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賈平凹因為一段言論遭受外界的猛烈批評。在新書《極花》的發佈會上，賈平凹説：“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極花》取材於賈平凹一個老鄉女兒被拐賣的真實經歷。它講述了女主人公被拐賣到西北小山村後飽經摺磨，在獲得公安部門解救後卻因無法忍受旁人的冷嘲熱諷，選擇重新回到被拐賣的地方的故事。
有人認為賈平凹將鄉村凋敝的失落凌駕於女性的不幸之上，更有甚者認為他在為拐賣婦女辯護，是“直男癌”。也有人批評他對鄉村的眷戀和固執情懷是一種自相矛盾而荒誕的行為。
對此，賈平凹感到頗為委屈。他説《極花》寫的就是拐賣婦女的苦難，批評者是斷章取義。對於農村問題，他認為自己是懷着兩難的心情中寫出一種社會的痛和人性的複雜。他因此得出教訓：“在以後被採訪時要看看稿子，以免被斷章取義、被片面理解。”
賈平凹真的委屈嗎?
以拐賣婦女為題材的電影《盲山》，講述出女大學生白春梅被拐賣至某法盲山區，多年後被解救的故事。
城鄉矛盾以前不是，以後也不是問題
《極花》揭露的是城鄉矛盾問題。在文學上，它是二十世紀以來特有的一個問題。
對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古典文學而言，鄉村和城市之間的矛盾沒有顯露出來。雖然城市遠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成型，從漢代班固的《兩都賦》到西晉左思的《三都賦》，再到唐代駱賓王的《帝京篇》，歷代文人都有對城市的繁華進行過鋪張詳盡的描述，但城市並沒有強大到能夠改變鄉村的結構和狀態，文學上城市只是鄉村的一個從屬。“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等田園、山野的生活，才是中國古代文人一直以來的主題。城市沒有對農村造成威脅，它們彷彿天然一體地存在於中國的農業文明之中。
20世紀初期，隨着現代意識的覺醒，中國文人終於意識到了城市生活正在不斷地侵蝕着鄉土生活，他們記憶裏的鄉村在一步步地消亡。於是，以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邊城》為代表開始，對鄉村的敍述成為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學的主流。
城市化改變着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以巨大的破壞力衝擊了鄉土文明，城市在方方面面改變了農村，城鄉矛盾尖鋭起來。大量農村的青壯年進入城市，讓家鄉成為一個個的“空心村”;出現在農村或者城鄉結合部裏的“殺馬特”，是對城市生活的一種拙劣模仿。
毫無疑問，城市終將“戰勝”鄉村，綿亙了百年的鄉土文學也將走向衰亡。《中國文情報告(2012-2013)》指出，2012年的長篇小説中，傳統意義上的鄉土小説已經很難找到了，更多的是描寫城鄉交叉地帶的城鎮生活的作品，舊有的鄉土文學寫作開始走向終結。
作為固守在商洛大地的作家，賈平凹的作品也不斷地反映着這些變化的現實。早期的作品如《商州初錄》傳達着對變革中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歌頌着傳統生活的樸素與單純。從《土門》之後，他的創作開始關心現代文明對於農村造成的巨大沖擊，批判城市對鄉村文化的侵蝕。
在《極花》的後記中，賈平凹寫道：“……可還有誰理會城市奪去了農村的財富，奪去了農村的勞力，也奪去了農村的女人。誰理會窩在農村的那些男人在殘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層開着的不結瓜的謊花。或許，他們就是中國最後的農村，或許，他們就是最後的光棍。”
隨着城市化進程，中國將有越來越多的“空心村”現象
並不存在一個值得懷念的農村
中國目前經歷的，是有些其他國家已經經歷過了的變化。對於早已經完成工業化的英國而言，鄉村與城市的對立也常常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
在《鄉村與城市》中，英國文化學者雷蒙·威廉斯考察了從封建時代到20世紀早期的文學作品，他發現英國社會和文學中常常簡單地把過去的鄉村稱為“快樂的英格蘭”、“黃金時代”，但當代的鄉村並不是這樣一個樂園，於是將當下農村的悲慘景象歸因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現在’被體驗為一種張力，在此張力之中，人們用鄉村和城市的對比來證實本能衝動之間的一種無法解釋的分裂和衝突。”
威廉斯批評這些鼓吹“黃金時代”的做法為詐騙，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顯示出昔日的英國農村充滿了苦難，相對於城市而言，農村既不等同於落後和愚昧，也不是充滿歡樂的故園。城市與鄉村不是文人筆下簡單的對立，相反還應該是一體的。誠如農耕文明在大自然中發展起來，城鎮也是作為農業秩序本身的一部分發展起來的。
因此可以説，農村的凋敝其實是不存在的，過去的農村只會比現在的擁有更多的苦難。對於農村過去秩序的留戀，不僅是不必要的，更可能是荒謬可笑的。
根據沈從文《丈夫》改變的電影《村妓》，黃蜀芹導演，1994
比關心凋敝更重要的，是關心人性
簡單地描述社會的變化，而不加以人性的考察，無法成為一部好的作品。賈平凹其實也有這樣的意識，希望在兩難的心情中寫出社會的痛和人性的複雜。他説：“現在不是一味地反對城市或一味地否定農村，應該有健全的意識!”但單從《極花》來看，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莫言的英文譯者葛浩文在2014年曾提到中國文學的問題，他説近十多年來，中國小説在美國、英國等英語世界不是特別受歡迎，出版社不太願意出中文小説的翻譯，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銷活動。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作家缺乏耐心，趕着要把小説送出去發表或急着要出名;更重要的是，中國小説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敍述是以故事和行動來推動的，對人物心靈的探索，少之又少……
即使是相較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作家，現在的作家也缺乏必要的深度。沈從文的《丈夫》描述了城市對鄉村侵蝕後倫理道德的扭曲。來自於窮鄉僻壤的年輕女子“老七”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在船上賣身。她的丈夫卻並未有強烈的反感，直到他去探望時，妻子的變化和生活讓他感到卑微而屈辱，經歷了幾次心理的掙扎和轉變，他“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無法撫慰丈夫的老七，最後毅然決定跟丈夫回鄉。
文史學者楊早認為，《丈夫》的價值，不在於直接書寫鄉村的“目前墮落處”，而在於它寫出了墮落後的掙扎，未曾脱貧的夫婦對鈔票與物質的棄絕不顧。沈從文的《丈夫》描寫了“城市之惡”，同時在《蕭蕭》中也批判了“鄉村之惡”，“秉持對人性的尊重與解放，作家的使命是批判一切的醜惡，而不論它來自城市或鄉村。”楊早説。
賈平凹在《極花》中表達了對農村破敗的哀婉與痛心，城市化對農村的掠奪的質疑。然而，真正該做的是保持對人性的好奇，特別是在這種時代的變化下，對人性細微變化的探討，這樣的工作在《極花》中太少了。因此他的深沉悲憫只是空洞、紊亂而廉價的一種情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