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英國密集釋放對中國的惡意。英國《泰晤士報》8日，報道稱，供職於十幾所大學的約200名英國學者正遭到調查，原因是他們涉嫌在不經意間“幫助中國政府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對於這一無端指控，劍橋大學等涉事大學予以否認和反駁。
（《泰晤士報》：數百名英國學者因與中國武器方面的聯繫而受到調查）
報道聲稱，這些學者涉嫌違反嚴格的出口法規，該規定是為了防止高度敏感項目中的知識產權被移交給“敵對國家”。如果被發現違反“出口管制令2008”（Export Control Order 2008），這些人可能面臨最長10年的監禁。
一位消息人士向《泰晤士報》透露，英國政府正準備向多達200名英國公民發出執法通知。他們就職於十幾所英國大學。這些人被指“涉嫌向中國輸送世界領先的軍事技術研究，如飛機、導彈設計和網絡武器”。英國安全機構擔心英國的知識產權落入中國手中，幫助中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泰晤士報》的另一篇報道中，關於該事件有着更為詳盡的介紹。報道稱，英國一家名為Civitas智庫專門對此進行了研究，點名劍橋大學、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等與中國大學及軍事相關企業有往來。
（《泰晤士報》：英國税務海關總署指責英國大學無意中協助中國軍方）
對於這一指控，劍橋大學表示，其所有研究都“受制於道德約束和出口管制法規”。帝國理工學院也在接受英媒採訪時説：“科學是一項全球性事業，我們為能與世界各地的學術界和工業界同行合作而感到自豪。”
近來英國頻頻向中國釋放惡意，在香港、新疆、南海等涉及中國內政的問題上，英國給予中國香港公民“英國海外國民護照”（BNO），炮製出關於新疆“強迫勞動”的謠言，還鸚鵡學舌説什麼“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甚至一直威脅要將航母派到南海……
在國際合作領域，倡導建立“民主十國”， 還想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對話”機制。這還不算英國一些政治力量和媒體在疫情、華為等相關問題上的主動發聲，主張對華示強。
最近的一次是在當地時間6日。在下議院辯論中，兩名被英媒稱為“高級政治人士”的議員，自民黨領袖艾德·戴維和工黨議員克里斯·布萊恩特，聯合敦促英國政府和英國奧運協會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聲稱“正在中國西部發生的種族滅絕證據確鑿”。
艾德·戴維措辭強硬，號召英國和全世界都必須站出來對抗北京。
他還特意提到倫敦的一個歷史污點：
英國體育明星曾被用作別國的宣傳工具。比如1935年，英格蘭足球隊曾被指示做出“納粹禮”的姿勢。
一邊通過類比納粹污名化中國，一邊借翻舊賬警告英國政府不能對北京手軟，艾德·戴維可謂心機頗深。
同為議會下屬的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成員的布萊恩特，則稱聯合國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列明的5類種族滅絕行為，“新疆均有發生”。
英國變了，但這不是今年才突然發生的。英國對華態度的變化大約開始於2018年，隨着脱歐進程的推進，這一變化逐漸明顯。
去年的疫情更是凸顯了對華態度的轉變。疫情沉重打擊了英國社會。過去24小時英國新增確診病例18262例，累計確診近400萬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1萬，英國是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同時，像特朗普説的“中國病毒”在英國有一定市場，不少英國人甚至相信“5G基站傳播新冠病毒”這樣的荒謬言論，並搞出火燒5G基站的鬧劇。
拙於內政的約翰遜政府選擇逞強於外，接連對華示強，試圖轉移國內不滿。
其次，是中美博弈和脱歐的雙重影響。維持英美特殊關係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美國也是英國的第一大貿易和投資夥伴國。
脱歐後，英國對美國既有外交需求，它希望維持自己的“西方核心國家”的定位；也對美國有經貿需求，它需要從美國拿到談判自貿協定的政治承諾。而且，英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已明確，只有服從崛起的美國，才能維護自己的國際利益。即使在1973年加入歐盟後，它也一直是歐盟內最親美的國家。
美國之前對中國採取了激進政策，英國緊密跟隨，甚至走得更遠，也就不奇怪了。最重要的是，對自身的“世界大國”定位，是英國制定內外政策的基本依據。
多數民眾和精英希望脱離歐盟，就是認為英國是世界大國，所以不能任由法德主導的歐盟擺佈；英國是世界大國，所以能夠在脱歐後自立於大國博弈之中。
現實卻是，不管它脱歐與否，在一個美國、中國和歐盟主導的世界中，英國不再是大國。
英國當然很不甘心自己在大國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怎麼獲得更多存在感成為它主要考慮的事情，甚至不惜把心思花在玩技巧、耍花招上，不時靠碰瓷、加塞來彰顯存在。名為“帕夫羅夫”的俄網民諷刺説，英國官員現在還認為自己是當年的大英帝國，準備像發動鴉片戰爭那樣迫使中國屈服。但現實是，中國早已強大起來，與中國對抗，英國將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