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黃浦區160街坊裏的一幢小紅樓，因施行平移工程而成為新聞關注點。
“2020年12月18日上午，黃浦區160街坊保護性綜合改造項目B樓平移儀式在項目現場舉行。隨着推杆開啓，B樓緩緩移動，開始了第一階段平移之旅。”新聞報道説。
黃浦區160街坊即“江西中路-福州路-河南中路-漢口路”圍合，內有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行政大樓（A樓）和原工部局衞生處小樓（B樓）兩幢老建築。“B樓”靠漢口路一側，門牌為河南中路280號，4層砌體結構，建築面積約2100平方米，體量不大，外牆清水紅磚，俗稱“小紅樓”——這是一幢見證上海公共衞生管理體系建立，見證上海市民衞生健康習慣養成的歷史建築，在上海城市公共衞生事業發展史上有着重要影響和地標意義。
1947年《老上海百業指南》上的小紅樓位置
工部局行政大樓確定的街區圍合設計方案，保留街區內小紅樓，拆除河南路巡捕房和救火站
【“公共衞生”理念傳入上海】
在中國，“衞生”一詞自古便有，但主要指的是“養生”，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健康、清潔、防治疾病等含義相差甚遠。1843年前的上海縣城內建有“縣醫學”，由一名中醫兼任“醫學訓科”，算不上專門的公共衞生管理機構。公共衞生，是伴隨近代科學技術發展而逐漸興起和形成的一門新學科。它以環境衞生學、流行病學、衞生防疫學為基礎，為防止各種傳染病襲擊，構建符合人類居住的生活環境，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
1843年後，不少外僑醫師來滬辦醫。從時間上説，上海租界的公共衞生管理，在1854年工部局成立之後逐漸起步。工部局是一個具有政府職能的機構，負責公共租界的行政事務，包括公共衞生事務，下設多個執行具體任務的“股”“處”等工作部門。衞生處就是工部局的幾大主要部門之一。
上海租界公共衞生管理是從抓環境衞生開始的。工部局警務委員會負責街道環境整潔，巡捕不僅要管社會治安，還要兼管道路清潔，以後拓展到路燈管理、碼頭和民宅的垃圾清運等。1861年9月，工部局設立了第一個專職衞生管理人員，英軍退伍炮兵軍士詹姆斯·卡萊爾擔任公共租界衞生稽查員，對有把垃圾傾倒在宅前街道習慣的居民（主要是華人）進行處罰。1868年工部局任命了第一位肉類稽查員，對市場進行食品衞生檢查，一旦發現病獸肉、死獸肉，立即報告巡捕房總巡，予以沒收銷燬以至處罰。以後稽查內容擴展到公共菜場、牛奶棚、食品飲料的衞生管理。這一時期的租界公共衞生事務，決策權在警備委員會，巡捕房執行落實。租界居民有相關訴求，就向巡捕房尋求處理。
1870年，工部局將公共衞生方面的年度經費預算提高到1.5萬銀兩，並任命租界內開業醫生、醫學博士愛德華·亨德森（E．Henderson）兼職“工部局外科醫生及醫官”，年薪500元。亨德森兼職衞生官達27年之久（期間於1896年由泰勒·格蘭特醫生接任一年），1897年離任時，在租界公共衞生管理方面做出不小努力。但囿於人員設置簡單、經費相對不足、分工不甚明確等困境，上海公共衞生管理尚處於雛形階段。
1898年初，工部局正式設立專職部門“衞生處”。此前，工部局負責環境清潔和傳染病預防職能的機構，先後有糞穢股、清潔部、醫務股、公共衞生股等，但衞生官均為兼職，管理權限分屬於警務、工務、醫務等多個部門，缺乏統籌和系統性。而專門設置衞生處，是上海公共衞生史重要轉折點，標誌着上海獨立的衞生行政管理機構自此開端。此後，租界公共衞生管理全面鋪開：一系列衞生制度與規範制訂出台，公廁、垃圾箱等各項公共衞生設施大批建造，衞生防疫、食品衞生、環境衞生、衞生統計等方面逐步實現常規化、制度化、體系化管理。而上海市民也在公共衞生管理制度、技術和方式的正向示範和反向刺激下，逐漸接受了現代公共衞生理念，養成個人健康衞生習慣，文明程度明顯提高。
這一切，都被衞生處小紅樓所見證。
工部局衞生處為市民種痘
1898年3月，來自英國的公共衞生專家阿瑟·斯坦利（A Stanley）醫師到任衞生處首任處長。斯坦利是英國皇家學院、皇家公共衞生研究所、防疫研究所等組織的會員。與亨德森博士一樣，他的醫學知識，進一步推進了租界公共衞生的有效管理。
1918年初夏，西班牙大流感傳染到上海，並於同年10月和次年3月再度侵襲，造成相當數量的市民感染。有人推測，流感可能是從四川路上的美國學校開始傳播的。當時上海的各種英文報紙如《大陸報》《北華捷報》等紛紛發文，提醒市民做好個人防護。斯坦利處長撰文認為，佩戴口罩是最為簡單有效的預防感染的辦法。他督促市民外出務必戴上口罩，並避免前往人羣聚集的地方。他還向市民們推薦了兩種口罩：一種是較為輕便的“舊金山口罩”，四層紗布，6×3英寸大小，用帶子繫於耳朵上；另一種是在“東北鼠疫”中立下大功的中國醫生伍連德發明的“伍氏口罩”。
斯坦利處長任期至1921年卸任。其在任期間，正是近代生物學和細菌學大發展時期，“病菌致病論”逐漸取代了“瘴氣致病論”。公共衞生管理的關注點，從消除“穢物”、改善外在環境，變為尋找和對抗病菌。這一時期，上海租界除原有的公共衞生管理舉措大多得以延續外，針對致病病菌的管理措施，更多出台並執行，現代公共衞生管理體系更趨完善。然而，處於衞生處長職位上的斯坦利醫生，在實施公共衞生管理過程中，時常受制於法律權限的缺乏，經常面對公共管理與私人利益之間的博弈、因華洋衞生觀念不同而引發的華洋衝突。原因在於兩方面：一方面，租界的公共衞生服務，主要上是保護租界僑民的生命健康及商業利益；另一方面，華人對西方醫學技術尤其是防疫措施也抱有歧視和不信。
但畢竟也是在斯坦利處長在任的23年間，1900年和1904年分別開設了華人隔離醫院和外僑隔離醫院，對猩紅熱、白喉、鼠疫、霍亂等急性傳染病患者進行隔離治療，同時還建立了癆病施診所、癆病療養院，治療肺結核病人。1904年，衞生處接管外僑公墓和火葬場，完整保存下1865年以來的外僑死亡登記冊。1905年設置衞生稽查員11名，檢查屠宰場、菜場、公墓及租界環境衞生狀況。1912年，工部局衞生處設立16個衞生分處（後增至17個），由衞生稽查員負責，檢查、監督轄區內衞生狀況，宣傳公共衞生知識。
1912年至1921年是上海疫情史上值得注意的時期。公共租界由於採取及時的防禦措施，堅持長期檢查，租界區內幾乎未再發現有傳染病的老鼠，消滅了淋巴腺鼠疫。上海扶輪社主席霍蓋特（H.Hogete）1925年評價説：“在我看來，上海工部局衞生處是遠東最好的衞生處之一，在中國自然是最好的。在過去的10年中，我去過中國18個省中的16個，也訪問過遠至孟買的亞洲每一個大的港口。當我回到上海的公共租界時，我經常有一種安慰、愉快的自豪的感覺。” 從總體上評價，斯坦利處長任期內推出的一系列創新創業舉措，為發展上海租界公共衞生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工部局衞生處組織開展市民衞生知識宣傳活動
【究竟是誰建造了小紅樓】
關於小紅樓，目前還有兩個待解之謎：一是誰設計的，二是何時建成的？據瞭解，項目公司也尚未掌握準確的史料記錄，只籠統説是“建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為解此謎，我藉助一些史料及志書，做了一次推理之旅。
首先，從老上海地圖上尋找小紅樓。小紅樓俯視平面呈“凹”字形。在1866年《上海英租界圖》上，該街坊內建築多且密，但同一位置呈現的，並非“凹”字形建築。此後出版的地圖，該街坊只標明“工部局”“巡捕房”字樣，未畫出建築平面輪廓。包括1898年《新繪上海城廂租界全圖》，標註為“英巡捕房”和“申報館”，並無“衞生處”。直到1910年《上海市街圖》，才在同一位置出現“凹”字形建築平面圖。據此，首先將衞生處小紅樓的建造時間，框定在1898年之後至1910年內。
其次，從小紅樓的建築風格上推斷。小紅樓清水紅磚牆、紅瓦頂，連續券窗，二三四層朝南主立面有外廊，具有顯著的英國安妮女王時期復興風格特徵。這種風格的建築，在外灘地區留存較多，特舉5例：圓明園路97號安培洋行、滇池路100號仁記洋行和110號業廣地產、漢口路50號大清銀行、四川中路126弄滬寧鐵路局……仔細研究上述5例建築，發現兩個共同點：一是均建成於1908年，二是均由通和洋行設計。
工部局衞生處辦公樓與通和洋行設計的上述5幢辦公樓，建築風格如此一致，是當時的流行風尚？還是存在某種隱秘關係呢？進一步研究後，我發現它們之間確實存在着一條人脈連線。
英商通和洋行，由建築師布蘭納·阿特金森（Brenan Atkinson）獨資創辦。阿特金森從18歲起就在上海最早成立的建築師事務所有恆洋行就職。在1884年至1894年的10年中，與有恆洋行主持人金斯密爾合作設計了張園安愷第大樓，1894年辭職獨自創辦了通和洋行。
1898年，也就是工部局衞生處成立的那一年，工部局工務處建築師達拉斯（Arther Dallas）被阿特金森拉入夥。達拉斯1860年出生，15歲即在工部局測量員辦公室工作。1889年，測量員克拉克辭職回英國養病。董事會內部對接替人選有三種意見：一是從本部門內提升，達拉斯已在此工作了14年，是合適人選；二是發招聘廣告，從中國、日本和英殖民地的申請者中挑選；三是面向全球招聘。董事會討論後認為：“對工部局最實用的人應來自英國。他因非常精通作為一名工部局測量員所需要的工程、測量等部門的業務。至於可能缺乏有關中國人的知識以及和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等方面的缺點，只要是具有一般聰明才智的人，將是很快就可以克服的。”最終，來自英國的梅恩獲得測量員職位。為安撫達拉斯，董事會對梅恩到任前的辦公室工作作出如下安排：達拉斯以代理測量員的身份履職，每月薪酬為自己的一半加克拉克的一半；梅恩到任後，達拉斯的年薪增加為2000銀兩，然後每年增加100兩，到2200銀兩封頂。
達拉斯沒有接受這樣的安撫，而是跳槽加入了通和洋行，與阿特金森組成新的通和洋行，使通和洋行業務迅速擴大。陳從周、章明主編的《上海近代建築史稿》介紹，通和洋行“是當時上海影響最大的建築設計機構，幾乎包攬了早期英法租界當局和清政府的大部分公共建築的設計。……設計工程，基本上沿襲西方古典建築的細部，用了煩瑣的裝飾，逾到後期逾趨向於豪華。”達拉斯是上海工程師與建築師學會會員、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會員，擔任過中國建築師學會副理事長。而阿特金森於1907年41歲英年早逝，未能見到上述安妮公主時期風格的辦公建築落成。因此，工部局衞生處辦公樓的設計及建造，不能排除達拉斯的人脈因素和通和洋行的影子。
然後，從小紅樓使用的清水紅磚推斷。據《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志》載：“1843年後，上海黃浦江濱和附近地區開始建造大廈，修築馬路，中國傳統的青色土磚小瓦已不適應這些近代建築的需要，各磚瓦企業相繼仿製西式機制的紅磚和連環式平瓦。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上海先後開設浦東機制磚瓦廠和瑞和磚瓦廠，建下抽式方形和圓形窯，用機器製造紅磚、紅瓦和耐火磚等產品，供現代建築之需。”《上海近代建築史稿》中直截了當指出：“1900年以後出現了全部用機紅磚砌築的建築”。據此推斷，小紅樓建造時間進入1900年代。
第四，從工部局行政大樓建造歷程中判斷。早在1875年，工部局就已購置了160街坊的一部分土地，“建造了救火站、巡捕房等”，未知是否同時建造了小紅樓。至20世紀初期，工部局的管理職能不斷擴大，但辦公地點較為分散，部門間交流與配合不甚方便，並且辦公場所破敗、設施陳舊，影響着掌管“模範租界”的工部局形象。1904年，工部局首次提出擴大辦公場所規模的建議，並計劃將該街坊的土地全部買下，以建造集中辦公的新大樓。1910年，工部局董事會對新大樓的設計提出要求：滿足中央巡捕房、中央救火站、衞生處、萬國商團司令部和訓練廳使用，“保留現有3幢永久性建築物”。在1912年12月完成的四份入圍設計平面圖上，“現有3幢永久性建築物”用英文名稱標註為巡捕房、救火站、衞生處及其建築平面圖形。在這些設計圖上，新大樓的衞生處辦公室及職員宿舍位於漢口路西端，在二層建一天橋與小紅樓連通。
綜上所述，基於上述現有資料的研究與推斷，小紅樓以英國安妮女王時期的建築風格，疊合着建築師達拉斯的設計影子；機制紅磚作為建築材料，建築年份區間在1900年至1910年。當然，這兩個推斷是否成立，還有待於直接的史料予以確證，在此拋磚引玉。
2018年4月時的160街坊（照片來源《從工部局大樓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樓》一書）
【閲讀外灘建築打卡小紅樓】
1922年下半年，工部局行政大樓竣工。衞生處也從小紅樓搬入對面的新辦公樓，內設行政、化驗、醫院、衞生四股。據1931年《上海小藍本》公佈的工部局大樓內機構的信息，“衞生處：漢口路16號，電話：13051”。
工部局各處科陸續遷入新大樓，庭院內的3幢保留建築仍在繼續使用。不過，《申報》1922年11月17日報道工部局新大樓開幕時説：“就以租界發達之情形論，河南路工部局舊屋不久當有改建之必要云云。”這似乎在提醒大家，根據當初的設計方案，巡捕房、救火站需要為河南路拓寬讓路。1935年中央捕房（今福州路185號公安局大樓）建成後，位於福州路、河南路轉角的老巡捕房已經拆除。考慮到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隨之引發的世界局勢動盪，工部局已無力再興土木，原設計中的圍合建築終未實現，160街坊亦未能完成街區的圍合。
幸運的是，衞生處小紅樓改用做職員宿舍而得以保留下來。原救火站建築拆除後，一些已婚消防員將家安置進小紅樓，成為消防隊宿舍。（在此備註：工部局消防隊於1920年從義務服務的志願性質全部改為僱傭性質，人員全部實行職業化、薪酬制。）
2014年，160街坊項目啓動時，小紅樓的居住環境充滿了市井煙火氣息，隨後進入人員動遷、房屋整修階段。雖然小紅樓尚未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但項目實施單位外灘老建築公司在考證其歷史底藴後，決定將其作為歷史保留建築進行原址保護修繕，再現風貌、重塑功能。此次實施平移，是為原址的地下空間工程施工讓出位置，原址地下工程完成後再移至原位。12月18日開始的平移，整體向東平移32米，12月26日已順利平移到臨時停靠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停留期間小紅樓還將整體頂升0.421米，把因周邊地面變動而掩蓋的精美石材底座展露出來，更好恢復原有風貌。
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失，格外注重公共衞生習慣成為人們生活常態的特殊時期，小紅樓平移工程為我們進一步挖掘上海公共衞生歷史價值、明晰建築與城市歷史的關聯環節，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契機，也讓“閲讀外灘建築”文旅項目有了一個新的打卡點。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來源：作者：潘逸華