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環保官員用棉紗堵空氣採樣器，在空氣監測數據上做手腳，這起轟動一時的案件有了最新進展，幾名環保部門工作人員被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追究刑事責任。這個罪名讓很多人感到困惑，為什麼不是和環境污染相關的罪名呢？…[詳細]
要點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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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數據造假層出不窮，但是追責不易，遑論追究刑事責任。追究破壞計算機系統罪填補了空白，有着很明顯的開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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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罪名確實和環境污染、官員造假有隔閡，應該更加系統性地對環保數據造假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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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追責還不夠，還應該解決誰來監測，誰來監督的問題。
追究破壞計算機系統罪填補了空白
為了應付考核壓力，降低監測數據值，西安環保局長安分局和閻良分局的工作人員都分別對監測系統動起手腳，利用棉紗來堵塞採樣器，同時對自動監測系統進行干擾。（詳見話題《棉紗堵住空氣採樣器，這樣的環保監測還有多少》）
環保數據造假層出不窮，但是追責不易，遑論追究刑事責任。而根據華商報的報道，監測點造假，在全國屬於首例，案發時法律法規如何來追究，屬於空白地帶。無論如何，這次的公訴都具有非常巨大的法律意義，體現出打擊環保數據造假行為的決心。
樓頂的空氣採樣器，用棉紗堵上之後，數據自然明顯走低
但是確實和環境污染、官員造假有隔閡
不過，破壞計算機系統確實和環保數據造假之間存在着非常明顯的鴻溝，多少有勉強之處。如前文，因為對於這種非常奇葩的造假缺乏對應的處理辦法，案發之時，一些專業人士都很迷茫。在去年10月的人民法院報上，還有論者建議增設環保監測數據徇私舞弊罪。終於，在2016年年底，兩高專門出台了《關於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總算給出了依據。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實施修改參數或監測數據，干擾採樣致使監測數據失真的，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論處。強令、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以上行為的，同樣構成該罪。
儘管大家想到的破壞計算機系統基本上是和植入木馬、攻擊服務器這些聯繫在一起的，不過在應用中，這個罪名確實有擴大化之處。如法官俞小海2015年發表在《交大法學》上的一篇論文所述，實踐中，通過降低“後果嚴重”的標準和擴大對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之解釋，使得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具有極強的適用力，呈現“口袋化”之趨勢。
這可能也會導致認定上的困難。如，在華商報的採訪中，有法律專家指出，環境監測數據失真，確係違規，但“後果嚴重”無法判定。
破壞計算機系統和環保聯繫在一起，確實有些隔閡
的確，怎麼來判定這個破壞計算機系統的嚴重後果呢？監測數據是向社會實時公佈的，造假會誤導大眾的判斷，可能降低大家的健康防護措施。同時，這個數據也是用來做官方的月報、年報，用來輔助做政策方面的判斷的，造假的數據影響到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但是，這些都是跟環保有關的，而和計算機系統及其外延其實關係很小。
環保數據造假很猖獗，應該有系統性的追責路徑
環保數據造假情況之嚴重，涉及範圍之廣泛，都經常為有識之士所擔憂，一些信息也讓人不斷地刷新認知。企業造假，官方監測點造假，空氣數據造假，車檢數據也造假。而此次的案例，嘗試追究刑責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進步，但是也顯示出相關法律體系的不完善。
今年4月初，江蘇省環保廳法規處的朱德明發表了一篇名為《數據造假：為何法律強硬而案件偏少？ 》的文章，很有見地地指出了當下環保數據造假的問題。其實，追究官方監測點還算好的了，企事業單位還要更難追責，文章指出，“當前為數不多的數據弄虛作假案件，也主要針對的是污染源自動監控的，並沒有純粹的企事業單位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情形。”實際上，針對數據造假，應該有非常系統的追責，從取證到處理，從罰款到拘留，從行政處罰到刑事追責，每一步都該有相應的對策，銜接起來構成體系。也唯有如此，才可能真的全面而系統地扭轉數據造假問題。
追責之外，更重要的是，誰來監測誰來監督？
華商報的記者在事發一年之後探訪了兩個涉案的自動監測站。記者作出瞭如下的結論：“ 一個是敞開式的大學校園，一個是廢舊廠房，空蕩蕩無人。兩個場地根本談不上安全管理和防護，社會閒雜人員、無業人員或其它圖謀不軌的人員，破壞起來實在是太容易。”
閻良監測站，通往樓頂的大門由兩扇木門把守，鎖已經起不到任何作用，兩扇門是用一塊破布綁着。圖：華商報
自然，儘管追責有用，但是還不夠。之前的話題已經指出，最好是請真正的第三方機構來監督，這樣可以擠掉水分，如山東省環保廳自己就曾揭露過家醜：過去，空氣質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報，全省達到了95%。在實行購買社會第三方服務之後，該數據降低為66%，擠掉了29個百分點的水分。
此外，讓利益相關的民眾來監督，也是個好法子，比如杭州推行的“陽光排污口”，公示牌寫清楚排污的標準、監督電話等信息，市民可以用PH紙檢測，發現與公示的標準不同，便可以打投訴電話。
杭州的陽光排污口，讓關心環保的民眾皆可監督
結語
追罪顯示出打擊環保數據造假的力度和決心，非常鼓舞人。但是，面對異常氾濫的環保數據造假，該有更多、更成體系的動真格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