他曾告訴身邊的朋友，自己的父親是中國山西一位官員。一位朋友回憶，“他當時總説自己家怎麼怎麼有錢，怎麼怎麼牛，背景很深”。
可自稱“官二代”的張天一在温哥華有着特殊的“職業”。一位好友曾看到孫鵬開着免提接張天一的電話。張天一問，“我有一個地下賭局，可以給你一個高薪的工作，哥們兒你願不願意來?”孫鵬説對這個不感興趣，果斷給拒了。
之後為了方便上學，孫鵬與楊青青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小公寓，搬離了別墅，自此與張天一斷了聯繫。
2015年的夏天，兩人在商場偶遇，張天一主動加了孫鵬的微信，開始頻繁地約孫鵬聚會、吃飯，對這個前鄰居沒有好感，孫鵬多次婉拒。
但2015年9月27日的這次邀約，孫鵬沒有拒絕——張天一説，要給孩子辦滿月酒，孫鵬覺得這是好事，出於中國的禮節，還準備了禮物。
地下室囚禁
27日下午六點左右，他開着父親2013年買的白色賓利，從位於里士滿的公寓到了辦滿月酒的北温哥華。
極少見的，張天一在房子外面迎接他。
把禮物從車上拎下來交給張天一時，孫鵬對危險毫無察覺。他不知道，張天一的老婆懷孕39周，其實孩子還未出生;也不知道張天一那時一直在物色可以綁架的中國富人，而自己就是他與同謀選定的“獵物”。
新京報獲得了一份加拿大警方調查一年多後的該案結案陳詞，報告顯示，在孫鵬到達北温哥華的那間別墅之前，屋子裏已經藏了一些人。
除張天一外，至少5名加拿大人先後參與了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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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叫Jay，綁架的組織者。他提出了綁架富人獲取贖金的想法，並找到張天一。案發後他消失了。
還有一個人叫Hiscoe，該案第二被告，他與張天一關係緊密，介紹了張天一和Jay認識。
事實上，孫鵬不是張天一第一個綁架的目標。
根據警方的調查，張天一和Hiscoe還曾參與了另一起案子。在孫鵬案發生前三週，他們找到一個在加拿大里士滿從事貨幣兑換業務的中年男子，名叫高飛，以兑換貨幣為名，讓高飛帶着25萬美元坐進了他的寶馬X5 ，試圖綁架時，高飛逃脱。
孫鵬進屋後沒過多久，張天一就把他帶到了地下室。藏在屋子各處的其他人都出來了，他們把孫鵬綁了起來。至於是誰主要綁的他，其他不知名的人究竟是誰，當時共有多少人，截至目前，加拿大警方還未調查出明確結果。
地下室一塊塑料布的下面，蓋着兩把泰瑟槍，這種槍又被稱為“電休克槍”，沒有子彈，靠發射帶電飛鏢來攻擊目標。還有一副手銬，一個裝滿塑料收緊帶的揹包。這種齒輪狀的塑料收緊帶，只能越拉越緊，沒有辦法鬆開。在加拿大，警方把它當作戒具使用。
被拿槍頂着頭的孫鵬指望萬里之外的父母能用錢保全他的性命。
急轉直下
北温哥華和北京有16個小時的時差，兩方靠着電話線在白天黑夜裏周旋。
新京報記者聽到了所有的通話錄音，接下來的交涉不像第一次的神秘而短促，但能感受到電話那端的狠辣。
“不要報警。”
“我只要錢，不要跟我玩什麼把戲。”
孫家人先後將兩筆錢轉到對方指定的中國銀行賬户裏，一共170萬人民幣(約34萬加元)。這是警方提供的策略，讓他們不要急着把錢都打過去，儘量拖延時間，為警方鎖定他們提供條件。
孫家人只能選擇相信警察，跟綁架者説籌錢需要時間，要分幾筆錢打，對方急了，“半小時之內如果不給我打二百五(十萬)，我就割他一個手指頭。”
這幾乎是孫家人做不到的事，但與可能發生的慘狀不同的是：半小時過了，孫家人沒收到綁架者宣稱的“兒子斷指的照片”。
相反，説着中國話的綁匪，氣勢有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你覺得有問題嗎?”
“你給我個時間。”
“能做到嗎?”
贖金的數字，從七百萬變成了一百萬也要。
孫家人開始懷疑，孫蒼要求對方，匯款之前要先和兒子再次通話，聽聽他的聲音。
幾經交涉，對方終於同意。電話裏馬上出現了一位年輕男子的聲音：“爸爸救救我，你把錢打給他吧。”仍然只是一句話。
孫蒼對兒子的聲音熟悉極了，他確定那不是孫鵬。“你讓他説出他姐姐的生日。”
“這是你們的暗號，我才不會上當。”電話那端傳來憤怒的聲音。
這個時候，綁架者不再是命令與壓迫式的恐嚇，孫蒼也不再是唯唯諾諾的恐懼，索要贖金的通話變成了一場理論。
最後，索要贖金的男子給了孫蒼一個新的銀行賬户，撂下一句狠話“不打錢就要你兒子的命”，掛斷了電話。
但孫蒼並沒有記下這個銀行賬號。如果説之前，因為持續給綁架者打錢而使他們獲得了短暫的安全感，但之後一次次試圖聽兒子聲音的嘗試都受挫，一種黑洞般的恐懼開始吞噬他。他有種不好的預感——兒子可能已經被“撕票”了。
同時還有一線生機：孫家人把與綁架者的通話錄音發給了在加拿大的孫鵬女友楊青青，她立即認出了張天一的聲音。
五萬人民幣
孫蒼猜得沒錯，那時孫鵬已經去世了，他的屍體就在那輛白色的賓利車裏。
警方在結案陳詞中顯示，張天一自稱他對孫鵬的死毫不知情。
張天一通過律師描述了當時的情形：9月27日那天晚上，他短暫離開了囚禁孫鵬的地下室，到28日凌晨再回去時，只見孫鵬躺在地上，被一個綁架者用電擊暈過去了，身上用塑料布蓋着。他注意到，孫鵬已經一動不動了——死了。
從離家赴約到死亡，只有短短七個小時。
中國留學生被老鄉綁架並撕票 過程曝光讓人細思極恐
去世時，他的手腳都被綁着，頭上和臉上幾乎都被塑料收緊帶覆蓋了。屍檢報告説，他死於窒息。因為有一根帶子緊緊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但張天一説，這根帶子不是他弄的，他沒有注意它的存在。
那種鋸齒狀的拉緊帶，只要綁上去，就無法掙脱。它纏繞住孫鵬的脖子，慢慢扼住了他的呼吸。他的姐夫張泳是第一個見到他屍體的家人，他記得孫鵬的面目已經扭曲，臉呈紅紫色，舌頭外露，看起來死前經受過強烈的痛苦。
大約凌晨1點30分，張天一和另外兩個綁架者把孫鵬的屍體從公寓移到了孫鵬的白色賓利的後備廂裏，然後把車開到了北温哥華的韋林頓道900號附近。
凌晨2點之後，加拿大警方得到攔截許可，開始監聽張天一的電話。這一天張天一和他的夥伴Hiscoe通了很多次電話，他們一直在商量要如何處理留在賓利車裏孫鵬的遺體。Hiscoe又找到了兩個加拿大年輕男子，20歲的Dyllan Green和18歲的Jacob Gorelik，讓他們幫忙“移動一個包裹”。
在他們頻繁地給對方撥打電話時，那輛白色賓利已經被警方找到了。他們在那附近布控，監視了18個小時。也安排了便衣，裝作在附近跑步的行人。
韋林頓道900號附近，那輛白色賓利已經在路邊停了一整天。
29日凌晨三點，靜謐的夜色裏，一輛黑色的寶馬X5和一輛雪佛蘭先後開到它邊上。雪佛蘭的駕駛者小心地把車的尾部對着白色賓利的尾部。四個年輕男子下了車。一箇中國面孔，另外三個是加拿大人。
他們打開白色賓利的後備廂，眼前是一塊防水布，裏面包着什麼東西，結結實實塞滿了整個空間。四個人試圖抱起這個“包裹”，把它轉移到雪佛蘭的後備廂裏去。
就在這時，守候多時的警察從四面湧出，四個年輕人被當場控制。
被捕後的第二天，加拿大警方申請到對張天一家的搜查令，發現在整個案子中，他分到了9800加元，也就是大概五萬人民幣。
他們被温哥華當地媒體拍到，報道的大標題上出現了關鍵詞 “富二代”、“炫富”、“頂級名車”。而由於隔着遙遠的時空，以及孫鵬家屬的緘默，並沒有中國媒體關注到此事。
張天一的痕跡
案發後，由於加拿大法律對犯罪嫌疑人的保護制度，張天一的個人信息並未對公眾披露，連孫鵬的家人對此都不知情——他們從沒見過張天一本人，也沒見過他在加拿大的母親、弟弟，以及他口中的“官員父親”。
我們只能根據身邊朋友的講述拼湊出他的信息：他1992年5月出生，出國前在山西太原生活，曾在山西財經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短暫就讀，後來到加拿大，根據他在人人網及微博上填寫的資料，他在加拿大就讀於西蒙弗雷澤大學。
在中國的登記系統裏，他自己獨佔一户，籍貫為山西應縣，沒有同户人員。他口中的“官員父親”成謎。
在太原，他也屬於開超級跑車的孩子。一位朋友回憶，張天一在太原開的車也是百萬以上，出手闊綽。他的圈子裏，都是愛開跑車的人。但另一位校友則稱，張天一“能説會道，特別會幫人家洗腦、愛説謊、虛榮心強。”他曾謊稱能幫同學辦出國，每人收三五萬塊錢，結果事沒辦好，錢也沒退，只好逃到了温哥華。
沒人知道他在加拿大過着怎樣的日子。但通過他和他妻子李雅然的微博，可以看到他常給妻子送禮物，都是愛馬仕、LV、卡地亞等名牌。
案發後，警察上門找到李雅然，李雅然稱自己對案子一無所知。
如果説孫鵬和張天一有什麼共同的愛好，那估計就是跑車了。孫鵬跟朋友介紹張天一時提起，張天一的微信朋友圈裏都是跑車的照片。
好友李欣怡知道孫鵬喜歡車，他會去關注和談論，但圈子裏的朋友們都覺得“男孩子嘛，喜歡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