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構築安全的支付環境，是擺在無現金支付面前一個繞不開的門檻。
如果發生資金安全問題，從法律責任分配原則考慮，支付平台屬於強勢一方，理應承擔更多責任，以免其降低安全設置進行惡性競爭。
出門不帶錢包，買東西不用現金，掏出手機，掃一掃支付……對於不少市民而言，已然是生活常態。
隨着第三方支付平台近段掀起的“無現金周”“無現金日”等補貼大戰，更是助推無現金支付比例呈上升趨勢。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法學會電子商務服務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朱巍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指出，我國離“無現金社會”已經不遠，而為守住“無現金社會”的安全底線，相關立法研究也將成為今後一個時期的重大課題。
我國或成全球首個“無現金社會”
劉曉娜在北京市朝陽區開了一間不大的飲品店，支付櫃枱上放了兩張二維碼牌子，顧客可以選擇支付寶或微信兩種不同的付款方式。
劉曉娜一邊打理店鋪一邊與記者閒聊，説起以前每天除了準備食材、招待顧客之外，她還有一個必做項目，就是換零錢。“如果沒有充足零錢將客人的整鈔換開，這單生意就可能黃了。”
“那時候，每天晚上都要進行店面盤點，把當天電腦錄入的購買金額和實際付款金額對應起來。白天忙了一天，腦子都是木的，經常算錯，每次都要對好幾次賬才能算清楚。”劉曉娜説，光這些時間就要耗去一個多小時。
算完賬，劉曉娜還要把這些紙幣撫平、碼齊，有的很破舊，還要積攢下來抽空去銀行換新。更讓劉曉娜頭疼的是，有時還會收到假幣。“客人一多，難免粗心大意，收到假幣只能自認倒黴，這樣的事情要多了，我這店不賺錢不説，恐怕還得倒貼。”
如今這樣的狀況有了很大變化，顧客付錢基本都用手機掃碼付款，劉曉娜的手機發出“滴”的一聲提示音，就代表顧客完成了付款，她只要對一下手機記錄，就一目瞭然，也不用找零、晚上盤點了。“今年生意還不錯，多虧了無現金支付給我節省了大量時間精力，我可以將這些時間和精力用在打理店鋪上。”
“現在我出門經常不帶錢包，因為不管大到幾千塊錢的電器，還是小到幾塊錢的零食，一個手機就搞定啦！”一位排隊買東西的女顧客告訴記者。
記者又隨機走訪了北京10餘個規模類型不同的商鋪，可以無現金支付的商鋪佔了絕大多數。無現金支付的推廣，給商家帶來了不少好處，也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現金使用越來越少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調查報告》顯示，截至去年12月，我國在線下實體店購物時使用手機結算的比例已達50.3%，即使在四五線城市，這一比例也分別達到43.5%和38%。
有報道稱，2016年我國移動支付規模約38萬億元人民幣，是美國的50倍，在全球遙遙領先，並預測10年後我國或形成全球第一個“無現金社會”。
我國已處於無現金支付第二階段
在朱巍看來，無現金支付就像是支付領域的革命，是一種全新的支付方式。我們可以將無現金支付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使用銀行信用卡消費，第二個階段是移動支付，可以手機掃碼付款；第三個階段是人臉識別、指紋識別、虹膜識別支付等，也就是不需要手機之類的移動設備，只要識別人體特徵就能夠在任何商場、銀行取錢或消費。
“我國正處於無現金支付的第二個階段，在信用卡支付沒有完全普及的狀況下，反而一躍進入了移動支付時代，超過了不少歐美國家的普及速度，這有點類似彎道超車的感覺。”山東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院院長、山東經濟學會常務理事董彥嶺打了一個比方。
有業內人士指出，我國能夠以移動支付為突破口，在全球率先找到實用的支付解決方案並迅速普及，也給他國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模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對於無現金支付帶來的好處，董彥嶺指出，無現金支付節省了紙幣的印刷、發行、清點成本，壓縮了假幣的流通空間，並有效減少了搶劫及偷盜犯罪。
“增加在商業消費、交通出行、公共服務這三大層面的移動支付比例，有助於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讓時時消費成為現實，降低了社會貨幣交易成本，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輕鬆便捷。”朱巍指出。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補充説，由於移動支付可以查詢交易痕跡，解決了很多經濟糾紛，對行賄受賄等有關的各類違法犯罪行為也起到了遏制作用。
與此同時，對於無現金支付發展的困境，專家也進行了分析。
有業內人士指出，由於移動支付對網絡高度依賴，而我國移動支付發展速度太快，各地區各部門對“互聯網+金融”和推進“無現金社會”建設的認識程度、重視程度和推進力度差異較大，造成在不同地區和人羣中發展不平衡。
在朱巍看來，無現金支付需要一套十分完善的移動支付系統，這是替代紙幣虛擬化的基本前提，包括支付工具、對接設備、網絡系統、安全保障、金融機構等眾多環節，這些對技術要求較高。
董彥嶺指出，不同年齡層的人對無現金支付的接受程度也不同，大部分中老年人出門買東西不帶錢感覺不踏實，並且也掌握不了複雜的技術，推廣自然存在難度。
“最讓大家關心的莫過於安全性問題，能否構築安全的支付環境，是擺在無現金支付面前一個繞不開的門檻。”許浩指出，這是我國無現金支付能否繼續向前邁進的決定因素。
立法規範三大環節守住安全防線
“我手機被偷了，裏面還有好多錢呢。”一大早，北京市民張雅玲就接到了父親的電話。
仔細一問才知道，早上老人在遛彎的時候手機被偷了，支付寶和微信等APP應用內有2500元錢，還綁定了兩張儲蓄卡和一張信用卡，卡里存着他的退休金。這可把老人急壞了，生怕被不法分子盜用。
張雅玲立即打電話給銀行，將3張卡凍結，將APP內的錢轉移到別的賬號，同時打電話給移動公司，預約換卡事宜。一通忙活之後，資金終於保住了，但張雅玲的父親卻仍然心有餘悸：如果晚幾個小時發現，小偷破譯了手機密碼，用小額免密支付功能將錢盜走，豈不是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了。
其實，這樣的問題困擾着很多人，尤其是無現金支付被引入公共服務之後，如何解決帶毒二維碼、平台監管漏洞、盜刷金額追回等問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我們應注意到，手機本身具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因為掌握了使用者的大量信息，這些信息暴露越多，對個人財產的威脅就越大，將移動支付與手機綁定，必然要考慮這種風險因素。”許浩分析指出。
“其中涉及三個問題，即怎樣做好前期預防、誰來承擔相應責任、如何補償消費者損失。”徐浩強調，應當將這三個問題理清，並在立法上加以規範，因為如果這三個重要環節不落實，安全性只能是浮雲。
小額支付注重效率，大額支付注重安全，掌握這個基本原則後，徐浩建議，通過立法明確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責任義務，支付平台提供服務的時候，對安全問題的掌控比客户更透徹，因此在移動支付產品研發時，就要考慮防範並及時阻斷不法交易，比如，設置提示性功能，在支付功能異常時切斷當下交易，利用大數據驗明正身，非本人操作不予執行等，將消費者的安全隱患降到最低。
董彥嶺認為，如果發生資金安全問題，從法律責任分配原則考慮，支付平台屬於強勢一方，理應承擔更多責任，以免其降低安全設置進行惡性競爭，倒逼它們重視安全問題，自覺減少問題漏洞，起到正向激勵的作用。
“可以在其使用移動支付之初，推廣資金被盜保險賠付業務，用低成本化解高風險，讓保險業務成為兜底選擇，不失為一個解決之道。”徐浩建議。
董彥嶺説，還可以採用一些個人防範手段，手機被偷誰也不想發生，但是可以在被偷之前，提前做好防範措施，爭取一定的時間保護個人財產，比如手機加密、設置複雜的賬户密碼、及時到銀行備案等，盡到個人注意義務，減少財產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