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位於重慶市墊江縣桂溪街道的一户外運動場，市民挑燈夜戰正鍛鍊。重慶15分鐘健身圈助力市民強身健體。視覺中國供圖
新冠肺炎疫情起伏的這兩年，我像很多人一樣，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出行，儘可能地在住所周邊解決日常所需。所以，在我住的小區生活3年後，我才第一次去了社區醫院，逛了有幾百個攤位的菜市場，還發現了一個剛剛竣工的城市公園。
也許是城市太大，選擇太多，我們似乎很少將對生活的期望寄託在小小的社區裏，相反，我們更願意體驗和享受大城市帶來的豐富性，這也是最初吸引我們留在城市的原因之一。
但突來的疫情，讓“身邊”的日常變得重要起來，社區作為城市的基本單元，作為“服務居民和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里”的價值，日漸凸顯。不久前，由52個城市共同發佈的《“15分鐘社區生活圈”行動·上海倡議》強調，社區要與市民日常生活規律相銜接，實現空間與人的活動相對接，有效分配公共資源，發揮服務效率，激發後疫情時代新的低碳生活方式。
“15分鐘社區生活圈”簡單説，就是以15分鐘步行範圍為空間尺度，配置住房、公共服務、工作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功能和設施。這個概念在2014年就被提出，2019年11月，自然資源部正式啓動了《社區生活圈規劃技術指南》的編制工作。
平均而言，15分鐘的步行距離大約在1公里，這是一個對普通人而言，從物理上和心理上都“易於抵達”的距離——不需要特意早起去換乘公交；不需要特意安排一天往返圖書館；不需要堵在路上只為了去逛個公園。因為“不需要特意安排”，所以這些設施與功能，可以隨時隨地嵌入日常生活。
2017年，美國公共用地基金會及國家休閒與公園聯合會等組織也曾聯合發起過一項“10分鐘公園計劃”。該計劃倡議，生活在社區中的每位居民都應該擁有一座步行10分鐘內可達的公園。根據當時的數據顯示，約有1/3的美國城市居民無法在離家10分鐘的範圍內抵達一座公園。
“10分鐘”也好，“15分鐘”也好，反映的是人們相似的訴求。曾經以功能劃分的高效運作的現代城市，漸漸背離人們最初對它的嚮往，人們被城市“驅使”着選擇生活，有時候人倒成了城市的附屬品。如何跨越資本的誘惑，把享用的權利交付給每一個人，是當下城市規劃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但這也正是在城市裏生活了幾千年的人們所一直在做的努力。
“‘社區生活圈’的提出正是城市規劃設計思路的轉變。”自然資源部國土空間規劃局副局長李楓認為，“傳統的小區是以人口規模，也就是我們經常説1000個人要配多少資源來安排公共服務設施的，帶有一定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分配特徵。‘社區生活圈’，是以需求為設計導向，既體現了物質空間的設施圈、環境圈，也體現了感知空間的鄰里圈和社交圈。”
我猜想，不少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和我一樣，下班後回到住所，常常是大門一關，很少和鄰里發生什麼關係。因為缺少交往，所以和鄰里產生摩擦時，會下意識地採取一種防衞的姿態。而在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看來，只有較強的身份認同和相互瞭解，才能為社區帶來安全和秩序感（《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有別於傳統社區在物理上空間上創造社區感，現代社區有可能依據數字技術拓展更多的公共空間，尤其在疫情發生的地區，線上社區為居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務。強烈的社區意識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居民，也為該地區創造更大的潛力。
只是，線下的公共空間依舊不可替代。對於很多現已存在的社區來説，將來面臨的最大問題大概就是缺少可用的公共空間。改建或是騰挪都難免要經過多方博弈，不過，這也並非全是壞事。在之前提到的“10分鐘公園計劃”的實施過程中，人們意外地發現，在原有的城市秩序中闢建新空間時，政府、開發商、規劃師、市民等多方主體曠日持久的談判與交鋒，從某種意義上，也為彼此的協作提供了一種可能——不但促進了社區與外部關係的協調，同時推動了社區內部居民間的熟悉與理解，為下一次的協作提供了經驗。
除此之外，對於一個良好社區的期待，除了我們“想要什麼”，還有我們“不想要什麼”，比如那些經常被投訴的“擾民的KTV”“遍佈狗屎的街心公園”。如何在現有的秩序上做減法與調整，對於正在各地進行的城市更新，或許同樣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作為“15分鐘社區生活圈”行動的發起者，上海市在2035年的總體規劃中提出，建設“宜居、宜業、宜遊、宜學、宜養”的社區生活圈，努力推動實現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希望這一設想成為每一位城鎮居民都能享有的生活。
鄭萍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